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19⽇，上海的英⽂报纸《⼤陆报》（The China Press）在头版赫然登出⼀则消息：“上海很快就要有⽆线电话了。”报中提及的“⽆线电话”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播。尽管《⼤陆报》在申城普通市民中鲜有读者，尽管当时的上海⼈还弄不清楚“⽆线电话”究竟为何物，但⼀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上海⼴播事业的发展⼤幕已经徐徐拉开了。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最早的3家⼴播电台均设在上海，且都是由外商经营，它们分别是《⼤陆报》暨中国⽆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播电台（因其创办者是美国⼈奥斯邦（E.G.Osborn），⼀般通称“奥斯邦电台”，下⽂均使⽤这⼀通称）、新孚洋⾏（Electric Equipment Co.）⼴播电台（以下简称“新孚电台”）和开洛公司（Kellogg Switchboard and Supply Co.）⼴播电台（以下简称“开洛电台”）。其中，1923年1⽉23⽇开播的奥斯邦电台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境内第⼀家⽆线电台。这距离1920年11⽉2⽇世界上第⼀座商业电台——KDKA⼴播电台在美国匹兹堡开始播⾳，仅仅两年有余的时间。上海吸纳西⽅先进科技的速度之快，着实令⼈赞叹。 以推销⽆线电接收机为主要⽬的的外商电台
作为中国商业电台的开创者，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都是以推销⽆线电接收机为⽬的⽽设⽴的。从市场营销的视⾓来分析，这些电台与其说是那个时代最新科技应⽤成果，倒不如说是外商最新型营销模式的
载体。由于⼴播与中国传统商业所使⽤的叫卖、店招和幌⼦，以及当时已⼗分流⾏的报刊⼴告、路牌⼴告、橱窗⼴告截然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种标新⽴异的商业推⼴⼿段从⼀开始就引起公众瞩⽬，并很快为受众所接受，唤起了⼈们对⽆线电产品的需求，并在⽆形之中使⼴播演化为城市⽂化⽣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宽带数字电视机顶盒奥斯邦电台的正式名称是《⼤陆报》暨中国⽆线电公司⼴播电台。这中国⽆线电公司的经理就是奥斯邦本⼈。该公司名义上⾪属于东⽅⽆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the Orient，也有译为“亚洲⽆线电公司”），但公司运营费⽤及其所建⽴的⼴播电台的开办资⾦主要是来⾃⼀位曾姓的旅⽇华侨。
《⼤陆报》是纸质媒体，原本与⽆线电⼴播没什么⼲系，它为何要参与其中？⼀⽅⾯是由于该报与中国⽆线电公司同属美商经营，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国别纽带，但更主要的是《⼤陆报》想通过电台这⼀新⽣事物来扩⼤报纸的影响，提升订阅量。因为，《⼤陆报》独家刊登奥斯邦电台的节⽬单，要事先获知⼴播节⽬的内容只有《⼤陆报》这唯⼀的途径。“⽆线电⾳乐会的节⽬将独家刊登在〈⼤陆报〉上。⽆线电爱好者要是现在尚未成为〈⼤陆报〉⽇益增多的读者中的⼀员，建议他们订阅〈⼤陆报〉。”该报在预告奥斯邦电台⾸⽇播⾳内容时，附带上这样⼀句话，其⽤意显⽽易见。
1923年1⽉23⽇20时，奥斯邦电台在⼴东路3号⼤来洋⾏顶楼正式对外播⾳。电台的呼号为XRO（因此该台也被称作XRO电台），频率1500千赫，功率50⽡。开播⾸⽇的节⽬包括⼩提琴独奏、四重唱、萨克斯独奏以及新闻简报等。
实际上，在奥斯邦电台开播之前，新闻媒体就已经开始为推⼴⽆线电⼴播⽽造势。《东⽅杂志》就曾于1920年刊⽂介绍了当时问世不久的真空管（即电⼦管）收⾳机，“最近美国Bureau of Standard发明⼀种特别收⾳器，名⽈其外表与蓄⾳器相似。装有⼀匣，极便携带。⽆论何地，均可放置。此器能接受中央⽆线电发⾳机所发之声浪⽽扩⼤之，便其声⾃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途。”其后，《申报》、《⼤陆报》等均对⽆线电⼴播常识进⾏了宣传。1922年12⽉下旬，《⼤陆报》记者还对刚刚从美国返沪的奥斯邦进⾏了专访。奥斯邦借此机会宣布在沪实现“此项最新通讯奇迹的⽇⼦已经为期不远”
事实证明，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著的。就在奥斯邦积极筹建⼴播电台之时，“已有⼀⼤批⼈认识到⽆线电话提供的娱乐和价值。他们已在家中装设了收⾳机，并且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上海建⽴⾃⼰的⼴播电台。”因此，短短数⽉内，“上海已安装了数百架接收机”，由于《⼤陆报》定期刊登⼴播节⽬预告，⼜进⼀步起到了宣传⿎动的作⽤，“额外出售了⼀⼤批接收机。”据《⼤陆报》报道，奥斯邦电台开播当晚，“租界内500多架私⼈接收机和远⾄天津的许多接收机都清楚收到。”
铅板加工只可惜，奥斯邦电台开张才3⽉有余，却因故停办了。继奥斯邦电台之后，美商新孚洋⾏⼤班戴维斯（Davis）在位于南京路（今南京东路）50号的新孚洋⾏楼顶设⽴了⼀座发射功率为50⽡的⼴播电台，并于1923年5⽉30⽇对外播⾳。该电台属于实验性质，不定期播送节⽬。因新孚洋⾏主营⽆线电机及所有的电⽓材料，所以这家电台的⽤途主要⽤于展⽰该公司销售的收⾳机。《⼤陆报》在报道新
绝缘升降平台孚电台试验播⾳的时候，如是写道：“如果您从未听过⽆线电话，邀请您到他们底楼的样品陈列室，打开该公司的⼀架收⾳机随意收听⼴播。”
新孚电台开播后，“江浙两省之居民，因上海报纸之⿎吹，争先购置收话机以供家庭娱乐者亦不在少数，尤以上海⽅⾯为多。该洋⾏⼀时营业⼤盛。”由此看来，外商竞相创办电台真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播电台成了他们推销⾃制⽆线电产品的利器。但由于1923年11⽉北洋政府发布禁⽌⽆线电机进⼝的命令，要求津沪各海关严⾏搜查。新孚洋⾏价值万⾦的进⼝⽆线电机屡屡被江海关扣押。遇此重挫，该洋⾏“⼤有不能维持之势”，于1924年8⽉“忽将全部电料及⽆线电机迁移楼上，退出临街门窗转租他⼈，⼀时营业骤形停顿，其楼上之播送站亦复于⽉初停⽌播送”。
就在新孚洋⾏营业兴盛之时，开洛公司见此道有利可图，也着⼿筹办电台，向曾姓华侨租⽤原奥斯邦电台全套播送设备，⽉租银75两。发射机装设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草地上，播⾳室设在江西路（今江西中路）62号开洛公司内。电台呼号KRC，发射功率100⽡，频率822千赫。开洛电台具体的开播⽇期，史料上并未有载。但开洛公司为了打开其收⾳机产品的销路，免费提供播送设备给报社、饭店等单位使⽤，使之成为开洛电台的分站。如此⼀来，“各家利⽤开洛以树先声，开洛亦即利⽤各家以⼴招徕。否则开洛欲求营业之发达不免出于⼤登⼴告之⼀途。”从这⼀点来看，开洛公司在⼴播电台的运营策略⽅⾯明显要⽐奥斯邦电台和新孚电台棋⾼⼀招。它利⽤这种看似赔本的营销⼿段达到以⼩博⼤、⼀剑双雕的⽬的，既扩⼤了电台的影响，⼜不花钱为其收⾳机产品做了活⼴告。开洛电台的第
⼀家⼴播分站设于⼤晚报馆，时间为1924年4⽉23⽇，由此推演，开洛电台的开播时间⼤约是在1924年年初。同年5⽉15⽇，申报馆分站开始播⾳。同年12⽉，⼤陆报馆分站开始播⾳。此外，利⽤开洛公司设备播送节⽬的尚有巴黎饭店、神户电⽓公司等。
当然，开洛电台除了⼴设分台外，还有⼀项⽐较特殊的业务：发⾏⾏情密码单。开洛公司将各交易所、外汇等⾏情编写成密码，每⽉印⾏⼀次。每次电台⾥播的都是成串的密码，听众欲知内情，就⾮得购买密码单不可。这项业务亦为电台主要的收⼊来源。在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开洛电台是连续播⾳时间最长的⼀家。但该台每年仅播送⼀项就需银2万两。1929年10⽉底，开洛电台终因开⽀巨⼤、⽆法维持⽽停播。
外商电台对上海城市⽂化及民族⼯业的影响
虽然，20世纪20年代⼴播电台这⼀新鲜事物刚刚漂洋过海、登陆上海，奥斯邦等3家外商电台⽆论在技术、设备，还是经营上尚显得稚嫩和粗糙，受众⾯也相对狭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为上海市民带来了⼀抹科技之光，申城也因此掀起了⼀股“⽆线电热”。通过⽆线⼴播电台，上海⼈的视野更宽阔了，获取新知的渠道更多了，娱乐⽣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播在政治宣传及知识传播⽅⾯开始发挥独特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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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7⽇的《⼤陆报》如是报道：“孙博⼠的宣⾔，和他将于星期六离沪的消息，与其他中外新闻⼀道，星期四晚上从〈⼤陆报〉暨中国⽆线电公司⼴播电台播出。”报中所称“孙博⼠的宣⾔”就是孙中⼭先⽣于1923年1⽉26⽇发表的《和平统⼀宣⾔》。有意思的是，史料记载的宣⾔发表时间，即1⽉26⽇这天，是星期五，⽽以《⼤陆报》所⾔，奥斯邦电台是在星期四（1⽉25⽇）晚上就播出了宣⾔的全⽂。以此说来，《和平统⼀宣⾔》极有可能由奥斯邦电台最先公诸于众的。
孙中⼭本⼈也关注到了新兴科技对于宣传⾰命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奥斯邦电台⼴播《和平统⼀宣⾔》之后，他向《⼤陆报》和中国⽆线电公司把⼴播成功引进中国表⽰祝贺，“余切望中国⼈⼈能读或听余之宣⾔，今得⼴为宣布，被置有⽆线电话接受器之数百⼈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港，诚为可惊可喜之事。吾⼈以统⼀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如⽆线电话之⼤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语上使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
可以说，奥斯邦电台开创了中国利⽤⼴播进⾏政治宣传的先河。其后来者同样也在这⽅⾯有所作为。1925年3⽉25⽇，为悼念孙中⼭逝世，开洛电台是⽇起连续3天播送孙中⼭于1924年5⽉应《中国晚报》留声部之请⽽作的勉励国民演讲辞。是年8⽉15⽇和18⽇，该台分两次播送了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祥将军告诫军官、⼠兵之演说留声⽚。
与严肃的政治宣传相⽐，普通市民对于⽂化科学知识的传播更感兴趣。上述的3家外商电台，特别是
开洛电台在这⽅⾯也做了有益的尝试。该台约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每逢周六敦请各界名家演讲科学问题。10⽉4⽇，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在开洛公司电台发表演讲，题为《⼈体模特⼉与美术》。当时正值“模特⼉事件”尘嚣沪上之时，刘海粟因在国内⾸开裸体模特写⽣课，招致种种⾮议与责难。在此情境下，开洛电台敢冒天下之⼤不韪，将刘海粟请⾄播⾳室宣传有关⼈体模特⼉的艺术理念，其魄⼒可见⼀斑。不可否认，外资背景与地处租界的优势，也增加了该台⾏此⼤胆之举的底⽓。翌年1⽉9⽇，南洋⼤学电机系教授李熙谋在电台⾥作了《⽆线电信》的报告，其讲演内容还刊登于《申报》之上。
⼴播节⽬逐渐融⼊市民⽣活
早期上海的外商电台因以推销收⾳机为开办⽬的，其在节⽬编排上多以⾳乐节⽬为主，辅以新闻、⾦融交易⾏情等。但即便是⾳乐节⽬，外商电台在⾳乐类型的选择上也有⼀个逐步迎合中国听众欣赏⼝味的过程。从奥斯邦电台播⾳⾸⽇的节⽬单来看，⽆论是捷克⼩提琴家贾罗斯拉·科西恩（Jaroslav Kocian）的独奏，还是⾦门四重唱及卡尔登乐队乔治·霍尔（George Hole）的萨克斯管演奏，都属于西洋⾳乐的范畴，⽽且这种节⽬编排格局基本贯穿了奥斯邦电台运⾏的整个过程。尽管没有完整的史料列明新孚洋⾏电台节⽬的具体内容，但由于其以英语播报新闻，亦可推论该台的⾳乐节⽬应当偏向于西⽅⼈的喜好。当然，为适应越来越多的本地听众的需求，新孚电台也在不断改进节⽬内容。1924年5⽉29⽇，该台就播出了有趣的上海⼩⼉催眠歌谣。
开洛电台实施的开设⼴播分站的经营策略，不仅节省了⼤笔⼴告费⽤，扩⼤了社会影响，⽽且由于各分站的⼴播节⽬均⾃⾏编排，也使得开洛电台的节⽬内容整体上更加符合中国⼈的审美标准。这从《申报》上的开洛公司⼴告便可略知⼀⼆：“本公司现在每天播送五⼩时的⾳乐，内中⼗分之七是中国⾳乐”。再以申报馆分台为例，该台除了由百代公司提供中国⾳乐唱⽚外，还延请乐⼈亲临电台演奏。如1924年5⽉24⽇，⼤同乐会会长郑观⽂在申报馆分台操三⼗六弦⼤瑟，古调独弹，不同凡响。⼀周后，中华⾳乐会会员司徒梦岩、⽢时⾬、吕⽂成、杨祖永、许宗远等⼈亦在该台播⾳室合奏弦乐《昭君怨》、《到春雷》、《柳⾦腰》、《双声恨》等名谱。当时较为知名的歌⼿黎明晖、杨耐梅等也多次⾄台演唱。
除去中国传统⾳乐，戏曲特别是京剧也是开洛电台的⼈⽓节⽬。1924年10⽉27⽇晚8时，开洛电台举办了⼀场别开⽣⾯的戏曲晚会，剧⽬包括《捉放曹》、《空城计》、《四郎探母》等京剧名段20余出。
值得注意的是，开洛电台各分台还使⽤不同的语⾔（⽅⾔）播⾳。申报馆分台⽤的是上海话，⼤晚报馆分台和巴黎饭店分台⽤的是英语，神户电⽓公司分台则使⽤⽇语播报。这种因⼈⽽异的播报⽅式进⼀步拉近了电台与听众的距离，使收听⼴播逐渐成为愈来愈多的市民在⽇常⽣活中不可或缺的⼀项内容。
开洛电台在社会⽂化教育⽅⾯也逐步崭露头⾓。1925年12⽉19⽇，该电台开办世界语⼴播练习班，市民报名踊跃。次年10⽉9⽇，交通部南洋⼤学（今上海交通⼤学）举办30周年校庆。开洛电台专门播送该校校庆典礼仪式上的各种报告词及颂词，并向听众⼴播了9⽇⾄11⽇在南洋⼤学校园⾥所举⾏的游艺节⽬。
⼴播在科学普及和民族仪电⼯业发展⽅⾯引起连锁反应
预埋螺母
外商电台相继现⾝申城之后，⼤⼤激发了⼈们对于⽆线电科技的兴趣，不仅与之相关的⽆线电收听组织应运⽽⽣，民族仪电⼯业也悄然兴起。
奥斯邦电台开播后不久，⼀批⽆线电爱好者就成⽴了中国⽆线电俱乐部（Radio Club of China），后改名上海⽆线电学会（Shanghai Radio Society）。其会员⼈数虽不多，且清⼀⾊是西侨，但这些业余爱好者积极联络各处，了解收听情况，遇到奥斯邦电台的机器发⽣故障时，还⽤⾃制的发射机临时替代。奥斯邦电台停播后，该学会秘书长、新孚洋⾏⼤班戴维斯后来⼲脆⾃⾏开办⼴播电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建⽴了⾃⼰的⽆线电收听组织。1923年3⽉2⽇，上海第⼀家由华⼈⾃办的⽆线电收听组织----俭德储蓄会⽆线电俱乐部成⽴。虽然俱乐部成员不过⼗七⼋⼈，但会员不杂⼀西⼈，“亦未得西⼈丝毫之助，颇属难能。”1924年8⽉，该俱乐部的颜景焴采⽤超外差式线路联接法装置收⾳机成功。
此后，上述两个组织与另⼀西侨设⽴的⽆线电收听组织----上海⽆线电艺术会（Shanghai Radio Amateur Society）合并成⽴了中国环球⽆线电同乐会（International Radio Amateur Association of China）。该会拥有会员90余⼈，⼀度成为上海唯⼀的⽆线电收听组织。
当⽆线⼴播电台在上海出现之初，民间使⽤的收⾳机均为舶来品，以美国出品最多，其种类⽆外乎真空管收⾳机与矿⽯收⾳机。由于⽤法简便、物美价廉，普通市民多喜⽤矿⽯收⾳机。与此同时，上海的企业还开始装配收⾳机了。美商公司将⼀些零件进⼝到上海，然后由中国企业进⾏组装。有的⼩零件则委托上海本地⼯⼚制造，受托的企业总数不下20余家，其中“声誉最著、⼯作最精者，仅有⼆家：⼀为北河南路桃源坊之善⼯⼚，⼚主为王君⽂⽣；⼀为徐家汇路之中国电⽓⼚，⼚主为魏君。”这些简单的收⾳机组装及零部件加⼯⼯作，⽆疑为⽇后中国⼈⾃办电台和民族仪电⼯业的崛起推波助澜。
1924年10⽉，苏祖国、苏祖斐、苏祖圭等弟7⼈在上海开设了第⼀家民族资本的⽆线电⼯⼚----亚美⽆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当年，该公司就在松江图书馆内试验组装的矿⽯收⾳机与真空管收
⾳机获得成功，不仅收到上海的电台⼴播，还能收到⽇本的电台节⽬。亚美公司从组装矿⽯机、制造⽆线电零件起步，其推出的1001号矿⽯收⾳机以外形⼩巧美观、价格低廉、收⾳效果良好⽽⼴受市民欢迎。1935年，该公司⾃⾏设计制造出“亚美”牌1651型五灯超外差式收⾳机。这台收⾳机除真空管及碳质电阻外，其余全部采⽤国产元器件。亚美公司由此成为国内第⼀家实现收⾳机商品化的企业。
1930年开设的中雍⽆线电机⼚是当时规模仅次于亚美公司的⽆线电⽣产企业。1936年，该⼚⽣产出标准三回路⼀灯收⾳机与直流三灯收⾳机等产品。此外，尚有华昌⽆线电机⼚、亚尔电⼯社等，都先后⽣产过⼀灯到五灯收⾳机。虽然⽣产⼿段较落后，产品数量不多，但这些产品在国内⽆线电制造业中占有⼀定地位。
外商电台的出现促成北洋政府转变⽆线电管理政策
1915年4⽉19⽇，北洋政府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个《电信条例》。《条例》规定“电报电话不论有线⽆线均称电信”，“电信由国家经营”，个⼈或团体私置电信设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所以，当奥斯邦电台建⽴后，北洋政府对这⼀舶来品惊恐万分。商业性⽆线电台的陆续设⽴和其经营规模的不断扩⼤，以及民间⽇渐增多的收⾳机，让⼀向将电信和⽆线电机具视为禁脔的北洋政府深为恐慌，当权者第⼀次感受到了来⾃⽆线电波的⽆形挑战。于是，北京⽅⾯企图通过⾏政⼿段给予压制。但科技迸发出的强⼤⼒量并⾮少数⼈可以抑制。当北洋政府意识到发展民⽤⽆线⼴播乃⼤势所趋、不可阻挡时，不得不对其⽆线电管理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
很显然，⽆论是奥斯邦电台、新孚电台亦或开洛电台，它们都没有向北洋政府登记，也没有取得官⽅的任何批⽂，属于“⽆照经营”。其实，这些电台建于租界内，有治外法权为“保护伞”，北洋政府在管理⽅⾯难以插⼿。但设在租界⾥的电台所产⽣的社会效应却远远超越了租界的地域范畴，这才是北洋政
府真正挠头的地⽅。因此，北洋政府主管电信事业的交通部电政司借助外交途径对上述外商电台采取了取缔措施。1923年3⽉14⽇，电政司就要求外交部饬知江苏特派交涉员严⾏取缔奥斯邦电台。
不过，北洋政府的取缔⾏动并不是奥斯邦电台关门的真正原因。内讧或是给了奥斯邦电台最沉重的⼀击。1923年3⽉下旬，中国⽆线电公司管理层发⽣⼈事变动，奥斯邦突然去职他就，公司事务由⼀位张姓中国⼈和美国⼯程师迪顿共同负责。⾄于奥斯邦离开公司的缘由，据说是奥⽒曾因款项不清，交代为难，嗣后信⽤⼤失，不知所终。尽管迪顿⼀再表⽰，奥斯邦的退出对中国⽆线电公司的营业不会产⽣任何影响，但由于缺乏充⾜的资⾦，奥斯邦电台不久还是偃旗息⿎了。
然⽽，奥斯邦本⼈对⽆线⼴播的发展依然充满信⼼。他在离开中国⽆线电公司后不久，⼜组建了全国⽆线电公司（National RadioAdministration, Ltd），以每⽉300两租⽤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倚云阁，在那⾥安装天线、设置播⾳室。这家电台的规模较之中国⽆线电公司的那家更⼤，⼀台⽤14个真空管特制⽽成的接收机还可以收到美国的⼴播信号。
起初，永安公司的创办⼈郭⽒兄弟打算⾃办电台。为郑重起见，公司⽅⾯呈请英美领事转请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查照⽴案（因永安公司注册于⾹港）。没想到，这⼀举动反倒提醒了北洋政府交通部。在交通部与英美驻沪领事及上海总商会反复交涉数⽉之后，全国⽆线电公司⼴播电台未能如期开播。7⽉31⽇，倚云阁上的天线被拆卸下来，奥斯邦东⼭再起的复兴计划化作泡影。
北洋政府对开洛电台也毫不客⽓。1924年5⽉，交通部在致上海护军使的咨⽂中称开洛电台申报馆分台“显系违反〈电信条例〉之规定，损害主权，妨碍电政，关系殊为重⼤。”
但总的说来，北洋政府反对也好、阻⽌也罢，对于早期上海的外商电台经营并没有产⽣很严重的影响，奥斯邦电台等3家外商电台倒闭的关键因素都与经费问题相关。皱纹纸
然⽽，随着外商电台的相继建⽴，⽆线⼴播以其特殊的魅⼒，使⼴⼤上海市民为之陶醉，“各家报纸皆辟专栏登载某处某时播送某种消息或歌曲。城市居民⽆论矣，即农夫、⾛贩之家，每喜装置⼀收话机，依报所载，按时听收，以供家庭娱乐。”曹仲渊此⾔虽有⾔过其实之处，但⾄少反映出⼴播在市民阶层中受欢迎的程度。俗话说，“民意不可违”，北洋政府也认识到在⽆线电管理⽅⾯，仅仅依靠严堵是不现实的，遂转为疏堵结合的策略，有条件地对民间开禁⽆线电。
1924年8⽉，北洋政府交通部公布《装⽤⼴播⽆线电接收机暂⾏规则》。该法规要求“凡装⽤⼴播⽆线电接收机Receiver者，须先呈请交通部核准发给执照。”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民间使⽤收⾳机的合法性，只不过这样的合法使⽤是在政府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实现的。因为要取得使⽤执照并⾮易事。⾸先，“接收机装⽤地点只限于通都⼤⾢及繁盛市镇，惟军事边防、海防及政府或地⽅官厅⽰禁之区域不得装设”；其次，“凡中国⼈民装⽤接收机Receiver者，应由其同乡委任以上
职官⼀⼈或六等以上殷实商号⼀家出具证书，以证明其请愿书内所列各项均属实在。”也就是说，申请
发给收⾳机的中国居民必须向交通部递交申请书，同时还必须有官吏或富商为其担保。再次，民间使⽤的收⾳机须“经交通部钉有部颁号牌者⽅准使⽤”。每部收⾳机的执照以⼀年为限，每年还要缴付执照费和印花税费，其标准是真空管收⾳机执照费年缴6元，印花税费4分；⾮真空管收⾳机执照费年缴4元，印花税费4分。此外，法规还对天线⾼度等接收装置做出具体规定。虽然，北洋政府在使⽤收⾳机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仍严禁民间私设⼴播电台及进⼝⽆线电材料。
从北洋政府⽆线电管理政策的转变过程来看，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显然不⾃觉地成为推⼿。如果没有它们的出现，如果没有它们为上海市民带来⽆线⼴播的福祉，那就不可能发⽣⼴播逐渐融⼊市民⽣活的集聚效应，北洋政府也不可能主动调整⽆线电管理政策。
不过，北洋政府并没有放松对私⼈或团体开办电台的严格限制。⽽在同⼀时期，南⽅的⼴州国民政府倒是于1926年5⽉颁布《⽆线电信条例》，允许个⼈或团体设⽴“⽆线电话收⾳台”。
1927年3⽉18⽇，上海第⼀家由华商经营的⼴播电台----新新⼴播电台于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新新公司六楼正式播⾳。该电台功率50⽡，波长370⽶，呼号XGX，播⾳设备由该公司电器部部长兼⽆线电师邝赞设计和装配。节⽬有新闻、商情报告、粤调、苏滩等。从那时起，上海的⼴播事业真正进⼊了⼀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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