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简牍学研究：
新史料的出现是推动历史研究纵深发展的动力之一，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传世的文献资料比较少，制约了史学研究的发展。本世纪初，在西北的新疆、甘肃等地，陆续出土了不少汉简，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这些资料对秦汉社会进行研究。建国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考古成果似乎十分垂青秦汉历史，秦汉简牍大量的出土。主要有1975年云梦秦简、1990-1992年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连云港尹湾汉简、2001年张家山汉简、2002年江西里耶秦简、2002年长沙东牌楼汉简等等，大量简牍的出土，为秦汉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研究者们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方法，在秦汉官僚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云梦出土了一千多支竹简，主要是秦代的法律制度，还有反应当时社会风俗的《日书》。1996年里耶出土的秦简达三万多枚，主要是地方的官方档案文书，1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这批简牍是秦时县一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运用简牍这 批简牍，学者们对秦朝的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张家山汉简主要有《二年律令》是汉初的法律条文。学者们不仅对汉初的法律、行政制度有了深入的研究。利用这些制度资料，研究汉初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整合情况，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尹湾汉简的出土，为研究汉代地方郡县机构中官吏组成，官吏的的升迁、职能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推动了汉代行政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另外，简牍的整理、文字的识读、简牍文书的特点规律等都成为研究热点。
借助于新史料，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还出版有《简帛研究》等专业期刊、以及简帛网站等。还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汉代官文书研究》、《简牍文书学》等等。
二、中古社会变迁研究
中古社会变迁是近几年史学界在探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新领域提出的命题。中古即魏晋——隋唐时期，上承秦汉、下启近古，跨越了约7个世纪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变幻诡谲，经济形势波浪起伏，文化图景绮丽瑰伟，既与前后时代的发展变化紧密衔接，又存在着许多可以标识为“中古特”的时代个性和
历史内容。中古社会演变的社会特征表现为：经济上，战国秦汉，是商品交换经济、城市经济非常繁荣的时代。自汉末三国开始，社会经济转变为“自然经济”。其时，城市破坏，城市商品交换经济衰歇，钱币废而不用；社会经济生活农业为主，自给自足为主。到唐中叶才又开始转化。唐中叶后，商业交换复兴。在劳动者身份上，汉代以编户齐民和奴隶，中古时期人们则主要是被称为“部曲”、“客”、“门生”、“故吏”等等的半自由的依附民。政治上，秦汉是官僚社会，中古则是贵族社会。这样一个更为深层次理论命题“中古社会变迁”提出，为中古史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视野。
中古社会变迁成为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热点，每年，海内外学者举行数场讨论会。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张泽咸继承陈寅恪的观点对唐宋变革论的质疑,认为变革起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黄正建主编的集体著作《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也试图将变化放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之后,即将研究重点放在中晚唐,并从多方面探讨了这些变化。研究历史,在考辨细小问题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大问题,关注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变化。这方面的研究随着学者的关注和新资料的出现(如近年发现的北宋《天圣令》就是研究唐宋变革的绝好资料),必将会越来越多。朝代间的变化,即跨断代的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多。近来,有学者提出,隋、唐间变化的意义要大于唐、宋间的变化；宋史学者提出,南、北宋间的变化的意义要
大于唐、宋间的变化等,都是关注跨断代研究的突出表现。
三、明清社会史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已经倾向于认为，社会史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对历史加以解释的史学研究范式。每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扩展、每一种新研究方法的引入，都带来史学视角的转换和观念上的进步与更新。
明清社会史主要集中在即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等领域。
历史人口学作为一门新学科，随之被引入中国史学界并引起学者的重视和运用的兴趣。这门新学科的开辟，是以计算机技术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为前提的，这不仅使很多传统史学方法难以处理和运用的资料，例如在各图书馆、档案馆堆积如山的明清时期的户籍册、土地册和族谱等，得以成为研究人口问题的重要依据，也使相关研究在所获结论的准确性、可靠性上较前跨越了一大步。尤为重要的是，计量史学的运用，使史学研究的重点从上层转入底层、从政治史转向经济史和民间生活史成为可行。同时也让人们发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不仅限于一种，它还存在着更多的途径，这其中就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这种典型的人文学科的可能性。
婚姻、家庭和家族等本是人类学的传统课题，我国社会史从人类学中汲取营养，也是从这几个题目起步的。由于相关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或凌乱难稽，或为空泛之谈，很多学者便着力于对族谱、碑帖、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等民间文书的搜寻，以此为据撰写了大量论文和著作，取得了累累硕果。有些史学家不满足于对文书的求索而更进一步，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做“田野”，到某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个案,建立模型。近十多年来，田野调查已经成为学者特别是研究明清时期及以后的学者最为热衷的、运用也最为广泛的研究手段，并最终促成了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学界的盛行。历史学家不仅从田野获取了大量流散于民间的珍贵的地方史料，也通过田野，熟悉了人类学“向下研究”的视角，并将其运用到对历史的解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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