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第32卷第5期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nan Police Academy
Oct.2020
Vol.32 No.5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谨慎判定 —以醉驾案件为切人点
袁玉杰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摘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缺乏明确的判定标准，在实践中易被恣意滥用，不仅造成同样案件不同定性的司法乱象，也使得刑事立法的精准应用举步维艰。为规范适用此罪，在刑事理论和实务中应当明晰此罪的性质特征，以此为基石，运用阶梯式分析法，从客观到主观，搭建起这一罪名的具体判定标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实质应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重 大公私财产安全仅作为附随品保护。“其他危险方法”具有 双重标准，即性质上必须具有独立性、特定结果性、行为失控性，程度上要满足结果发生的直接迅速性和高度可能性要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所涉本罪的主观故意应当采取“以客观推定主观”方式予以确定。 关键词：具体危险犯；公共安全；其他危险方法；主观故意
中图分类号:D9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140(2020)05-00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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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2015年5月7日20时许，被告人朱某某醉酒后驾驶汽车送与其一同喝酒的鲁某某回家后，又继续驾车驶人镇雄县委政府，将政府大门的花杆撞弯后继续前行，接 着将院内的一石墩撞翻并向前推行，将人行道上的青石板浮雕损坏。值班门卫将朱某某控制到值班室，其又将值班室的电脑、凳子等物品掀翻在地。三门卫在制止朱某某过程中均受轻微伤，经检测，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为204.9mg/100ml，汽车在撞击石墩前的速度为34.68km/h。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改判。①案例二：2017年1月14日18时许，被告 人郑某醉酒后欲乘坐葛某的出租车，对出租车进行踢踹后，趁葛某不注意将车开走。行驶途中，郑某驾车与杨某驾驶的汽车相撞，继续驾 车前行，又与李某驾驶的汽车相撞。后行至某处将所驾出租车抛弃。随后郑某又对吴某停放的汽车踢打并欲开走，被警察当场抓获。经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为204.9mg/100ml，造
成了杨某、李某、吴某汽车部分毁损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定被告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法院改判为寻衅滋事罪。®
案例三：2015年12月25日，被告人罗某乙酒后驾驶汽车冲向对向车道旁边的人行道，造成在公交站台等车的被害人杨某丙、郭某丙轻伤。之后为避让打方向盘时，又撞上被害人吴某乙的出租车，致使乘客周小妹轻伤、出租 车部分毁损。被告人肇事后立即采取了刹车措施，并拨打报警电话，同时在现场等待处理，警察随后将其抓获.经鉴定，被告人罗某乙的血液酒精含量为257.07mg/100ml。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院判定被告人构成危险驾驶罪。③
目前，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对醉驾案件不加分析地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况，造成了司法实践罪名判定的混乱，也使
收稿日期=2020-08-03
作者简介：袁玉杰（1996-)，女，汉族，河南商丘人，华东政法大学2018级刑法学硕士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① 参见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昭中刑二终字第203号刑事判决书。
②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刑终307号刑事判决书。
③ 参见珠海市香州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刑初171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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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刑事立法相关罪名如同虚设。上述案例即是典型体现，究其原因主要为：一是当前国内醉驾案件频发且多样，醉驾行为危害性加大、危 害后果愈加严重，已难以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予以规制和防范。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仅概括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使其与危险驾驶罪等相关罪名难以判定。
本文以醉驾案件为切人点，立足《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遵循刑法教义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罪刑法定原则，X才具体危险 犯的性质特征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依序 从客观到主观，明确这一罪名的具体判定标准。以期廓清对该罪名混乱不一的认定标准，并希冀司法机关能以此标准谨慎地对相关醉驾案件及其他案件定罪量刑。
二、醉驾案件所涉相关罪名的界定
就醉驾犯罪案件而言，主要关联到危险驾驶 罪、交通肇事罪，以及《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流观点认为，综合罪名性质和主观罪过来
看，交通肇事罪、危险驾 驶罪，加之前述两法条规定的罪名，基本构建成了 “过失实害犯、故意抽象危险犯、故意具体危险犯、故意实害犯”这一刑法罪名体系链。[1]因此，明晰这些罪名的边界线是精准判定罪名的前提。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界线十分明显，从客观方面即可判定。前者成立犯罪只需要出现抽象的、潜在的危险，后者需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严重实害后果的出现作为罪名成立的必要要件。因此，只要对刑法上的实害结果准确判断即可区别二罪，界定难点是这两个罪名如何区别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相对清晰。前者为抽象危险犯、后者为具体危险犯或实害犯，危险犯和实害犯以法定的实际结果出现作为划界线，较为容易区分，而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的划界确有难度，但是只要厘清后者的性质属性，问题便可迎刃 而解。同时，两罪名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客观行为和主观罪过内容的不同。危险驾驶罪在客观上只需要依赖一般常识和经验进行类型判断即可，不需再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后者要综合案件实况，具体判断犯罪行为及其导致的危险或实害。两罪主观层面的故意内容不一致，前者仅要求对醉驾这一危险驾驶行为持有故意，对 其所产生的危险后果无需认知，一般可从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超过醉酒标准后依旧驾车的客观行为中推断出危害交通安全的故意；后者要求对犯罪行为和后果（包含危险和实害）都 为故意，且必须要从案件具体境况中判断。
醉驾导致了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的案件才会论及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定。实
际上，两罪在客观行为上几近相同，区分两罪的核心在于醉驾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交通肇事罪中，犯罪人是明知违逆交通法规而行为，即故意而行为，但对于重大交通事故后果却是过失心理。而后一罪名，行 为人对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均是故意心态。判 断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心理的重心在于其对危害结果所持的态度。
综上所述，醉驾类案件若要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在明晰该罪的性质特征之上，精准规范本罪的主客观判定标准。
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性质分析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是具体危险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是实害犯，这一'观 点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几乎没有争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实害犯的性质属性显然体现于法定实害结果的产生，也即以实害结果作为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难点在于如何确析《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具体危险犯的性质特
①我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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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学袁玉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谨慎判定
征。立足客观主义的立场，具体危险犯的主观认定也要从客观行为推断而来，因此，对客观行为的考察才是理解具体危险犯性质的重点。
具体危险行为作为犯罪行为由刑法予以规制，抽象危险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由其他部门法约束，这是其他部门法与刑法之间的前提法和保障法这一密切关系所决定的，除非刑法明文规定抽象危险行为得以人罪。例如危险驾驶罪，立法依据“醉酒驾驶”这一抽象危险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将其明定为犯罪行为。据此，在刑法中出现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划分。抽 象危险犯是将一般的危险行为类型化后规定为一项犯罪，无需判断个案情况。比如法官只需 要依赖一般常识和通常经验对“醉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进行类型判断，即可认定 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而具体危险犯是将具体危险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2]较之抽象危险犯，其本身凸显出令危险实现的更高可能性，需有更加严格的判定指标。
具体危险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实施的具体危险行为导致了具体危险状态的出现。因 此，具体危险犯本身已排除了抽象危险行为，其判定的核心要素为具体危险行为和具体危险状态。具体危险行为的判断重点是具体危险，不但要思考危险的存在与否，还应観危险从一般可能性到高度盖然性的不同程度的状态。口]也即要求行为之下的具体危险有明确指向，且面对此危险的法益在正常发展之下必然会遭
受到可罚性损害。[4]比如，驾驶员在大街上醉酒驾车这一行为并没有危险的确切指向，正常发展之下不一定会造成可罚性损害，只是抽象危险行为；若是驾驶员醉酒在高速路的单向车道逆向驾车，危险明确指向对面而来的车辆，且行为的正常走向一定会造就可罚性的损害结果，那该行为就是具体危险行为。追溯本质，危险 也是结果，因为“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5]与实害结果相同，危险犯中的危险具备法益侵害性和一定实害性，属于一种危害结果。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结果的“危险”是指行为造就的危险状态，而非行为本身的危险属性。[6]换言之，行为危险不同于结果危险，只有行为产生的危险状态才是刑法上的结果。具体危险行为可能导致具体危险状态，也可能造成抽象危险状态，两者都是危害结果。对于以具体危险状态构成既遂的犯罪而言，犯罪未遂的认定基础就是具体危险行为导致了抽象的危险状态。p]因此，不同的危险状态只是决定具体危险犯中犯罪既未遂的归属。
综上，具体危险犯的性质属性应当包含以下四点：1.法定的具体危险状态必须是具体危险行为使然，以体现行为和危险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犯罪既遂的界线是法定的具体危险状态出现。3.具体危险状态要拥有与之对应的法定实害结果。[8]4.具体危险状态合乎规律地发展便会产生法定的实害结果，以保证具体危险与法益侵害具有紧密关联性。因此，《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具体危险犯，应当具备上述所有性质特征，即本罪既遂需要以其他危险方法实施的危害行为产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状态，且这种具体危险状态在没有异常、偶然因素的介人下正常发展就会产生法定的实害结果。应用到司法实践中，法官还必须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各项特征，并要以此为基石，综合判定本罪的主客观标准。
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判定
(一）客观行为的判定标准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未涵盖客观行为的具体表述，导致实务中将本罪中“公共安全”的判断与“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混为一谈，使得本罪行为缺乏规范性的限定标准。事实上，本罪的“其他危险方法”是独立于“危 害公共安全”的构成要素，分别明晰这两个要件的认定标准是规范该罪名客观行为的关键，同时也是廓清实践对该罪名混渚适用的重要一环。
1.“公共安全”的实质
关于“公共安全”的内容，我国刑法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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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包要有两种理论观点。一是刑法通说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二是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刑法设定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目的，是将生命、健康等个人法益抽象为社会权益，进行“社会性”保护，而“多数”是“公共”的核心。所以，不特定或者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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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才是公共安全。[9]笔者 认可第二种观点，因为我国《刑法》设置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这一章意在周全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权益，公共安全中的“不特定”侧重保障的是社会权益，“多数”则重点体现了个人利益。因此，“不特定”和“多数”都是“公共安全”的关键。“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的对象和危害结果事先无法明确以定，也实难把控，犯 罪对象有随时增多的现实可能性，造成的危险或实害也具备随时向外扩大的盖然性。™亦即 具有不确定性、扩张性、难预测性和难把控性。而“多数”在刑法上是指人员数量的多数，包 括实际的多数人和可能的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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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文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上述“公 共安全”的内容是针对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的犯罪整体而言。实际上，这一章大致囊括了五种类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这些类型的犯罪所危害的公共安全内容实质上并不完全相同。M具体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内容，具有其特定范围。众 所周知，放火罪、爆炸罪、决水罪等罪的行为一经实施必然会损害不特定且多数人的安全。此罪与这些罪名隶属同一刑法条文且配备同一段位的法定刑，加之其自身实行行为需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相当。由此可见，本罪的条文地位和实际内容决定了其所保护的“公共安全”也必须是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而非不特定的少数人或特定的少数人、多数人。比如，一行为人故意在高楼上扔一花瓶，虽然行为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不特定性，但是无论如何扔投花瓶，这一行为仅可能造成不特定少数人的伤亡，因此，该行为不可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论处。又如，放火烧死大漠里的唯一一户人家，无论家里人数多少，针对的始终是特定的少数人或多数人，不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不成立放火罪，只能以故意杀人罪处罚。
另外，笔者认为，仅造成财产损失情况下不能认定危害了本罪中的公共安全。首先，无 论本罪抑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公共安全内容上是保持一致的。依据罪名性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是故意具体危险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为过失实害犯，若是将单纯的财产损失作为其危害公共安全的内容，就是在对纯粹侵害财产法益的危险犯和过失实害犯进行惩处，这与我国对财产类犯罪重在惩处实害犯，并且只处罚故意类犯罪的立法原则显然相悖。其次，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侵犯财产权利的罪名已经能够完整评价故意造成单纯财产损失的情况，若本罪再进行相同规制，势必导致罪名间的适用冲突。最后，本罪所在法条的法定刑种类、幅度与故意伤害罪(重伤）、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规定类似，均是为了惩治刑法中性质最为严重的犯罪，重在保障公民人身方面的重要权利。[12]因此，本罪中“公共安全”的实质应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规定应 当解释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实施的行为在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也可能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该条文中的“或者”仅意味着“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可能附随一起出现，但并不必然发生。换言之，行为若是没有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的危险或实害作为前提，只出现财产损失的情形不能认定为本罪。[13]案例一便是对本罪中“公共安全”实质理解不清的典型体现，笔者赞同二审法院的裁判。
①5种类型具体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破坏公用工具、设施危害交通安全的犯罪；实施恐怖、危险活 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违反支弹药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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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学袁玉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谨慎判定
首先，虽然醉驾这一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但危险驾驶罪归属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实质 并不完全一致。其次，从政府大门到院内的整个醉驾行驶过程中，被告人醉酒驾驶的时间短，行驶速度慢，仅为34.68km/h，其醉驾行为并不足以侵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身体健康权益，也未造成对应的实害结果，仅造成了政府院内的单纯财产损失，无法认定行为人危害了后一罪名中的公共安全。最后，结合朱某某的整体犯罪行为，其无视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醉酒驾车并致公共财产遭受损失，情节严重，被拦截后又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构成危险驾驶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想象竞合，应以寻衅滋事罪一罪惩处。
2. “其他危险方法”的双重认定标准
根据刑法罪名“质+量”的特征规则和同类解释原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的“相当性”是指在性质和程度上都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因此，需 要确定出“其他危险方法”在这两个方面的认定标准。
染料助剂(1)“其他危险方法”的性质标准
“其他危险方法”具有独立性。遵循我国罪名体系安排，这一罪名被设置在刑法第二章第一类犯罪中，独立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其他类型，同时又将其与放火罪、爆炸罪等罪制定在同一组法条里，综合证明“其他危险方法”的性质本身是要排除已规定在其他类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行为方式。比如，犯罪 人故意采用破坏沪杭高铁线路轨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不是“其他危险方法”，应当定性为破坏交通设施罪。
“其他危险方法”具有特定结果性。从罪名性质和法条规范来看，《刑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要求其具体危险状态必须有与之对应的法定危害结果，依法学逻辑断之，这里 “法定的危害结果”应是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实害结果，也即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具体危险接下来会径直发展为第一百一十五条中的实害结果，可见两法条规定罪名的犯罪结果性质具有同一性。再者，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是对同一犯罪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制，其犯罪行为性质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其他危险方法”也应当一脉相承，即必须具备导致不特定的多数人重伤、死亡的具体危险或实害结果发生的性质，财产损失可附随出现。例如，故意将一学校所有消防设备毁坏，这种行为只是产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不符合上述“其他危险方法”的特定结果性，只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惩处。
“其他危险方法”具有行为失控性。有学者主张，爆炸、决水、放火等行为具有“加害性”，“其他危险方法”也必须具有加害性质。[14]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因为其他危险方法是客观行为层面的判断，而行为加害性的认定需要结合主观罪过进行考察，这显然混淆了具体罪名主客观认定的界限。实际上，放
火、爆炸、决水等行为，在现实中一且实施是无法立刻把控危害结果的出现。[9]这才是此类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其他危险方法”理应内含并体现这一特性。
(2) “其他危险方法”的程度标准
“其他危险方法”的程度标准必须同时具备令不特定且多数人重伤、死亡结果产生的直接迅速性和高度可能性。这同样是同类解释规则对“相当性”阐释的应然结论。
直接迅速性是指，行为无需借助额外因素，便可产生致使不特定且多数人重伤、死亡的具体危险或实害，且此类结果的发生在时间上十分迅速、紧迫。这也是具体危险犯的性质使然。“高度可能性”这一标准较难确定。有学者主张，高度可能性是指危险已被现实化、客观存在且有确定的指向对象。[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将危险的高度可能性错误地当成了实际危险，不 是高度可能性的体现。也有学者认为，高度可能性就是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16]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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