从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一直到清代，中国多数朝代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主要推崇的是儒家的圣人之道，仁礼统一，礼乐一体，以及德政结合的理论原则成了主流思想，儒家的思想文化属于古代王朝主流的意识形态。当然，在一些历史时期，也出现过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挑战，比如，魏晋之际玄学的兴起，借老、庄理念来抨击孔、孟，学术界思想界曾迎来比较开放自由的局面，而正是这种开放，使得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有了进入中土的机会，佛教东传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股新潮流。 虽然说经过唐朝的韩愈等儒学继承者，以及经宋时朱熹等理学家通过对儒学的发挥，使儒学重新占据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抑制了佛学的影响力，佛学思想难以成为主导，但是，佛学进入中土的影响毕竟引起了中国的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从南朝梁武帝时开始，佛教中国化便迈开了步伐，达摩继承了迦叶的佛学观念，把佛学理论传至中土，他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初祖，禅宗虽然有关于“西天二十八祖”的传说，但禅宗真正的理论源头当是达摩的佛学理念。
达摩在中土传播“二入四行禅法”，即“理入”和“行入”，所谓的“理入”强调的是：“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妄归真，凝注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因而要“坚定不移，不随他教。与
道冥符，寂然无为”，说的是人人可自证正如本性。所谓的“行入”包括“四行”，即：“报怨行”，主张还清宿债，无有怨言。“随缘行”，主张随遇而安，不做无谓挣扎。“无所求行”，认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法行”，求性净之理。达摩开启了禅宗发展理论的源头。
达摩（剧照）
之后，禅宗经慧可、僧粲、道信的发挥，一直至五祖弘忍，典型的中国化佛教理论逐渐孕育成熟，而惠能得到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了东山法脉并建立了南宗，弘扬“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标志着中国化佛教理论进入了成熟形态。惠能的禅宗理论不仅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引起了中原皇室的尊重和重视，皇室屡次迎请惠能进宫，并为其建寺造塔。特别是经过滑台大云寺的“无遮大会”之后，通过对南北是非问题的辩论，慧能的“顿悟门”奠定了曹溪禅在禅宗的重要地位。百年之后，曹溪禅已成禅学不可替代的主流理论，禅者已非曹溪不足以谈禅，“凡言禅，皆本曹溪。”（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
禅宗的发展以及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既推动佛学中国化进入了成熟阶段，同时，也产生了对传统中国哲学的巨大挑战，而六祖慧能的偈言：“菩提本非树，明镜不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阐明了与传统哲学大不一样的哲理观念。于是，慧能的《坛经》等佛学著作便被士大夫们所重视，禅宗在中国思想界盛传开来。
惠能画像
佛教大约于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土，东汉年间为初期的传播，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适应中国文化并尝试着与中国文化相交融，玄学的兴起以及老庄思想的影响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理论上的呼应，在上层仕宦中，人们借助于老庄对佛教进行解释，而佛教也在不断翻译和解释之中，与老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相融合，一方面是外来佛教成功在中土立足，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征服和改造了佛教。这是一个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教义相感相契，互相融合的过程，当时的思想界，以老庄阐释佛教，以及佛教借助老庄而传播，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佛教是延续玄学、老庄的理论环节，也是曾经起到与儒学抗衡的思想理论。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弘传达到鼎盛期，成了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思潮。而之后的佛教哲学和佛教教义基本上是对隋唐时期佛教的继承与发扬。
中唐之后，佛教的影响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安史之乱”后，士大夫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他们是追求建立“功业”的，进取心强，大都有干成一番事业的理想，曾经的大唐兴盛给他们以极大的信心，都想能在官场有大作为，像李白那样的诗人，也满脑了有
做大官的念头。可是，中唐以后，在战乱的冲击下，他们已经淡忘了“贞观盛世”，冲淡了理想，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宦海沉浮，是朝中权贵的倾轧以及皇室与藩镇豪强的角逐，此时，士大夫们不再想“兼济天下”了，他们只想能退而“独善其身”。中唐以后，士大夫们虽然有时也谈论着治国平天下，但多是言不由衷，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在内心里，他们更兴趣的是以闲适的心境来体验安愉的生活。士大夫的心境变了，由积极“入世”的进取心态转变为在尘世追求享乐的“出世”心态。而禅学的盛行正好适合于他们的心态。
之前，士大夫们的基本理念是坚持儒学的德政理想的，倡导积极“入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与责任，很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抱负，甚至常常有为坚持道德理想而“杀身成仁”的豪气，而且，为了实现这“兼济天下”理想，士大夫们非常重视内在修养，想以“修齐”来实现“治平”的宏大目标。所以，坚持“吾日三省吾身”，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崇“内仁外礼”规范，满满的是“内圣外王”的士人理想。
可是，“安史之乱”后，世道变了，风气变了，信仰变了，心境也变了，尽管仍不离官场，但已不再兴趣积极“入世”，尽管不一定想“出家”，但却想在尘世中实现心境“出世”，士大夫尊重自己的内在心境，不再执着于实现“内圣外王”之道。
显然，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审美兴趣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由原来对于对于“仁义”“德行”“德政”和“道义”的推崇，转向了对个体心境体验的重视，审美不再重视那些讲“仁义”表“道德”的诗文礼仪，而是尊重个体内心表现的艺术作品。禅宗的理论适合了士大夫的这一要求，适合于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要求。而王维的诗画的出现便是这一审美思潮的典型表现。王维参禅悟道，以庄入禅，精通于以诗、书、画、乐来表现禅意，他有“诗佛”之称，其诗禅意盎然；他被称为南宗山水画之祖，其画空灵静寂，富有禅学妙趣。王维的诗和画倍受有“出世”想法的士大夫所推崇，是田园诗和禅意画的代表作。
王维诗境
比如，王维的《辋川集》被人称为是 “字字入禅”诗歌佳作，禅意渗透至王维的诗作中，王维到了晚年，更是以禅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他所创作的诗充满了禅意。在他的诗歌里，山谷、钟声、苍松、翠竹、清溪、青苔、莲花、鸣鸟、树影……，都成了清净空灵的心境的表现，禅意幽远。在《辛夷坞》中，王维吟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枝条上的辛夷花，于寂静的山中独自绽放，鲜红的花萼十分绚丽，她们自开自落，花开时无人欣赏，凋零时无人叹息，只在乎自我表现。这种审美趣味是以往的审美观念所不欣赏的，而王维却赋予这样的诗以独特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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