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尔的《飞鸟集》（郑振铎译本）
郑振铎
1924年泰⼽尔访华，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等欢迎者合影。
⽂\本刊特约撰稿王凯
omap4460冯唐版的《飞鸟集》出版后，在⽂学界、翻译界和读者中间引起了极⼤争议，2015年12⽉28⽇，浙江⽂艺出版社决定将此书下架召回，并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认真评估审议。
《飞鸟集》是印度诗⼈泰⼽尔的⼀部著名诗集，早在上世纪初叶，泰⼽尔的诗歌就传⼊了我国，陈独秀和刘半农都曾译过，但因数量较少，所以在当时没有引起很⼤的反响。直到1920年代初，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问世，泰⼽尔的名字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线内钩子初闻泰⼽尔
郑振铎第⼀次听说泰⼽尔，第⼀次接触他的诗歌，都与⽼朋友许地⼭有关。
泰⼽尔是东⽅第⼀位获得诺贝尔⽂学奖的作家，更是具有世界声誉的⼤诗⼈，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化界和读者对他的了解也不多。据说中国第⼀位翻译泰⼽尔诗作的是陈独秀，他⽤五⾔古诗体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四⾸诗，发表在1915年10⽉《青年杂志》上；《青年杂志》更名《新青年》后，还曾刊出过刘半农翻译的四⾸泰⼽尔短诗——这⼋⾸诗⼤概是泰⼽尔作品中最早的中译了吧？
1917年夏，郑振铎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结识了正在燕京⼤学求学的许地⼭，两⼈都喜欢⽂学，经常在⼀起读书、聊天，后来成了好朋友。1918年的⼀个晚上，许地⼭对郑振铎谈起了印度诗⼈泰⼽尔，这是郑振铎第⼀次听说泰⼽尔的名字，⼏年后，他在《新⽉集》译者序中回忆说：“我对于泰⼽尔的诗最初发⽣浓厚的兴趣，是在第⼀次读《新⽉集》的时候。那时离现在将近五年，许地⼭君坐在我家的客厅⾥，长发垂到两肩，很神秘地在黄昏的微光中，对我谈到泰⼽尔的事。他说，他在缅甸时，看到泰⼽尔的画像，⼜听⼈讲到他，便买了他的诗集来读。”
⼏天后，郑振铎去许地⼭的宿舍，许地⼭对他说：“我拿⼀本泰⼽尔的诗选送给你。”郑振铎站在窗前等候，四周很幽静，只有⽔池中喷泉发出潺潺的声⾳，许地⼭很快便从书架上取下⼀本很⼩的绿纸⾯书给他：“这是⼀个⽇本⼈选的泰⼽尔诗，你先拿去看看。泰⼽尔不久前曾到过⽇本。”因为泰⼽尔的这本诗集，郑振铎专门坐车回家——在车上，他可以捧着书看。借着新⽉与路灯的微光，郑振铎把诗集⼤体翻了⼀遍，回家后，⼜在灯下将这本薄薄的⼩册⼦读了⼀遍，他最喜欢其中⼏⾸选⾃《新⽉集》
的诗。第⼆天，许地⼭问郑振铎：“你最喜欢哪⼏⾸？”郑回答：“《新⽉集》的⼏⾸。”隔了⼏天，许地⼭拿来⼀本⾮常精致的书送给郑振铎：“这就是《新⽉集》。”从那以后，《新⽉集》便常放在郑振铎的枕边案头，成为他的每⽇必读书⽬。
地能空调在许地⼭的⿎励和⽀持下，郑振铎开始翻译泰⼽尔的作品，并将其发表在《⼩说⽉报》上。出于对泰⼽尔的喜爱和崇拜，郑振铎还发起成⽴了“泰⼽尔研究会”，1922年，郑振铎在《⼩说⽉报》发表了介绍泰⼽尔⽣平和创作的《太⼽尔（即泰⼽尔）传》和《太⼽尔的艺术观》，这是国内最早介绍泰⼽尔的⽂章。后来郑振铎听说泰⼽尔要来中国访问，⾮常⾼兴，他在⽂章中这样写道：“⼤约在秋天黄菊盛开时，他必可再度东来，到东⽅的中国来了。我们的⽂艺界，怎样预备着欢迎他呢？”
翻译《飞鸟集》
据郑振铎回忆，有⼀天许地⼭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诗，都是⽤古⽂译的，郑读后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许地⼭回答：“这⼀类的诗，应该⽤这个古奥的⽂体译。⾄于《新⽉集》嘛，却⼜须⽤新妍流露的⽂字译。我想译《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集》呢？”于是两⼈相约，同时动⼿翻译这两部书。
《飞鸟集》是泰⼽尔的代表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有300多⾸清丽的⼩诗，短⼩隽永，饱含哲理。据知情⼈讲，《飞鸟集》既可译为游荡之鸟的诗，也可理解为漂泊者之歌，诗⼈在诗
集的开篇两⾸便点明了题意，“夏天的
情⼈讲，《飞鸟集》既可译为游荡之鸟的诗，也可理解为漂泊者之歌，诗⼈在诗集的开篇两⾸便点明了题意，“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鸣歌，⼜飞去了”；“世界上的⼀对⼩⼩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印在我的⽂字⾥”。《飞鸟集》中的诗⼤部分只有⼀两⾏，极少数是三四⾏，有⼈说，这是受⽇本俳句影响的缘故。泰⼽尔之所以把诗集命名为《飞鸟集》，意在把⾃⼰⽐作寻求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这些诗句记录的则是他⼼灵的旅程。
1922年夏，郑振铎开始了《飞鸟集》的翻译，此前他曾翻译了多⾸泰⼽尔的诗作，也写了许多关于泰⼽尔的⽂章，对诗⼈有⼀定的了解和认识。虽然如此，但他仍⽤⼼去领会泰⼽尔的思想和创作⼼态，⼒求将诗作译得精准、流畅且富诗意。当时的翻译界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从《飞鸟集》的翻译来看，郑振铎是倾向直译的，他认为最好是“⼀⾯极⼒不失原意，⼀⾯要译⽂流畅”，然⽽他⼜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认为这样的直译是“不可能⽽且不是必需”的，郑振铎在⽂章中说：“泰⼽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但往往在短短的⼏句诗⾥，包涵着深邃的⼤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容易的。”事实上郑振铎的翻译准确⽽传神，在此不妨摘录⼀⾸，供⼤家欣赏：
你看不见你的真相，
你所看见的，
pp18
只是你的影⼦。
泰⼽尔的诗作之所以在1920年代的中国⽂坛风靡⼀时，主要得益于郑振铎的翻译和介绍，当时有许多中国作家都受到泰⼽尔的影响，冰⼼晚年回忆说：“看了郑振铎译的泰⼽尔的《飞鸟集》，觉得那⼩诗⾮常⾃由……就学那种⾃由的写法，随时把⾃⼰的感想和回忆，三⾔两语写下来。”正是这“三⾔两语”，才诞⽣了现代⽂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繁星》、《春⽔》，还有⼥诗⼈冰⼼。
环氧大豆油丙烯酸酯再说⼀句不算题外的话，当年相约与郑振铎同时翻译的许地⼭，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那本《吉檀迦利》⼀直没有完成，最终半途⽽废。
《飞鸟集》出版后，虽然整体评价不错，但也引来不少学⼈和读者的批评，梁实秋就是其中的⼀个。
梁实秋以《读郑振铎的<；飞鸟集>》为名写了⼀篇评论⽂章，指责郑振铎的翻译漏洞百出，仅前⼗⾸中就有四处误译，梁实秋还批评郑振铎没有将《飞鸟集》全部译出，只是凭个⼈的喜好翻译了250多⾸。梁实秋认为“⼀本诗集是⼀个完整的东西，不该因为译者的兴趣和能⼒的关系，便被东割西裂”，“我们可以说这位选译家不忠于原著，因为他译出来的只是⼀堆七零⼋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梁实秋当时还在清华读书，正准备去美国留学，年少⽓盛，说话也不客⽓，在评论之外
还说了⼀些讽刺的话，这引起了郑振铎的不满。1923年7⽉22⽇，郑振铎在《⽂学旬刊》发表了《再论<；飞鸟集>的译⽂——答梁实秋君》⼀⽂，对梁的批评作了回应。此⽂共分三个部分，⼀是“批评的态度”；⼆是“泰⼽尔诗集”；三是“《飞鸟集》”译⽂。郑振铎之所以⽤三分之⼀的篇幅来谈⽂学批评的态度，其实是有所指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梁实秋严厉的批判表⽰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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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的1927年6⽉14⽇，梁实秋⼜发⽂批评郑振铎在《⽂学⼤纲》翻译中出现的硬伤，此时的梁实秋已是国内著名的⽂学批评家、翻译家和莎⼠⽐亚研究权威，他对郑的批评有理有据，⾔之确凿，让⼈⽆法反驳。⼏天后，梁实秋再发《翻译家》⼀⽂，⽂章不点名地批评说：“如今第⼀流的翻译家，真是胆⼤包天，完全可以脱离字典⽽独⽴，并且常常翻出许多新的意思，补充字典之所不⾜。瞎猫撞死⿏，撞到⼀本洋书，书名若是新鲜好听，马上就可以开⼯，先抽出⼏章，改头换⾯的编成⼀本书，然后再⼀页⼀页地译出来，所以⼀本洋书⾄少可以化出两本中⽂书来。”与⼏年前不同，郑振铎对此没有公开撰⽂回应，⽽是私下致信梁实秋虚⼼接受了批评，郑振铎在信中还专门提及梁当年对《飞鸟集》的批评：“当你的评《飞鸟集》译⽂出来时，我曾以为你是故意挑战的⼀个敌⼈。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时的，⽆论什么⼈的责备，当初听时是很⽣⽓的，细想了⼀下，便⼼平⽓和，常常的⾃责了。我因你的指责，已于《飞鸟集》再版时更改了不少错处了。不管你当时做此⽂的动机如何，然⽽我已受你的益处不少，⾄少已对于许多读者，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是如何的感谢你啊！”1956年《飞鸟集》再次出版时，郑振铎不仅将原来没有译完的69⾸诗歌补译，还改正了许多原版本的错误——看来，郑振铎已完全接受了梁实秋的批评。
多年以后，梁实秋整理书籍资料，发现了当年的这封书信。当时郑振铎因飞机失事早已作古，往事如烟，皆成陈迹，梁实秋感慨万端，将书信原⽂录⼊《旧笺拾零》，并在信的后⾯如此评价：“（批评郑振铎）在我也许是多事，但⽆不良动机，在郑⽒闻过则喜更表⽰其虚怀若⾕。”
九泉之下的郑振铎如若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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