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贵州军阀赖以发迹的地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总参谋长率领红1军团第2师第6团，化装为国民党黔军的溃兵，胜利地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总参谋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同商议后，由王稼祥出面提议，并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的积极支持下召开的。
后来，元帅在生前回忆起遵义会议时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还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1月13日，他致电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和正在红5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
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
为了召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征求的意见时，问：会议应该怎么开法？说：如果解决人事问题，应
◆1935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发布的《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1977年8月23日，在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周恩来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了当时在军事路线上的领导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最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遵义会议，根据当时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情况，把战争问题放在首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鉴于当时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认识到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为了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尽快结束长征，会议仍然“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对于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地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实践证明，它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军内的团结统一。
后来，博古回忆起遵义会议的情况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
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首要的是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当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已经拥有决策权和领导权。它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已经结束，由李德、博古把持的“三人团”被取消，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之上的“太上皇”被搬掉，进入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开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问题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精神一经传达，便引起了全党全军的强烈反响，起到了党心归一、军心归一的巨大作用。况且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已经被当时的领导层所认同，在斗争实践中也已经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领袖地位确立了牢不可破的思想和组织根基。
1935年10月15日，在向共产国际《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红军长征“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
站在方面。由于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
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他还强调指出：遵义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领导，
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把我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听的话。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觉悟起来。”“这样比较自然，
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
减少阻力。”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也曾说过：“对于我个人来说，
遵义会议前后，我从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后来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
◆遵义会议会址。
然选择，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以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建立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受阻后，即转进至云南扎西地区，并在川黔滇地区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统称扎西（今威信）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会议按照的提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从组织上保证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巩固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张闻天根据的发言和他同、王稼祥商定的发言提纲而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制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这对于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巩固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统一全党全军的战略指
导思想，振奋革命精神，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扎西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
议后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会后，中央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和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尔后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改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分散突围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湘南等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红2、红6军团认真地贯彻执行了遵义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摒弃“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按照一贯倡导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使湘鄂川黔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坚持江南斗争的璀璨明珠。
193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又在遵义县苟坝召开重要会议，根据的建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
组，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会全权处理军事问题。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从瞬息万变的战场实际出发，为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是确保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
彻落实，彻底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影响，从根本上实现党的战略方针转变的组织保证。
1992年，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她所著的《在历史的激流中》一书中，对此问题作了详细地记载。书中说：“二战遵义以后，闻天请担任
前敌总指挥（实际上政治委员——作者注），到打鼓新场，开会讨论下
一步怎样行动，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不赞成，以去就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
决，少数服从多数，将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当晚，
又同周恩来、朱德商量，在周恩来、朱德支持下，说服大家，结果还是没有进攻打鼓新场。事实证明这个意见是对的。
“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
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
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周恩来、王稼祥。
“这段曲折，是闻天在延安时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的指挥是正确
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扎西会议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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