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慕墉
我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有什么缺陷呢?
蓝组合
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教授曾说:“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宗白华，1998)这句话讲到了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各方面有广泛表现，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危害极大。 (一)不符合历史事实地贬低外国，美化古代中国. 甚至荒唐地认为西方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第574页) 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古 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和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创立的归纳逻辑，而中国古代正缺少这两者，才造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当然，如果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话不妥可以讨论，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次印刷时，爱因斯坦话的最后一句竟然翻译成:“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这里显然是反过来翻译，把别人说我们不行的地方说成行。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宗白华教授首先怀疑这段话翻译可能有误，让他的学生去查原文，才发现翻译错了。
在有些人那里，“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成了“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闭着眼睛瞎说什么:“我国春秋战国政治思想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古希腊有什么?只不过几个雕塑，而且还没有胳膊。”(某电视导演语);“莎士比亚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关汉卿!”(某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语)这些话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我们青年应该热爱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应该热爱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胸怀必须宽广，目光必须远大，才能作21世纪的新主人。 宗白华教授还指出:“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
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人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宗白华，1998) 宗白华教授的批评显然并没有为一些国学家、易学家接受。宗白华教授逝世后这二十年，他们的大胆毫无收敛:有人竞说《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和遗传密码等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他提出的“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14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他们除了耸人听闻地说一通外，缺少的恰恰是冷静的理性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有人称他们为“科学妄想家”。
当1986年著名的哈雷彗星按天文学家的预言准确的经过近日点回归时，全世界的各种舆论都在欢呼科学的胜利，而我国有的学者则讲中国是最早观测哈雷彗星的文明古国，因为在中国史书上，从《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到(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宣统二年(1910年)共有31次记载。这个议论很值得分析。31次的彗星观测纪录表明我国是一个很早
对彗星作系统观测的国家，但是，能说中国早就发现哈雷彗星了吗? 我们知道，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的好友。为研究彗星的运行规律，哈雷收集了从1337年到1698年各种彗星的观测资料，编了一张比较表;他发现:“阿比安所观测到的那颗1531年彗星，跟开普勒和龙格蒙丹所描述的1607年的彗星是同一颗，也就是1682年我自己观测的那一颗。全部轨道根数都完全一致，只有周期不等，……。我……有把握地下决心预言这颗彗星在1758年还要回来的。”(转引自沃隆位夫·维利亚米诺夫，第185页)法国数学家克雷罗相信哈雷的预言，他进一步具体计算了木星和土星对这颗彗星的摄动作用，将这颗彗星下一次过近日点的日期定于1759年4月中旬。1759年3月13日，全世界天文学家盼望已久的这颗彗星终于过了近日点。
为纪念哈雷的不朽功绩，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
中国天文学家只是在哈雷发现哈雷彗星后，根据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才知道中国史书上有观测到有关哈雷彗星的31次记载;而在过去，根本不知道这是同一颗彗星的31次回归，反而认为是31颗彗星的31次出现。中国的天文观测资料虽然很宝贵，但都是一些个别性的经验知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和哈雷揭示的哈雷彗星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性知识;两者在认识
层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没有什么沾沾自喜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长于经验认识而缺乏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呢? (二)在当代中国的分析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笼统造成的逻辑错误俯拾即是。
近些年来，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而在各种报刊杂志宣传媒体上，“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频频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作一些逻辑分析，就会发现“祖国”这个概念用得混乱不堪。 蓝牙天线 例如，1999年国庆前夕，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晚会。赵忠祥、倪萍两位主持人说:“明天是我们伟大祖国五十岁生日!”接着，优美的歌声响起:“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的祖国!清晨我放飞一白鸽!……。”当时我62岁，祖国母亲才50岁，那么我前12年又生活在何处? 又如，2006年国庆节早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全世界讲:“今天是我们伟大的祖国57周岁华诞，全国各地人民众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祖国母亲才57岁，还没有许多人的祖父母年纪大，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我们必须大声地告诉赵忠祥、倪萍和广大的青年人:我们的祖国母亲不是只有57岁，而是大一百倍;我们的中华祖国是世界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有一报刊报道:“国庆节前，对黑龙江省3市、4县17所中小学的820份调查问卷表明:半数的学生不知道祖国生日的年、月、日”(见《中国妇女报》，1995年10月加日)。显然，这里又将“祖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中国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讲出远古时代炎黄二帝何年何月何日创建中华祖国的。所以，半数不知道“祖国生日”的中小学生的头脑是清楚的，而另半数知道祖国生日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小学生、以及那些老师、领导、编辑记者等的头脑却是糊涂的。
又如，在一些文艺作品里，不适当地将近代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套到古代。例如，一讲爱国，就是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辽和金都是敌国，杨四郎到辽国当附马是卖国投降，京剧(四郎探母》是一个宣扬卖国投降主义的大毒草，……。这里宣传着错误的历史观点。辽国和金国是侵略中国的“敌国”吗?大家应知道，辽和金都是我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分成各个诸侯国，汉末也分为魏、吴、蜀三国，在这个时期，这个国的人到别的国当大臣，反过来打自己故国的事很多，但我们不会去讲那个人卖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各国都是汉族政权，而宋面对的辽和金都不是汉族政权，所以，我们才认为杨四郎卖国。可见，在我们心灵深处存在一个大汉族主义的王国，把“祖国”这个概念局限于汉族建立的国家。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
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我们并不否认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存在着是非，但我们必须强调这种是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妹之间的是非，与近代发生的我国与侵略我国的国家之间的是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是非问题。我们的祖国应该是一个各民族平等和睦共同发展的大家庭，这样，我们的祖国才有光辉的未来。
(三)在新世纪，中国传统的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思维方式。仍然有待克服。
新型增塑剂 在上世纪末，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人们充满着希望，做出各种预测。但是，我认为有一些对新世纪的预测是缺少科学依据的。例如，季羡林先生说:“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缺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季羡林，第257页)“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不能克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而只有中国文化能解决它们。
中国文化有如此神奇效用吗?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的论述。可以说，中国人口达到13亿多这么庞大的数字，中国的这些传
统文化应承担重要的责任;因此要让中国文化去解决世界人炸问题，实在有点南辕北辙。中国文化内容很多，但似乎没有减少氟里昂，避免臭氧层进一步被破坏的论述。在我看来，世界面临的各种难题，要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把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相结合，取长补短，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只靠中国文化是断断不行的。
有些人还说什么，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东亚世纪”，说什么世界科学中心会转移到中国等，这些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我们切忌不要盲目乐观，忘乎所以，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走弯路了。 碳化稻壳
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缺陷根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思维的欠缺。古代世界有三大逻辑，这就是中国古代先秦逻辑、古印度逻辑和古希腊逻辑。但是，将三个逻辑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先秦逻辑不仅不如古希腊逻辑，在某些方面也不如古印度逻辑。
(1)古希腊逻辑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密切联系中，将思维形式抽象出来作为逻辑研究的独特对象。“把变项引入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卢卡西维茨)如“B属于所有的A" ,..B不属于有些A"，这儿的“A" , "B”都是词项变项，表示各种具体词项(概念)。麦
加拉一斯多葛学派研究的命题逻辑推理式，如“如果第一，那么第二;第一;所以，第二”。这儿的“第一”、“第二”是命题变项，它表示各个具体命题。亚里士多德和麦加拉一斯多葛学派的逻辑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各种推理式是否有效。
在中国先秦逻辑里，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结合得比较紧，特别是与政治伦理内容结合得很紧，没有被抽象出来作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先秦逻辑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特点是特点，但不是优点，它恰恰是先秦逻辑发展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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