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个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政府是否要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来进攻日本本土？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像德国那样实行直接管制，还是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这本书就是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的结果。 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结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实施反战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鲁斯.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她大学期间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
、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极大，1948年9月病逝。
电脑切换器二、什么是文化和文化人类学？
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国社会，不仅要“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发现具体典型。
simdo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其中四或五个分支之一。这个学科分支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它主要在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不同于研究对象类似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弱势族和少数团体，以及较为蛮荒的部落。而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质”而非“量”，现象的观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识”。
藉由上面的概念，我们才能理解本尼迪克特这本书的精髓之处——她所关注的恰恰是我们平时挂在嘴边，但却从内心上并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国情”（指个人从小就接受下来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她指出，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共同，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对这个部族的本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重要作用，是这一族之所以成为这一族的根本。
三、菊与刀
鲁斯.本尼迪克特女士根据她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将本书赋予“菊与刀”的日本文化。全书并不长，只有三百一十六页，共十三章。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修炼”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
四、日本皇室的象征——菊花
日本皇室的家徽是16花瓣的菊花，“菊花王朝”是日本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王朝。日本的天皇号称“万世一系”，这个朝代自日本开国以来便从未间断过，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持续时间最久的朝代。
正如本尼迪克特女士在其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
日本的天皇在当时就位于这个价值体系的顶端，因此在当时，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在本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天皇去会见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时，在一番会谈之后，麦克阿瑟诚恳地向天皇表示，希望他能够放弃自己身上的“神性”，希望他能够让日本人民相信他本身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而天皇也很诚恳地表示为难，他认为，自己身上本来就不具有麦克阿瑟所说的“神性”，所以对让自己放弃本身所不具备的东西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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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理解“天皇”的实体并不是神，只是一个世袭的职位。正像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掌握天下实权的是真正具有武装割据实力的德川家康，但是他还得接受天皇的册封成为“将军”。
喷水壶 在日本的民族文化中，“天皇”是经过这个民族世世代代价值信仰积淀而成的内化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家长”。日语中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我们中国常常改朝换代，记得小时候学历史，一总结农民起义的意义时，总会有这么一句话——“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又是它不可避免地沦为封建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而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即使在日本史书中大写特写的战国时代里，那些封建小诸侯打来打去的最终结果是使本是农民出身的丰臣秀吉成为了“关白”（相当于将军，天皇册封。）不是当将军的没有当天皇的实力，而是当将军的凡夫俗子不能与“云上人”相提并论的。在日本，天皇可以没有实权，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神圣。
从上面的叙述中，大家可以看到“天皇”始终位于日本信仰价值体系的核心，或者说顶端，从“关白”和“将军”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等级森严，他们“各得其所”。
平等对于一个美国人而言，是其信仰，是其最崇高最道德的基础。而相比之下，在那时，不平等却是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既是最容易预计的，也是最广为接受的，承认等级制的差异对他们来说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这种等级差异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
习惯，而这种习惯是他们自出生起就在自己的家庭中习得的。比如最常见于日本人的鞠躬，在家庭里，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鞠躬，女孩子则无论年龄大小，要想哥哥和弟弟鞠躬。但这种鞠躬的利益却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总之，习惯的背后显示出的是日本人对等级制所确立的“规范性”的一种认同和嗜好，或者说，日本人之所以钟情于等级制，是因为它能够给日本人带来一种生活的秩序，一种生活上的“各得其所”。 与“各得其所”相应的正是“各安其分”。日本人在表述极端混乱的秩序时，常说“非兄非弟”，即身份与所处的阶级不相匹配，或者说哥哥不干哥哥的事，弟弟不像弟弟的样子。在日本人的看来，长子既然是家族的继承者，就应该保持长兄的性格，或者说更像他们父亲那样的性格。
在日本，由备份和性别造成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制者，不如说是受托者，比如长子，他一出生就决定了他是整个家族的继承者，同时，他也是这个家族的受托者。他所属的阶级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高于个人的要求。
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的经验懂得，作出决定，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整个家族确信此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延续家族的意志。而这些就需要对家族成员有所要求，无论这种要求有多么苛刻，家族意志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也就是以这种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的。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如果说日本是一个大的家族的话，天皇并不是这个家族的族长，但他却是这个家族的意志和荣誉。活动顶尖
五、最后的武士
在日语中，“SAMURAI”即“武士”，“SAKURA”指的是樱花，二者发音是很相近的。
而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也经常讲武士与樱花放在一起。日本的武士常常把自己比作一把，而最终所追求的就是像樱花那样一瞬间的灿烂。或许，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灿烂才意味着永恒。
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美国影星汤姆克鲁斯（阿汤哥）主演了一部电影《最后的武士》，这部影片无论在日本本土，还是在国际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影片最后，代表一
种信念的传统武士和代表历史和国家发展的维新势力进行了最后决战，这些最后的武士全部阵亡。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其实可以和上面所叙述的家族意志和荣誉联系起来，对于日本武士来说，他们是日本的特权阶级之一，他们身上肩负和继承的正是他们所信仰的国家意志。因此，即使面对着机和大炮，他们仍旧抱着必死的信心向前冲锋，只为了让当时的天皇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
关于武士的故事，不是只言片语能够讲完，在这里，我只将两个故事，以阐述我对本尼迪克特女士对于“信义”和“自我修炼”的理解。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日本战国时期，这个时代，是被日本史书所大肆渲染的一个时代，里面许许多多的人物被他们夸张放大甚至渲染为神话一样的人物。在这里，我讲讲正史，也讲点野史。因为野史从某种方面来说，恰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当时，日本战国时期的第一号人物织田信长距离一统天下（最终就是当上将军）只有一步之遥了，却被他的部下明智光秀在本能寺暗杀了，史书上称为“本能寺之变”。正史上记载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明智光秀在给织田信长吃的晚饭中不小心放了一条坏鱼，于是织田就很不高兴，就把明智给给狠狠的骂了一顿，结果明智心里很不舒服，就把织田给杀了。相对于正史，我
更喜欢野史，野史上说是织田的头号家臣丰臣秀吉为了夺得天下，和明智光秀联手把织田给杀了，后面丰臣秀吉又把明智光秀给杀了。最终，丰臣秀吉成为了称霸天下的人。但是，日本的民众是不太愿意让丰臣秀吉这个“关白”（将军）过得太舒服，于是他们想到了织田信长以前收养的孤儿——石川五右卫门，他们让这个石川把丰臣杀掉，为织田报了仇。按照中国的野史，这个石川是个忠义的人，是个好人，好人最终是要有好报的，最有可能的是石川和个美女什么的隐居起来过着快乐的生活，但是石川最后却死了，死在他曾经的仆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手里，因为当年的仆人此时已成为了德川家康的仆人。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鲜明地表现出日本人对“信义”和“武士精神”的民族阐释。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二战中，一家日本广播电台曾经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说一个日本飞行员大尉在执行完任务后，回来站在停机坪上认真地观察这自己的编队返航的情况，等编队返航完毕，他汇报完情况就倒在了地上，在场的人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也就是说他在停机坪上观察编队时已经死了，但他还是用自己强烈的责任感支撑自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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