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毅军 任元娜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5年第6期
宋毅军 任元娜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7年12月10日，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等职。在此前后，协助等，冲破“两个凡是”， 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这里专写协助等对共和国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平反做出的突出贡献。 积极推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上，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提出：对有些遗留问题， 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即是一例。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发布以后，涉及其中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认定为“叛徒集团”，他们的家属、亲友、部下都受到株连、迫害。
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等及其亲属再次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1977年11月11日，当事人孔祥祯致信中央，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自己怎样两次给狱中传达中央指示，以及薄一波等人出狱经过作了详细说明。
这时，“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经批转到了中央组织部。王其梅，当年22岁，出狱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和张国华等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王先梅在申诉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要求落实党的政策。
12月25日，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接 着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977年12月31日，看到批示和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派中组部一位副局长到王先梅家，传达批示和的嘱咐。王先梅及其子女都表示感谢中央的关怀，并提出应该重新对王其梅做结论。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广泛反响和连锁反应，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接踵而至。
但是，有的负责人认为，“六十一人”问题是经过和党中央批准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曾参加“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个别负责人甚至说：“‘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批了的！”
对此，说：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在向中央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错误结论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再次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也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随即指定干审局同志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表示：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笔者注）抓得紧紧的，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他还安排专人抽空看望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与“六十一人案件”有关人员交谈，同时研究申诉材料，调阅相关档案，走访李葆华、王鹤寿、王从吾等并请他们写出书面证明材料。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强调：“”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报告》指出，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2月16日，中央发布《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众广泛传达。
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明确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因为1945年筹备中共七大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是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在对此审查后做出了“这是由党决定的”，“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
督促对陶铸、王鹤寿等人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
1933年5月，陶铸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捏造罪名、残酷折磨，于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陶铸妻子曾志致信，要求复查陶铸“叛徒”问题。说去年10月前后就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请求“秉公直接过问”。
对此，非常重视，第三天就写信给并叶剑英、、李先念、，并转送曾志的信。他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等圈阅了这封信。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王鹤寿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曾6次被国民党逮捕，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严重迫害。
1977年12月31日，致信，“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向中央“写几句话”，说说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即写信给并叶剑英、、李先念、，并转送给他的信。信中说：“王鹤寿是七七抗战、国共合作时，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王鹤寿到七七抗战出狱时为止，在他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以后，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坐牢。最后一次坐牢时，敌人已设立反省院，王鹤寿拒绝进反省院。审查七大代表时，就当时所有材料看，认为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为此，提请中央考虑，“可否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必要时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本人调到北京当面核对”。等圈阅了的信。李先念批示：“先到北京看病好。”于是，信又由于建议转到了中组部，又是由担任部长的亲自过问处理。
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以陶铸、王鹤寿为例，指出：“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要求结束这种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认为专案组所管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组部，由中央
组织部复查。
关于彭德怀问题，指出：“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于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同志的一次伟大的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的重要发言，立刻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在发言时还做了几次简短有力的插话。当谈到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还提出彭真、杨尚昆等人的问题也应复查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在谈到康生问题时，说：“康生问题，不要组织专案组，这个名称不好，可由中央组织部组织人审查。”
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
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各大报刊都在头版显著位置予以刊登。广大干部众反应强烈，纷纷表示热烈拥护。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