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_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_省略_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_王晓葵

一、引言: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死都属于“公共事件”。对大部分人来说,死亡仅仅是一种自然生命的终结,它的影响局限在其“相识”或“相关”者的范围里,如亲友、同事等。与此相对,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例如著名政治家的死亡、战争、自然灾害引起的大规模的死亡等。这些死亡事件往往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比如政局的变动、社会构造的变化以及某些民间习俗的消亡等。因此,对这类死亡事件的“后事”处理也就超越了死者的“私人”范围,成为公共事务的一部分。
公共死亡事件处理的焦点是对死者的评价、追悼和纪念,其方式包括以下几种。1.建造纪念碑、纪念馆等纪念设施。2.指定、保留、修复某些相关遗迹为历史纪念物或抹消某些遗迹1。3.举行诸如公祭等的纪念活动。4.指定相关的日期为纪念日等。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追死悼亡不仅仅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思,更多的是对生者的一种价值宣示。特别是对公共人物的祭祀,常常伴随围绕政治遗产的继承而引发政治斗争2。因此,围绕这些纪念活动,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如国家、村落、宗教结社、同业团体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它们都极力把自身对事件的理解评价通过立碑、祭祀等将死亡事件可视化、固定化的手段,唤起、重塑事件的记忆,来强化事件的某些侧面,使之成为这个社会的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从而为自己的权威与地位服务。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死亡事件主体的死者家属,其存在形态是多样的。他们可能组成象日本的战争遗族会那样的强有力的压力集团,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如选举,反映他们的要求,争取他们的权利。也有可能像本文讨论的唐山大地震的死难
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
———以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
王晓葵
5DOI:10.13370/jki.fs.2008.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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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属,由于缺少地域共同体的连带意识和有效结合,也没有宗教、业缘等其他形成共同体的基础,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完全处于孤立的弱势状态。
当然,国家权力、地域共同体、个人之间,围绕公共死亡事件的处理,并非仅仅是对立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存在着合作、利用、对抗、融和等复杂的互动。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文化传统则成为三者角力的一个工具和场所。国家权力可以通过破除某些传统的习俗来削弱地域共同体的连带,也可以容忍或鼓励某些习俗来换取地域共同体成员的忠诚。而个人、地域共同体则既可能依靠文化传统形成某种连带关系来对抗国家权力,也可能放弃某些习俗换取国家权力的承认。而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生变易。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造成了24万多人的死亡。30年来,围绕地震殉难者的纪念与祭祀,政府、死者家属、商业资本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个事例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祭祀文化的特征,并揭示围绕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国家权力、地域共同体、个人、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唐山大地震后的复旧与记录
(一)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中国唐山的大地震,无疑是20世纪中国人灾害记忆中最惨痛的一页。根据目前正式公布的资料,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4秒,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0度,北纬39.4度),震级7.8级,震中区烈度11度。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重破坏区3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井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二)死者遗体的处理
地震过后,市政管理一时处于瘫痪状态,市民大多自己寻地块埋葬死者。地点大多在当时的唐山郊区的荒地,这种没有任何秩序的埋葬甚至导致为争夺墓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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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争斗,有人刚刚挖好墓穴去抬送尸体的一瞬间,墓穴就被别人占领3。有文献具体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凡有劳作能力的人都参加了葬埋活动。死难者家庭中幸存者较多的,大多还讲究体面,用崭新的棉被把尸体包扎好,两个人肩扛或用人力车运
送到郊外的荒地上。死难者中幸存者较少的,多在原废墟地就地挖坑埋掉,
作为死者的临时埋葬地。全家蒙难的除少数被邻居们挖出葬埋外,大多数
的尸体仍然被埋在了废墟中。4
这些被埋在废墟里的尸体后来经过清理,被集中埋葬。根据后来出版的《唐山市志》的记述,河北省政府要求埋葬的地点和深度要在“市区边界5公里以外,深度1.4米以下”,由专业清尸队对尸体进行清理。
床垫钢丝1976年11月21日,专业队清理出来的尸体如能辨别男女者,分别集体埋葬。如果遇难者家属愿意自己移葬,可以按指定时间,埋葬在指定地点。清出的尸体全部用特别大塑料口袋装殓。第一步,对距离水源和主要居民区100米内的尸体全部迁出。第二步,将距离市区较近集体埋葬在交通要道附近的尸体用石灰消毒,埋上一米深的土,然后用拖拉机碾压两遍。第三步,对压在房屋建筑物下,仍未清理出的尸体做进一步清理,做到全部清出。为避免对灾区人民感情造成新的损伤,清尸工作主要在夜间进行,12月26日,清尸工作基本完成。事后估计,共清出尸体52410具,分别埋入郊区果园公社王家坟、栗园公社朱家坟、老半璧店塌陷坑、梁屯公社石庄塌陷坑、白马山采石坑、无水庄采石坑、古治人民公墓、北范各庄采石坑等8个公墓。5
根据性别分别集体埋葬,以及后来的迁葬,使得死者身分的鉴别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而这些尸骨被分别集体埋葬在8个公墓,死者的亲友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亲人的尸骨真正埋葬在哪一处墓地。这使得按照传统民俗在坟茔、墓碑前举行祭祀仪式已不可能,因此他们只好在十字路口用传统的方式“烧纸”来悼念死者。
壁炉门有少数在医院死去的肇难者,留下了他们的遗骨。军人记者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提到他访问的一千二百人中有四百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医院有一个小
钢结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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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
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有一包剥开锡纸的巧克力,巧克力都化了。
可怜的孩子!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但一切都已
不能再挽回。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
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它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6能够通过这些可视化的“物品”,用个性化的形式表达哀悼之情的仅仅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死难者家属来说,只能借助某个虚拟的追悼空间来祭祀和纪念死者。
(三)报道与记录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1976年,也是中国政治的地震期,、周恩来、朱德的逝世、“四人帮”的倒台,都使得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和这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比起来,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而且在当时的氛围下,政治斗争总是优先于一切。就连有关地震这
样的纯粹自然灾害的叙述,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彩。这一点,从关于地震的报导中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报导没有发表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而受灾的状况,直到事隔3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披露。会议闭幕第2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
根据军人记者钱钢的介绍,震后对地震的介绍,绝少提及灾害的损失,“在地震各级干部向新闻记者介绍情况,通常使用的语言有:“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以大批判开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物质基础论’,促进了抗震救灾”,“感谢,感谢解放军,让咱们唐山人民吃上了‘友
滚齿机上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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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米’,喝上了‘感情水’,穿上了‘风格衣’”。7
1985年前后开始,政府的媒体也开始刊载有关地震的文字。在1986年,唐山的主要报纸《唐山劳动日报》上,7月开始登载有关地震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和纪念活动的消息。1996年7月该报开设了“我看震后20年新唐山”的征文栏目,刊载一些回忆文章。其中还有某小学开展《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活动,发动小学生向自己的父母了解震灾的体验,在课堂上讲述。这些个人的体验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其话语方式、行文结构以及表达的主旨却有共同的特征。
1.地动山摇,花子扔瓢,我在孩提时,每逢地震,奶奶就叨咕这句不知起于何时的俚语。……1976年7月28日,世所罕见的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
奶奶有幸早“走”了两年,没有赶上这场浩劫。我想,如果奶奶在世,她
也绝不会再唠叨那句陈词的。因为非但“花子扔瓢”早已成为历史,而奶
奶随着社会的进步,她的“信天命、畏鬼神”的思想也早已被信共产党所
代替了。……夜幕降临了,沉浸在乔迁之喜的唐山人民,有时也会发出思
念震亡亲人忧伤的梦呓,但我相信,更多的还是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共产
党的称颂。(1986年)
2.董瀚莲同学的妈妈是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为了清墟,有的战士指甲被掀掉了,晚上下起雨,解放军把受伤的妈妈抬进了部队的帐篷,妈
妈常对瀚莲说:“要牢记解放军的恩情”。(1996年)
客车门3.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11周岁,父母在地震中震亡,残酷的震灾在心头留下了极深的创伤,面对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对生活前景失去了信心
和勇气,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全国人民送
来了大批救灾物资,使唐山市很快在震后恢复了生产和基本生活,使我幼
小的心灵中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和崇高。(2001年)
这些体验谈刊登在政府主办的媒体上,可以看做是代表政府对事件的书写与叙述。在这些不同作者、不同写作时间的体验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共性。他们在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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