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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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估妊娠期及产褥期女性的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发生风险,明确风险因素,并予以针对性预防,为探索妊娠相关VTE风险评估及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根据2015年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会(RCOG)妊娠期及产褥期静脉血栓栓塞疾病诊治指南推荐量表,对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孕检分娩的2344例孕妇自早孕期进行妊娠及产褥期VTE风险评估。
结果:2344例孕妇中,低危组(0~2分) 2284例(97.44%),中危组(3分)44例(1.88%),高危组(4分及以上)16例(0.68%)。高危因素中前三位分别是年龄≥35岁(494例,21.08%),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后(189例,8.06%)和卧床保胎≥3天(171例,7.30%)。研究队列中已分娩877例,对其进行产褥期VTE风险评估,低危组750例(85.22%),中危组84例(9.58%),高危组43例(4.90%),高危因素中前3位分别是择期剖宫产(214例,24.40%),年龄≥35岁(170例,19.38%)和体质量指数≥30kg/m2(14
zyzq4例,16.42%)。3例患者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率1.28‰),其中2例出现在妊娠期,1例出现在剖宫产术后。
结论:我国孕产妇发生VTE的高危因素不同于西方国家,遗传因素少,高龄、卧床保胎、剖宫产术等高危因素多。按RCOG评分标准,产褥期VTE评分≥2分者占30.67%,因此完全参照国外指南标准是否适合我国人尚需进一步研究确认。
妊娠期妇女血液处于高凝状态直至产褥早期,加之孕晚期增大的子宫压迫下腔静脉导致静脉回流受阻等原因,孕产妇发生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的相对风险较非孕期增加4~5倍[1],对孕产妇健康造成较大影响,严重者危及生命,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国家早在十余年前即开始重视孕产妇VTE防治工作,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制定相应指南及共识,倡导对妊娠期及产褥期女性进行VTE风险评估,并对高危人进行预防[2-3]孕妇袜,降低了VTE导致的孕产妇死亡率。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于高危孕产妇安全管理工作的加强和不断深化,妊娠相关VTE越来越受到重视。据统计,我国妊娠女性VTE发生率为1.3‰[4],与发达国家报道基本一致。然而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尚少,妊娠期VTE风险因素尚不明确,缺乏循征医学的证据。因此本研究应用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会
(RCOG)关于《降低妊娠期及产褥期静脉血栓栓塞疾病发生风险》指南推荐的评估量表,对我中心妊娠女性在妊娠期及产褥期进行VTE风险评估,试图了解我国人的妊娠VTE风险特点,为其预防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印花交联剂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拟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妇产医院建档并分娩、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孕妇,剔除孕12周之前胚胎停育的孕妇,共入组2344例。
电子顺磁共振1.2 方法
采用2015年RCOG关于《降低妊娠期及产褥期静脉血栓栓塞疾病发生风险》指南推荐的评估量表[2]分别在早孕期及产褥期对孕产妇进行VTE风险评估,并对高风险孕产妇给予药物预防。
1.2.1 VTE评估
早孕期及产褥期受试者接受量表评估获得VTE评分,记录得分项的风险因素。根据分值分为低危组(0~2分)、中危组(3分)和高危组(4分及以上)。
1.2.2 VTE预防
我中心借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2012年制定的《静脉血栓栓塞、血栓形成倾向、抗栓与妊娠指南》[5]及2018年美国血液病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ASH)《妊娠期间静脉血栓栓塞管理》指南预防[6]制定院内妊娠相关VTE预防标准:(1)既往VTE病史、明确诊断的易栓症在无禁忌证情况下,自早孕期应用低分子肝素预防VTE,分娩后继续应用至产后6周。(2)低危组进行VTE宣教,无特殊干预措施;(3)中危及以上组均行双下肢血管超声除外无症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中危组在严密监测的同时,予以穿戴梯度压力弹力袜物理预防;(4)高危组进行高危因素分析及出血风险评估:①如无禁忌证,使用低分子肝素(根据体重计算低分子肝素用量,1次/d皮下注射)预防VTE。②早孕期妊娠剧吐合并脱水、电解质紊乱者进行低分子肝素药物预防;③轻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 OHSS)予以物理预防,重度OHSS予以低分子肝
素药物预防至OHSS治愈后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