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治脾胃病经验（赵绍琴+张锡纯）
张机书友会扫二维码防伪 2018-10-06 08:41:55
正火工艺赵绍琴治脾胃病经验
赵绍琴生前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有《赵绍琴临床经验辑要》、《温病纵横》等。赵老毕生致力于温病及内科病的研究，特别是对脾胃病的体会颇深。现将其“内科新说”中相关内容列举如下：
病因病机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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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为人体升降之枢机，李东垣比喻清阳上行升浮像春夏之阳，浊阴沉降下趋像秋冬之阴，故脾胃内伤之证，以升阳益气为首务。
但气机升降乃五脏功能之所同，非独脾胃为然也。因此，以气机升降的观点分析病机，则凡病无问虚实寒热，皆可归于气机升降失常。
邪气阻滞，气机不利，升降失度，则病作矣。脏腑功能失调，也即气机升降失度，临证当视其所在而调之，重在调其升降，复其功能，为治本之法。
船舶导航2、郁病说
郁是百病的共同病机，辨证上又有气、血、湿、痰、热、食六郁之说。六郁中互为因果，而以气郁为先，说明郁病也是气机升降失常的一种病理变化，常以气郁为多见。
而血郁乃瘀证之先导；痰郁乃痰病之前奏；食郁多见应顾其胃气；诸郁不解可成热郁；湿郁之证亦多见，与脾虚关系密切，是产生痰、血、食、热四郁之诱因。 3、痰病说
痰乃津液所化，生于脾胃而贮于肺。痰分有形、无形两类，有形之痰随咳咯而出，无形之痰则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变生诸证，故有“怪病多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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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痰相关的是饮，二者皆为津液所化，清为饮而浊为痰，饮与水湿同类，常以蓄积盘踞于空腔（胸、腹、颅、关节腔）之中为其特征。
4、瘀病说
气病日久，必及于血，虽有寒热虚实之分，然未有不兼瘀者，是为其特点。血瘀者，络脉瘀阻不通也，因于气病者，其形成与气滞、气虚、气逆乱有关，病及于血，无论寒热虚实均可致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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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感六淫之邪，内生痰饮水湿，无不可与血互结而成瘀病，加之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故发病与脾胃有密切关系。瘀病临床特征有痛久而有定处、肿块有形可征且固定不移。
5、慢性腹泻多非虚说
腹泻反复发作，经久不愈，诸如慢性肠道感染、肠易激综合征、单纯性消化不良皆可出现，多数医家则认定非脾虚即肾虚，必投补剂而收效甚微。
赵老认为此乃湿邪为患者恒多，亦有因湿邪化热而成湿热泻者；而五更泻辨为肾泻亦有误，其在时为寅，在脏为木，此为肝木乘脾，当疏调木土。验之临床，疗效确凿。
赵老认为舌苔主要反映脏腑功能的变化，特别是胃肠和三焦功能情况。病苔为浊邪，受胃气熏蒸而成，主有形之邪，凡苔厚者邪重，苔薄者邪较少。若舌根苔特别厚，则为胃肠积滞较重。
经验四点
赵老在数十年临床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诊治特，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以法统方，在详辨证、明病机的基础上，首先确立治法，法立而方药随之。
如五更泻用疏调木土方，药用葛根、黄芩、白术、白芍、荆芥炭、焦三仙各10克，黄连3克，防风6克，冬瓜皮30克，方证相契，疗效确切。
二是用药轻灵，处方药味少、分量轻、效果好，一般药用10克已足，药性较强的用1克～3克，药中病机，用之则灵。
三是攻补兼施，此法适用于虚实夹杂证，具体用法非攻药补药同集一方，而是攻补分剂以投，临床证明优于攻补杂合一方。
四是善用风药，质轻气轻具有疏散宣透之品称风药，他认为风药有升阳、疏肝、宣阳、疏卫、发散火邪、透热转气，透血分伏邪、胜湿邪、消水肿、利水道、治下焦病、疏调气机、通行经络、利咽喉、止搔痒、行药力等16种妙用，临床使用之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本文转自华夏中医论坛
张锡纯论治脾胃
张锡纯（1860~1933），河北盐山县人，近代具有革新精神的著名医学家。他不仅在传统中医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还能顺应科学发展潮流，博采当时西医学之长处，力图沟通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名曰“衷中参西”。他一生的学术经验，荟萃于《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是书立意新颍，见解独特，注重实践，讲求疗效。善用其方药者，效验异常，故能流传海内外，备受欢迎。今不揣谫陋，爰采书中有关论治脾胃之独特经验，作一简介，以期抛砖引玉。
扶脾阳，益胃阴，并行不悖
祖国医学史上论治脾胃之名家，当首推李东垣和叶天士。李氏善升补脾阳，用药多刚燥；叶氏善滋养胃阴，用药多柔润。张氏则兼采二家之长，融于一炉，创制了不少调补脾胃的有效方剂。如资生汤、资生通脉汤、扶中汤等。方中刚柔并用，燥润兼施，扶脾阳，益胃阴，并行不悖，两擅其长，广泛地应用于多种疾病。
为什么张氏许多疾病都要从补养脾胃入手？为什么张氏在补养脾胃时总是扶脾阳与益胃阴同时并进？我的理解是，他的许多疾病，如劳瘵、经闭、膈食、久泄等，都属于慢性虚弱性疾病，症候错综复杂，气、血、阴、阳都有亏损，单纯的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等补偏救弊方法是很难奏效的，惟有从调补脾胃，重建中气入手，方能缓缓见效。
《灵枢·终始》篇云：“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殆即此意。仲景治虚劳证阴阳两虚之用小建中汤，健运中气，平调阴阳，已肇其端矣。张氏曾解释，“人之脾胃属土……，故亦能资生一身。脾胃健壮，多能消化饮食，则全身自然健壮，何曾见有多饮多食，而病劳瘵者哉（引自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至于调补脾胃时必须扶脾阳与益胃阴同时并进者，盖因病至于斯，亦非单纯的脾阳
虚或胃阴虚，而是或先损脾阳，阳损及阴；或先损胃阴，阴损及阳，呈现脾阳与胃阴俱虚的病状。故扶脾阳与益胃阴，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在临床上使用的机会很多，不失为慢性虚弱性疾病和某些急性病恢复期的有效方法。
升肝脾，降胆胃，曲尽其妙
脾胃共处中焦，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气升，方能运化水谷精微以灌溉四旁；胃气降，方能受纳、腐熟水谷，传送糟粕于体外。张氏认为，脾升胃降，这不仅是脾胃本身功能正常的标志，而且是肝胆功能正常的标志。为了印证他的这一重要的学术思想，他引用黄坤载说：“肝气宜升；胆火宜降。然非脾气之上行，则肝气不升；非胃气之下降，则胆火不降。” 他认为黄氏的这几句名言是对《内经》“厥阴不治，求之阳明”，和《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最好的注语，并作了详尽的发挥：“欲治肝者，原当升脾降胃，培养中宫，俾中宫气化敦厚，以听肝木之自理。即有时少用理肝之药，亦不过为调理脾胃剂中辅佐之品。所以然者，五行之土原能包括金木水火四行；人之脾胃属土，其气化之敷布，亦能包括金木水火诸脏腑。所以脾气上行则肝气随之上升；胃气下行则胆火自随之下降也。
”至于升肝脾、降胆胃之具体运用，约有四端：
1、升脾降胃
如治因肝气不舒，木郁克土，致脾胃之气不能升降，胸中满闷，常常短气之“培脾舒肝汤”，方中“白术、黄芪，为补脾胃之正药，同桂枝、柴胡，能助脾气之升，同陈皮、厚朴，能助胃气之降。清升浊降满闷自去，无事专理肝气，而肝气自理。”其肝郁脾弱，胸胁胀满，不能饮食之“升降汤”，与本方大同小异。又如气郁成臌胀，兼治脾胃虚而且郁，饮食不能运化的“鸡胵汤”，方中白术、柴胡助脾气之升，鸡内金、陈皮助胃气之降，一升一降，气自流通。若遇脾不升胃不降之证而兼肺胃津伤，或兼肝肾阴亏，不宜用升麻、柴胡、陈皮者，则以麦芽升脾（麦芽生用善升），桂枝升脾兼以降胃（气之当升者遇之则升，气之当降者遇之则降），又用花粉、玄参诸凉润药以调剂桂枝之温热，使药性归于和平，可以久服无弊。真是圆机活法，左右逢源！
2、升肝降胃
治肝气郁兼胃气不降：“肝主左而宜升，胃主右而宜降。……以生麦芽、茵陈（笔者按，张
氏所用茵陈，实系青蒿）以升肝，生赭石、半夏、竹茹以降胃，即以安冲；用续断者，因其能补肝，可助肝气上升也；用生山药、二冬者，取其能润胃补胃，可助胃气下降也。”升肝之药，柴胡最效，然治肝不升胃不降之证，则不用柴胡，而以生麦芽代之。盖因柴胡不但升肝，且能提胃气上逆，“至生麦芽虽能升肝，实无妨胃气之下降，盖其萌芽发生之性，与肝木同气相求，能宣通肝气之郁结，使之开解而自然上升，非若柴胡之纯于升提也。”另一方面，若遇单纯胃气不降之证，于重用赭石及鸡内金、厚朴等降胃之药时，亦配用少量柴胡（3克以下）以升肝，因“但重用镇降之药，恐有妨于气化之自然，故少加柴胡以宣通之，所以还其气化之常也”。倘非阅历之深者，何能有此探微索隐之论！
3、胆胃同降
如呕吐，因于胃气上逆，胆火上冲的“镇逆汤”，用青黛、龙胆草、生杭芍以清降胆火，用赭石、清半夏沉降胃气。同时仿左金丸之意，用吴萸3克以开达肝郁。笔者曾用此方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之呕吐不止，颇有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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