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派的诗歌理论
中期宋诗派在翁方纲主学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追求，其核心是不俗与变脱，其主旨则是反对拟古，锐意求新。他们的理论家是何绍基(1799－1873)。
何绍基是道州(今湖南道县)人 ，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至四川学政，著有《东洲诗文集》。他在《使黔草自序》、《与汪菊士论诗》等文章中提出的一套见解，可以视为中期宋诗派的文学纲领。
何绍基在理论上很有一股锐气和魄力。他反对依傍古人，力求自立。在《与汪菊士论诗》中，他说过一段颇有见地的话：
学诗要学古大家，止是借为入手。到得独出手眼时，须当与古人并驱。若生在老杜前，老杜还当学我。此狂论乎？曰：非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小草为大树所掩也，不能与天地气相通也。否则小草与松柏各自有立命处，岂借生气于松柏乎？记得随园有云：与其做总督衙门的门上，自然不如典史衙门的官主。此语却有理。止是小小官主，也不是容易做
的。
在当时的诗坛上能讲出这样的话，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他鄙薄唐诗派的拟古陋习，讥之为“优孟衣冠”，声明“做人要做今日当做之人，即做诗要做今日当做之诗”，强调诗歌应随着时代一起前进。郑珍也说：“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并讽刺那些泥古不化、以摹仿为能事的作品是“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
“不俗”二字是道咸年间宋诗运动的立命之处，也是何绍基诗学理论的基点。何为“不俗”？何绍基解释道：
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高松小草，并生一山，各与造物之气相通。松不顾草，草不附松，自为生气，不相假借。
—— 《使黔草自序》
何绍基将为人处事的道德情操与“自为生气”的诗学理论融合起来，强调无所依傍，自立于世，
鼓励诗人们发挥艺术的独创性。他的“不俗”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的变脱上，主张“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在《符南樵寄鸥馆诗集叙》中，他讲得更为具体： 不变则不进，不脱则不成。从此摆尽窠臼，直透心光，将一切牢骚语、自命语、摹古语、随便语、名士风情语、勉强应酬语，概从刊落，戛戛独造，本根乃见。
由此可见，何绍基的所谓变脱，主要是指语言风貌的变革，即舍去陈言套话，代之以具有个性彩的新鲜语言。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何绍基陷入了困境。他一方面承认“考据之学，往往于文笔有妨”，同时又强调“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并把读经史和治考据视为写好诗文的要诀。这样，他的求新求变的锐气就不得不打了很大的折扣。以学问求不俗，以考据求变脱，其结果只能导致艰涩险怪、诘屈聱牙的艺术趋向，削弱诗歌的审美效果。他还主张写诗应“温柔敦厚”，“要扶持纲常，涵抱明理”，这显然是一种十分陈腐的观念，反映了中期宋诗派维护封建正统的政治立场。宋诗派诗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敌视太平天国革命，从这里也可以到一点答案。
道咸年间宋诗派的理论实质上是二元的。从思想倾向上看，他们因循守旧，奉儒家诗教为
正统；而在文学主张方面，他们又要求有所变革，试图力破唐诗余地，开辟新的展示诗人个性特征，具有“自以为气”的艺术天地。在创作上，他们一方面强调“要说自家的话”，“不假生气于古人”，一方面又用经史考据来框定诗人的文思和风格，限制诗人的创作视野。他们的文艺观并没有脱出儒家的“文以载道”的藩篱，其思维方式也未能突破传统的模式。他们企图在维持正统诗坛的既定格局的前提下，来一些修修补补，而不敢、也没有想到去触动传统诗歌的基本框架。所以，道咸年间的宋诗运动实质上是一次带有稍许改良彩的诗歌运动，这是清代诗人们为挽救古典诗歌而作出的又一次努力。经过数十年的坚持，他们也的确在诗歌园地里开辟了一角天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并影响于后人，但他们在艺术上始终未能步入更高的境界，这是令人遗憾的。
宋诗派的诗歌创作
理论上的多元化必定导致美学追求的多向发展，何绍基的二元化诗论也使道咸年间的宋诗运动呈现出双向的美学趋向：一是循着宋诗派理论的基本指向，追求艰涩勾棘的学人风度；二是顺乎诗歌发展的总趋势，以清新俚俗而富于生气的语言，着力表现诗人的自我，追求独特的诗人风格。这两种美学追求本是互相排斥的，但它们又同时并存于中期宋诗派
的几乎每一位诗人的创作之中，反映了儒家传统诗论的向心力同诗歌内部发展规律的离心力之间的冲突。
这两种并行发展的美学倾向，较早表现在祁寯藻（1793—1866）的作品中。他是山西寿阳人，字叔颖，又字淳甫、实甫，号春圃，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著有《亭集》。他比程恩泽稍晚一些，也是中期宋诗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为诗师法杜甫、韩愈、苏轼。陈衍将他的《题亭集》和《自题亭图》诸诗推为宋诗派的典范：称赞这些作品是“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石遗室诗话》）其实这些诗或杂以考据，或故作闲隐，均非上乘之作。他的艺术上的特在于以平易朴实的语言刻划山川的雄奇谲幻，如“山水亦何奇？奇观乃在峡。一水划地开，两山逼天插。弯环三十里，势若剑入匣”，（《雨中舟宿峡山寺下晨谒旷公》）“凤滩滩水秋益壮，一滩一丈落天上。上犹牵輓下如坠，前船后船不相望”（《舟下凤滩》）等。《纪事》诗描写一身怀绝技的老人降伏豪霸恶少的故事，个性鲜明，情节曲折，富于传奇彩。
以编练湘军起家的曾国藩（1811—1872）也是宋诗派的一员主将。他写诗学黄庭坚，曾不
无自矜地说：“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也说：“湘乡出而诗皆宗涪翁”，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宋诗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曾国藩的早年之作较有价值，《里胥》和《哭少时同学某》等少数作品揭露了下层官吏的横征暴敛及其对老百姓的无端凌辱，对被欺凌的弱者表示了比较深切的同情。更多的作品是抒发了他年轻时的寂落抑郁之感，流露出急于出人头地的愿望：“兖兖台省无相识，纷纷时事了不闻。门外车马何隐辚，独立阶下看浮云。”（《题毛西垣诗集后即送之归巴陵五首》之五）其政治上的勃勃野心也时而闪烁可见：“散发狂歌非关醉，枯株兀坐未是痴。手撮黄尘障河决，自有幻想非人知。”（《感春六首》之一）“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小池》）他为诗时有雄厉劲峭之气，少萧疏恬淡之作，多发议论，极少模山范水，在中期宋诗派中自成一格，但语言的表现力不够，诗中缺乏鲜明可感的形象，作品显得平直和粗疏。
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宋诗运动的美学追求和创作成就的，当推何绍基、郑珍二人。
何绍基是一位名士，他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而且通经史，擅律算，精于鉴别金石
书画。他与出将入相的祁寯藻、曾国藩不同。祁寯藻久历官场，为诗循规蹈矩，难免有圆滑、矫情之处；曾国藩以武事起家，征战南北，其诗中自有一股杀伐决绝之气。同他们二人相比，何绍基就算一位比较典型的士大夫诗人 。所谓“无他高妙，只是本而已”，（引自《近代诗钞》）正是何绍基诗文的基本特。
何绍基为诗出入苏黄之间，受苏轼影响更加显著。他挚爱山林，常常将真挚浓郁的主观感情融汇于艺术客体之中，使诗中自有一股明丽流畅的书卷气和狂放不羁的名士作派。显示了豁达旷逸的胸怀，兹以《爱山》和《逆风》两诗为例：
诗人爱山如骨肉，终日推篷看不足。诗人腹底本无诗，日把青山当书读 。我今半载湘之阳，峰回嶂揖相扶将。岚光翠艳如雨，飞来洒我征衣裳。转忆缁尘深似海，山水情怀百无在。自知面目已垢淹，却对青山自惭悔。诗人爱山不住山，岂知山意殊所悭。白云送客过江去，青山终古慈悲颜。
《爱山》
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蓬。老夫不为青山，何事欹斜白浪中？
《逆风》
何绍基还以类似民歌的笔法写了描述水灾惨景的《溪水恶》和讽刺佛教的《普贤向西》，后者流露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焦虑。最能体现出他诗歌的另一种风貌的，是《望雪同子毅作》一诗。这首诗描绘山中风雪，设想奇特，造语险怪，风格瘦硬冷峭，读来野气森森，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当然，他也写了一些费力甚巨而诗味甚乏的学问诗，以及一些泛泛的应酬诗。
郑珍(1806—1864)也是一位追求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他是贵州遵义人，字子尹，晚号柴翁，道光丁酉(1837年)举人，曾官荔波县训导。郑珍一生坎坷，贫愁终身，他局促贵州一隅，在偏僻的山乡渡过了绝大部分时光，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他是道咸年间宋诗派中唯一一位大量从事农村题材创作的诗人。在艺术上，他不盲目摹拟古人，反对绮靡诗风，有“评诗要到清静境，绮语不许污秋痕”（《柏容种菊盛开招赏》）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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