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原创揭秘
作者：李 虹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3年第12期
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首次发表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此词一经发表，便在人民众中广为传诵，至今经久不衰。在世时，为何不以其特有的“毛体狂草”手书此词，为世人留下墨宝？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那么真的从未书写过此词吗?笔者的回答是“不”。于1930年手书过此词，而且是原创。笔者有幸鉴赏过这幅作品（见图，原件为民间收藏）。手稿为用毛笔行草书写在印有“广盛”字样的19行（竖行）信笺纸上，纸张微黄，尺寸为270mm×205mm。现将此手稿敬录如下，以飨读者：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七作于吉水县 ”
此手稿最有价值的信息是“落款”，由此透露出此词创作的确切时间和地点。1962年首次发表这首词时，作者注明的创作时间是“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月几号呢？无人知晓。创作地点又在何地呢？作者未
予说明。后来注家、学者既有永丰说，又有美陂说，还有“马背哼就说”，就是没有吉水说。现在这两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创作时间为1930年7月17日，创作地点为从汀州北上樟树途经的吉水县境内。再就是弥补了此词未留墨宝的缺憾。
下面，笔者想简略回顾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并谈谈读后感。
1929年，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首先自美国始，逐渐发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这场危机，重创了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各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摆脱这场危机，帝国主义各国对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对外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进行更加疯狂的掠夺。这无疑加剧了世界的动荡，酝酿着革命的风暴。 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场危机中无法避免成为列强瓜分利益的对象。美、英、日等国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纷纷寻各自的代理人，造成新军阀割据的局面。蒋介石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府，实行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众的反动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工农大众生活难以为继，城市小资产阶级处境每况愈下，民族资产阶级则逐渐陷入破产半破产的窘境。
中国革命之火正在大地上燎原，这是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能感受到的。但中国革命正确之路在何方？这是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袖当时颇感困惑的难题。通过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而拓展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完成了两年来他对中国革命正确之路的理论探索，破解了这道难题，并递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这集中表现在1930年1月5日的那封著名的党内通信中，即新中国成立后编入《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篇历史性文献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一言以蔽之，即以乡村为中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非常遗憾，由于当时在党内所处的政治地位不高，而他的理论没有机械照搬马列原理，没有被不折不扣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委员会接受，他有时要违心地接受中央的错误指令并痛苦地去执行，还要耐心地说服他的战友尽量减少损失并力争实施自己的战略意图（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才得到根本转变）。可以说，在此之前，的心情常处于郁闷状态。中国共产党选择并认识自己的领袖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决定。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支部负责人当然只能由共产国际确定。而的出身、学历、背景等因素，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共产国际遴选中共支部负责人的视线之内。 红一军团衔中央之命由汀州北上的这次行军，对来说，是违心的，因而是痛苦的。5月中旬爆发的国民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是一场狗咬狗的新军阀大混战。国民党
新军阀忙于混战，无暇顾及弱小的共产党和红军。这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乘虚扩大工农武装、拓展农村红区域的绝佳时机，可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却错误地判断形势，仍以“城市中心论”为出发点，认为国民党新军阀就要垮台了，要求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变红军游击战为红军攻坚战，变红军战略防御为红军战略进攻，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提出极具蛊惑性的口号“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命令领导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命令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从2月26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到4月3日《中央关于红军的当前任务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从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到6月15日《中央致四军前委信》，直至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都是一个要求：进攻，再进攻，向中心城市冒险进攻。并要求成立党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组织全国的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典型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对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极大。所幸的是，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 应该说，对于李立三等人制定的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朱德是自觉进行了抵制的。
为贯彻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了红四军。但直至6月19日，、朱德才在福建进行“长汀整编”，将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6月22日，、朱德才违心地签发
《由闽西出发向广昌集中的命令》；6月28日，红一军团由福建长汀出发，7月9日才推进至江西兴国；7月11日，、朱德才做出“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决定，然后由兴国移师北上。由此可见、朱德的态度是消极的，行动是迟缓的。正如若干年后朱德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采访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除了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滕代远后来著文回忆说：“当时，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是同志，总指挥是朱德同志。同志是坚决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的。他不同意去打南昌。可是，一军团的少壮派（指年轻的干部）却仍然主张要去打南昌，只有朱德、罗炳辉等少数年纪较大一点的同志拥护同志不打南昌的主张。”（滕代远：《袁州、罗坊会议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
这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反映出作者对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无奈与消极抵抗。这首词与作者年初所填《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两词有相同之处，都是表现红军行军画面，但心境明显不同。前两首小令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愉悦的心情：“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因为前两次行军都体现了的战略意图，他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而这次行军是违背意愿的，是被动的，未来是叵测的。整首词呈现出一种悲愤苍凉的意境。作者把敌
人比作传说中扶摇直上的鲲鹏，暗喻其强大，虽“腐”更“恶”；红军纵是神话中擒妖降魔的“天兵”，但既“弱”又“小”，手持万丈长缨也难缚巨鸟。尤其是结尾处“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个“悲”字，画龙点睛，神来之笔，作者把悲怆之情渲染到极点。作为战略家和统帅，已经预见到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前提下，红军以攻坚战强取敌人中心城市必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恶仗。即使暂时掠得一城一池，红军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以卵击石。不愿目睹自己亲手缔造的红军遭受重创，又不能抵抗中央的错误指令。在这种两难的窘境下，怎么办?答案是：从汀州向长沙。去做甚？答案是：与红三军团会师。这似乎不违背中央的指令，又易为战友们理解，更能有效地保存实力。这是经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战略抉择并被历史再次证明是正确的。两支红军劲旅会合后将形成铁拳，将变全局劣势为局部优势。这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指导思想。笔者认为，、朱德做出“进略樟树”决策是真，“窥袭南昌”意图是假。7月24日，红一军团歼灭敌军第十八师两个营后占领樟树，然后西渡赣江，向北进军攻下高安、上高等十余县。红一军团两个纵队于8月1日近抵南昌，隔江向洪都城国民党守军鸣示威（既可虚张声势吓唬敌酋蒋介石，又好向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有个交代）。做佯攻状虚晃一后，红一军团在、朱德率领下掉头西行，踏上了与红三军团的会师之路。○
责任编辑 潘 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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