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
麻雀、麻将、马将或蔴雀是一种源自中国的策略游戏。游戏参与者以四人居多，但也有二人、三人等变种（在日本、韩国较为常见）。麻将在各地的规则（尤其是计分方法）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目标都是通过一系列置换和取舍规则拼出某个特定组合的牌型，并阻止对手达成相同目的。游戏侧重技巧、策略运用和计算，但也涉及相当多的运气成份。比起扑克，麻将的组合方式更为变化多端，需要通过复杂的概率分析才能预测结果。但麻将需要记忆的规则和牌型也比一般扑克牌戏要多得多。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华人社区中，麻将常被当做娱乐或赌博手段。 麻将的牌张，各地大同小异，但多与广东麻将相同，或为其子集。广东麻将是迄今仍流传的华人玩法之中，历史最悠久者，其牌张分三类。第一类为序数牌（见附图），分―筒子/饼‖、―索子/条‖、―万子/万‖三门，每门有序数从一至九的牌各四张（三门共108只）。第二类是字牌，包括―东、南、西、北‖四款―风牌‖及―中、發、白‖三款―三元牌‖，每款四张（七款共28张）。第三类是花牌，有―梅、兰、菊、竹、春、夏、秋、冬‖八只。故全副麻将共计有144张。古代麻将有骨制、竹制或象牙制，现代麻将则多以塑胶制成。
自动启闭阀
一副麻将除了牌张，还有骰子及其他道具，例如日本麻将有―点棒‖，广东麻将就有一件称为―庄‖的塑 胶道具，用来识别庄家与显示―圈风‖。
外交官吉罗福转赠给博物馆的藏品；首度有文献将此游戏名字记为―麻雀‖，更迟至1894年（后详）。史上第一本麻将谱《绘图麻雀牌谱》的作者沈一帆指―麻雀之始……不过三十余年‖。该牌谱成书于1914年，亦即作者认为麻将始于1880年前后。清末曾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的许指严于《十叶野闻》(1917)亦说，在北京，麻将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争结束(即1894年)后才逐渐流行，至1900年大盛，与前述的几个年份相近。徐珂的《清稗类钞》(1916)同样指麻将于光绪、宣统年间才盛行，不过他说麻将由太平军发明，时间比起上述首则麻将牌具记录早了起码十年，但仍属十九世纪后半。由此种种，可推测麻将始于晚清，是相当近代的游戏。 麻将的发源地，有宁波与闽粤二说。沈一帆(1914)指―麻雀之始，始于宁波，不过三十余年，继及苏浙两省，渐达北京‖，而徐珂《清稗类钞》(1916)一处说―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另一处却谓―粤寇起事，军中用以赌酒，……行之未几，流入宁波，不久而遂普及矣‖。杜亚泉《博史》(1933, p. 35)认为麻将―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年，由宁波江厦延及津沪商埠‖，而杨荫深《中国游艺研究》(1946, p. 99)就认同他的说法。史上首部英语麻将谱的作者Joseph Babcock (1920, p. 110)认为―麻将可能源自宁波，尽管亦有人指福建才是起源地‖。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及游戏研究者Stewart Culin (1895a, p. 140)并无讨论过麻将的起源地，但他引述另一著名的游戏收集者务谨顺爵士，谓当时的麻将游戏（书中称为―中发‖"Chung fat"）仅限于江浙一带，故其所述较
吻合宁波起源论。然而吉罗福麻将牌源自福州，记录时间又比任何其他麻将牌来得早，故此又比较符合闽粤起源论。至今，麻将的实际发源地，依然未有定论。
至于麻将的发祥地，一般（例如上述多数作者）都同意是宁波。宁波（明州）在古代是和
日本通商的重要口岸，而宁波话―麻雀‖与―麻将‖同音（然而太仓话亦如此），以及日本保留―麻雀‖作书面称呼，读音却是majan，均可见宁波的影响。
麻将之形成，可从游戏名称、牌张与玩法三方面分述。其名称与牌张，公认源自古代―马吊‖纸牌，但论玩法，马吊是类似现代―打天九‖般以大击小的游戏，绝非像麻将般斗快凑成组合。若说麻将的玩法源自马吊，应属谬误，也容易令人混淆。例如在香港，受到TVB 的古装剧集影响，―麻将古称马吊‖一说十分流行，以至人们误以为古代马吊的玩法与现代麻将大同小异。中国大陆亦有报章将相传由宋儒杨大年所著的《马吊经》误为《麻将经》，以为当时已有麻将游戏。
从―马吊‖这个游戏名字而来。
然而根据文字记录，―麻雀‖应为游戏的本称，―麻将‖出现得较晚，―马将‖最迟出现。
文献中以―麻雀‖为牌戏名称，首见于清末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1894)。俟后许多晚清至民初的小说或杂记也同样见此称呼，例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中，《官场现形记》、《孽海花》及《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均如此，只有《老残游记》并无提过麻将游戏。其他文学例子还有《负曝闲谈》、《廿载繁华梦》、《秋
星阁笔记》、《九尾狐》、《九尾龟》、《近世社会龌龊史》、《清稗类钞》、《十叶野闻》等等。史上首两部麻将牌谱《绘图麻雀牌谱》(1914)与《麻雀大观》(1919)，以及众多民初麻将牌谱，亦以―麻雀‖为游戏名称。
―麻将‖一词出现得稍晚，暂时首见于黄世仲所著小说《宦海升沉录》(1909)。由于黄世仲在《廿载繁华梦》中使用的是―麻雀‖一词，当时民间可能已在交替使用两个游戏名称。清末民初使用―麻将‖一词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例子有《梼杌萃编》及胡适《漫游的感想．麻将》等等。
―马将‖这个称谓最迟出现，暂首见于鲁迅的《高老夫子》(1924-25)。尽管杜亚泉的《博史》(1933, p. 34)及杨荫深的《中国游艺研究》(1946, p. 97) 这两本研究中国游戏的重要著作都称麻将为马将牌，但马将此称在文学作品当中较少见，主要是鲁迅的著作，还有零星书籍，例如马叙伦《石屋续沈》。
现今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国语的使用上)，人们多用―麻将‖这个称谓，而在广东、香港、日本、韩国、台湾(使用台语时)，则一贯沿用―麻雀‖这个本称。有鉴于―麻雀‖原是雀鸟名称，有些香港麻雀馆将游戏名称写成―蔴雀‖，以便区分。
序数牌与字牌共136张（例如日本麻将），然而亦有少数例外，诸如：
成都麻将只用108只序数牌。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区域的麻将就在广东麻将之上加上―猫、鼠、鸡、蜈蚣‖四只功能较花牌麻将纸牌
广泛的―动物牌‖，合计148只。
越南麻将在序数牌和字牌之上加入十六只有条件限制的百搭牌，全副共152只。这十六张牌之中，八只名为―花、元、喜、合、饼、索、万、总‖，另外八只则无名或名为―一皇、二皇、三皇、四皇、一后、二后、三后、四后‖。
序数牌与字牌的花设计，各地也大同小异，唯一较具地域特的例外，是―一索‖。最早期的麻将已经以雀鸟作―一索‖图案，不过现今各地所用图案不尽相同，例如广东麻将采用的是麻雀（雀鸟）本身，而日本麻将则多用孔雀，还有一些地区以花草替代雀鸟。麻将牌的尺寸亦因地而异。广东麻将每只大约高
3. 75厘米、阔2. 8厘米、厚2. 25厘米，因广东玩法为―十三张麻将‖（即开局时闲家各取十三张牌），牌张数少，大尺寸较为方便。与之相比，台湾的十六张麻将较细小，日本麻将更小。
两种牌戏均以三十马吊花作牌张，其玩法（《中国赌博史》一书有详细描述）却与明代马吊大相迳庭，具有现代麻将的特。例如它们均以凑合牌组为目标，而―碰‖这个术语又源自碰和牌。另外，默截瘫行走器
和牌也奠下了四名玩家的制度。马吊虽以四人为限，但牌例本身并不以四人为标准；默和则刚刚相反，它必须有四位玩家，并另有一人负责发牌的角。
有关默和及碰和的描述，首见于清乾隆年间金学诗所撰的《牧猪闲话》。金学诗指这类纸牌戏―疑始于明之末造‖，所以勉强要说的话，古代麻将应始自明末清初。然而，无论是牌张抑或玩法，默和与碰和仍与现代麻将有不少差异。由于缺乏文献记录，而仅有的文献又记载得不够详细，从默和与碰和到麻将之间的发展，以下只作概述。
在已知的文献之中，并不见默和牌于清中叶以后出现。―碰和‖一词一直沿用到民初，然而其意思不断变化。《牧猪闲话》所述的碰和，是一种牌戏，但约莫同时代的《扬州画舫录》，则把碰和（书中称碰壶）视为一大类的牌戏，十湖（书中称十壶）即为其一。据《扬》书所述，十湖有四名玩家，他们会轮流让一人休息，称为―作梦‖，然而此制度以至十湖牌的五星均不见于《牧》书中的碰和牌。清末民初的小说，更有以―碰和‖来分别称呼打麻将、天九之碰和，以及玩其他牌戏的例子，其中《九尾狐》第二回曰―搬定坐位，碰的是一百零五张老和，不比目下都是麻将，连黄河阵也不懂，不要说八经三梦的老和。可见一样赌钱，也有一时的风气。‖由于《牧》、《扬》二书并无提过―黄河阵‖或―八经三梦‖此两术语，可见清初的碰和牌与麻将之间，也许还有其他称为―碰和‖的牌戏。
十湖牌与麻将及一些现代纸牌戏均有相当渊源。清代小说中，打十湖牌的情节并不多，《镜花缘》与
《绘芳录》细节较多，但仍甚为简略。然而，从字里行间，可知十湖牌是凑牌游戏，有‖湖‖数的概念。麻将所谓―胡牌‖或―食糊‖的―胡/糊‖字，就是―湖‖字之讹。现代牌戏之中，与十湖牌有清楚渊源的，包括内蒙地区同样称为―十湖‖的牌戏、―南通长牌‖与―东莞牌‖。内蒙十湖不但有清代十湖―作梦‖的制度，其部份术语亦见于《镜花缘》及《绘芳录》当中情节。南通长牌的玩法则与现代麻将非常相似，《扬州画舫录》与《绘芳录》曾提及一个十湖牌目―飘湖‖，它也是南通长牌的术语，对应于麻将的―对对湖‖，但不知于清代十湖牌中是否同样意思。由于内蒙十湖或南通长牌的历史不详，到底它们是麻将的前身，抑或与麻将同样继承了清代十湖的精粹，甚至先有麻将的玩法，才发展出今日的规则，都是未知。
清初有―游湖‖一词，而现今的―南通长牌‖与―东莞牌‖，仍俗称―游湖‖。―游湖‖一词，于《分甘余话》中是游戏，于《大清律例》中是牌具，于《谈书录》中是使用三十马吊牌张的牌戏之统称（因此明代看虎与扯章这两种斗牌游戏，也归类为游湖），其用法相当笼统，不过南通长牌与东莞牌皆属凑牌游戏。东莞牌的玩法[50]其实不及南通长牌那么接近麻将，然而文献中，它与麻将却有最直接关系。
据务谨顺(1895)及Culin (1924)两文所述，当时有一种游戏，名字称为―看虎‖(Khanhoo)，与明代看虎同名，其所用牌具则称为―棍牌‖（kun p’ai，Culin 注释为stick cards）或―麻雀‖（务谨顺文中译音为ma chioh，Culin 则译作mátsãuk，两者注释均为"hempen birds"）。此棍牌除了百搭牌的牌数可能是
二、五或六只以外，基本牌式与十湖牌相同（即四副千万纸牌加上数张百搭牌），Culin 一文附图更显示此棍牌的牌面设计与东莞牌几乎一模一样。至于这种看虎的玩法，是凑牌游戏，而非明代看虎的斗牌法。两种看虎的合法牌组并不尽同，但也有共通部份，例如二万、二索加上八饼，明代看虎称之为―穷‖，而Culin 所述的凑牌看虎也有此牌组，只没有注明名目。此牌组亦见于《绘芳录》的十湖牌情节，小说中称为―帮子‖，不过小说情节中似乎有―加注‖（小说中称为―加一级看‖）的玩法，而这并不见于凑牌看虎。当代十湖牌每位闲家获发三十张牌，亦与凑牌看虎的十五张不同（但两者所用牌具，均包含四副千万纸牌）。Culin 文中称各合法牌组为―眼‖(ngán, "eyes")，尽管较麻将中的―眼‖（又称―雀头‖）广义，但可见这种看虎与麻将的关连。事实上，Culin 称此看虎为麻将的直接前身(immediate source of ma-jong)，不过此凑牌看虎的玩法，又与现代东莞牌不同。
无确凿证据支持任何一项传说，有些传说细节更明显与事实不符。然而，即使一项传说沙石杂陈，仍可能包含一些真实细节，或反映麻将发展史当中的某些面貌。
太平军说
徐珂于《清稗类钞》之中指―麻雀‖乃吴语―马吊‖的变音，而从马吊牌张演变成麻将雏形，乃―粤寇起事，军中用以赌酒，增入饼化、索化、万化、天化、王化、东南西北化，盖本伪封号也。行之未几，流入宁波，不久而遂普及矣。‖徐珂所述，与吉罗福麻将牌的牌式不谋而合，也是现知唯一反映了
吉罗福麻将牌特的独立叙述。然而，《中国赌博史》(p. 272)一书指出，太平天国曾多次发布赌禁，但当中只提及骨牌与骰子，没有禁止打麻将的资料，因此麻将由太平军创制或改良一说，依然存疑。
―施－陈－张‖说
此说初见于美国记者John Benjamin Powell 所撰文章Mah Chang: The Game and Its History[51] (1923)。文章大致上说，相传马吊由一名施姓渔民于三千年前发明，有一百零八只牌张。由于打马吊令渔民忘却晕船浪之苦，于是它就流行起来。到清代，一位驻宁波将军陈鱼门，为怕士兵于清晨时份打盹，令土匪有机可乘，劫去粮饷，于是效法施姓渔民的故事，将马吊分给守卫玩耍，谁知收效平平，故此陈鱼门尝试加入―东南西北中发白‖七只新牌，令马吊牌扩充为一副有一百三十六只的麻将牌，而夜班守卫亦从此不再昏睡。后来一名译音为Chang Shiu-Mo 的宁波渔民将麻将牌再行改革，加入―春夏秋冬梅兰菊竹‖八只花牌，更令这种天朝玩意的威力无远弗届，风靡海外。
上述传说当中，除了陈鱼门(1817-1878)真有其人，其余细节均暂无实据。除了Powell，
暂时亦无发现任何清末或民初作家提过陈鱼门与麻将有关。―施－陈－张‖其后亦演化为不同版本，流传各报刊之间，例如1940 年纽约《富顿爱国者报》就只叙述了传说中有关施姓渔民的部份，而1924 年新加坡《海峡时报》一篇报道则转载了一个据说由一位Mr R. B. Newington 从他的中国朋友听来，然后刊登于上海某报章的故事。此故事的文风与Powell 的文章迥异，但情节大同小异，唯一较显著的
超声波萃取例外，是Newington 的故事当中，Chang Shiu-Mo 乃宁波商家而非渔民。数据通信与网络
打马说
1974年加拿大《快报》一个专栏指，当时民间有传说，谓麻将源自唐代博戏―打马‖，由于打马―有马有将‖，所以麻将牌就承袭了―马将‖之名。
水情监测此打马说其实是双重误会。首先，本来的传说应该是―马吊源自打马‖，可见于清代金学诗《牧猪闲话》；其次，正如该专栏作者或清人金学诗指出，马吊与打马根本是两回事。
一行说
相传麻将乃唐代一行禅师发明。原本的传说，见于《渑水燕谈录》（约1097 年）卷九：―唐太宗问一行世数，禅师制叶子格进之。叶子，言‘二十世李’也。‖它描写的其实是一行和尚发明叶子格戏的故事。然而唐时所谓叶子格戏，并非如后世般指马吊，而马吊又非麻将，因此―一行发明麻将‖一说，实在经过双重扭曲。
射箭说
麻将牌的箭牌本与箭术有关。红中表示箭靶（古代射箭，靶上常用一个红的中字）；―發‖并非指发
财，而是发箭；白板则表示射失。可是随着麻将的演变，原来的箭术含义消失了，只剩下牌的种类仍叫―箭牌‖。此说来源不明，但它显出了早期有些麻将牌称为―中发‖("hit and go"，见前述务谨顺的麻将牌) 的事实。
三元说
此说指麻将牌之中的―中、发、白‖，与人们对升官发财的愿望有关。中就是中举(中解元、中会元、中状元，合称中三元) ，发即发财，白即做官清白。此说不见于旧籍，只见于当代书刊，例如《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2001)。
万秉迢说
麻将本名―抹将‖，抹的是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相传元末明初有名为―万秉迢‖者，非常推崇施耐庵笔下的梁山豪杰，于是以一百零八张数字牌隐喻各名好汉，例如以九条比喻―九条龙‖史进，二条比喻―双鞭‖呼延灼，一饼比喻―黑旋风‖李逵等等。万、饼、条三门的名字，则取自其本人姓名的谐音（另有版本说发明者本身名为―万饼条‖）。由于一百零八将来自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是故又按此五个方位各添四张牌。又由于各人出身不外贫民或富绅，因而再添象征贫的―白‖及象征富的―发‖。此说不见于旧文献，只见于当代书籍，例如《推不倒的长城》(1993) 或《中国近代赌博史》(2005)等等，其细节亦不符史实——元末明初尚未有任何近似于麻将的游戏，而且纸牌的文钱、索子
两门，要到清代才别称―饼、条‖。
此说突出了一些马吊纸牌与晚清纸牌的特。如前述，许多马吊牌与千万纸牌只有十、万两门才印有水浒人像，但根据Chatto (1848, p. 59)所述，当时还有一些称为―千万人牌‖(Tseen-wan-jin-pae)的牌具，牌式与千万纸牌相同，但所有牌张均印有水浒传人物名字。Culin (1924)[40]也提到，当时在中国称为―麻雀‖的棍牌，于美国华埠其实称为―将军牌‖。尽管棍牌牌张中只得万字门印有人像或人名，当地华人仍称一百零八只序数牌为―三十六天将七十二地煞‖。
陈鱼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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