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9-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JZD007)。作者简介：王泽应，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 中心研究员。
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湖南自古被称为“屈贾之乡”。这一称谓是同屈原、贾谊的忧乐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密切联系 在一起的，或者说屈贾忧乐精神构成“屈贾之乡”的精魂和核心要义。屈贾忧乐精神锻铸了湖湘伦理文化 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骨，也为中华伦理文化注入了一种忧国忧民的伦理品质和民族精神。新的历史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砥砺中国品质，培育中华德操，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意识和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屈贾忧乐精神；湖湘文化；中华伦理精神中图分类号:B22;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6-0043-09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1〇
，屈
原和贾谊先后于战国时期和汉初流放于湖湘大地，并在此地创作出了一系列忧国忧民的诗作和文章，使湖湘大地成为他们忧乐精神的繁衍、传播和传承之地，也因此锻铸了湖湘文化“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的精神血脉和气质风骨，使得湖湘大地被称之为“屈贾之乡”。两千多年来，湖湘大地因传承和弘扬屈贾忧乐精神而发展起一种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坚执的担当品质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湖湘文化，并在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大潮中谱写出了一幕幕气吞山河的辉煌史诗。
一、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
屈原和贾谊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和汉初中华民族忧乐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将对“道”的忧乐情怀与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的忧乐联系起来，表达出一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并乐此不疲地求索国家强盛和民
生富庶之道，希翼用自己对美政善治的理想型设计为自己所属的国家做出贡献。特别是在其治政主张不被见用而遭放逐的困难情境下，他们念兹在兹的仍是自己魂系梦牵的国家民族，其忠于理想、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的忠贞情愫天心可鉴。屈贾忧乐精神的实质是忧国忧民以及对美政善治之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他们都怀抱着经邦济世的宏大理想，并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形成一种为理想和信念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和顽强品格。他们精神上感觉到的快乐是美政善治的理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所生发的忧虑忧患则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百姓生存状况的不尽忧思和高度关注，本质上是对道义追求和与道为一的快乐以及对道义沉沦、道义不彰的忧虑，体现出他们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价值眷注和家国情怀。
屈贾忧乐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境界高远的精神和价值体系，由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赤子
2019年云梦学刊
之心、对真理道义的上下求索之志、对庶民百姓的关注忧思之情、对美善人格的倾慕拱立之节以及对伦理文明建构的深谋远虑之智所构成。
其一是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屈原、贾谊心志中所表达出来的忠诚不仅指对国君的忠诚(或曰私忠)，而且大量地集注于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忠诚(即公忠)，并且这种对国家民族的绝对忠诚即使在他们个人命运遭遇种种苦难与打压的情况下也充满着“痴心不改”的精神特质。此即如屈原所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证。”(《惜诵》)他们那种“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的精神是士大夫忠于国家社稷之公忠精神的集中体现。屈原一生忠心为国，把报效国家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了振兴楚国，他胼手砥足，鞠躬尽瘁，从事实现“美政”的革新活动。屈原“忠而见谤”，两次被放逐到湖南沅湘一带，因忧愁忧思而作《离骚》。《离骚》虽然不时吐露出屈原心里的种种怨艾，然而这种怨艾不是对个体生存发展状况和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实现的愤愤不平，而是对“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而“谗人间之”的忧伤和忧思，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离骚》开篇言明自己与楚王“同源共本，世为宗臣”的身份，表明他“有不能传舍其国、行路其君之意”。这种“不能传舍其国”的精神，实质是屈原心系楚国前途命运，冀望其强大振兴和“恐皇御之败绩”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对于楚国
的存亡、对于存君兴国有着一份责无旁贷的担当或义不容辞的责任。屈原的“美政”是以尧、舜、禹、汤、文王、楚之三后、齐恒、晋文等时期的政治清明为标准:“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
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汤禹俨而祇敬兮，周道论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何独乐斯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屈原内心深处充满着对楚国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并衷心而热切地希望楚国强盛一统天下。在当时列国争雄的情境下，他渴望以自己献身国朝美政的实践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满含深情地劝告楚王珍惜年华，改变因循守旧的态度，振兴楚国。“不抚壮而弃秽兮……来吾导夫先路。”他列举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事例，表示自己不畏艰难，要帮助楚王重振楚国，恢复到前王的那种盛世局面。“岂余身之惮殃兮……及前王之踵武。”但是，屈原的赤胆忠心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反倒招来了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小人嫉恨他:“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楚王也听信谗言，不再信任他:“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尽管如此，屈原还是不改初衷，不愿意放弃自己对楚国的忠诚。《离骚》有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屈原指天发誓，表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国家。《离骚》又云:“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就是说，自己即使肢体分解也不会更改，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作任何牺牲。他用“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来表达自己对故土
故国坚定不移的忠爱之心。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指出:《离骚》兼《国风》“好而不淫”和《小雅》“怨诽而不乱”于一体，有着“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的独特意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离骚》及其他楚辞各篇中，屈原表达了自己忠于楚国绝不改变的爱国赤情。
贾谊亦有着如同屈原一样的忠国之心。他在《新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汉初的历史和朝廷政权建构的实际状况，认为当时的分封制有可能削弱中央政权。在他看来，无论是同姓王还是异姓王，只要他们形成自己的割据势力，就必然会反叛中央政权，其规律是“大抵强者先反”，故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强》)的强化中央集权制的主张。究其依据，则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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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则无邪心”(《藩强》)。贾谊所提出的“众建诸侯
而少其力”的主张是他对汉初政治状况深刻分析
后得出的治政之策，从后来景帝时发生的“吴楚
七国之乱”、武帝时梁王反叛的历史事实中可以
得到证明。只是当时文帝并不能清醒地认识，再
加至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
大夫冯敬等人竞相诋毁贾谊，认为贾谊“专欲擅
权，纷乱诸事”，致使贾谊受到文帝的疏远，被贬
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谊对朝廷一腔忠诚却
反遭此厄运，心中自然难以平静。他在过湘江时
专门写有《吊屈原赋》，开头便将自己与屈原联系
起来:“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
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其意是说，我恭奉
天子诏命，带罪来到长沙任职，曾听说屈原自沉
汨罗江而长逝，今天来到湘江边上，托江水来敬
吊屈原英灵。接着，贾谊结合自己的遭遇而论屈
原所遭遇的无情迫害和人生厄运，指出屈原正是
因忠而见谤，赤胆忠心遭遇人生横祸，才逼得他
自杀失去生命。“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贾谊继承
并发展了屈原的公忠精神，对屈原公忠体国、九
死不悔的爱国主义精神予以充分肯定，表达了绝
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坚强决心和高尚情怀。
其二是对真理道义的上下求索之志。屈原、
贾谊之所以有那样深刻的忧患意识、悲悯精神,
不是他们个人秉性与生俱来的偏好甚或家族遗
传，而是来自他们在求真理求正义征程中所形成
的理想信念以及对崇高理想信念的拳拳服膺之
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征的
是屈原孜孜以求真理和道义的心曲。作为高阳帝
之苗裔，屈原为自己的出身骄傲，但更重视自己
的内美，修身立德，志存高远。他尤以圣贤为师,
重“内美”、重才能、重“修名”，抱着“有德在位”“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强国富民”等“美政”理想，竭忠尽智，以身殉道,“九死不毁”。屈原的这
种美政理想来源其对自身人格的认同上。《离骚》
云:“帝高阳之苗裔兮，肤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瞰兮，唯庚寅吾以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这里所展示的是一个身世高贵、
品德高洁、才华出众的自我形象，言辞之间充满
了自信。屈原在《离骚》中言说自己“纷吾既有此
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即是认为自己既有内在
美好的道德品质，又重视后天德能的修饰和培
养。屈原一生都在努力追求政治清明、公平正义
的美政理想，并对政治清廉、人格独立完善予以
由衷礼赞。故曰:“鸷鸟之不兮，自前世而固
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举世皆
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屈原《离骚》结尾处写道:“既
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其意是
说，既然无人能同我一起实现那美好的政治理
想，那么，我就要向古代的贤人彭咸学习，宁死也
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
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
苦吃，屈原则明确地表示他没有办法做到。贾谊
也在自己的从政生涯中不断上下求索，提出了一
系列如何化解政治生活危机、如何使政权真正实
现长治久安的治政方案和治政智慧。深读《治安
策》，会发现其中有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的精识睿智，也能感受到贾谊的忧国忧民之高远
思慧。
其三是对庶民百姓生存境况的无比忧思和
高度关注之情。屈贾忧乐精神有着对庶民百姓生
存境况的深深同情。屈原主张关注民生，对百姓
生活的艰难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离骚》云:“长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无私阿兮,
览民德焉错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哀郢》云:“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抽思》云:“愿摇
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这些诗句，反映了
屈原关心民生疾苦、以民为重的思想，是其爱民
意识、忧民情怀的生动展现。屈原的“美政”理想
中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屈原在《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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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讲到“民”的问题。“哀民生之多艰”“相观民之计极”(《离骚》),“览民尤以自镇”(《九章》)。在屈原看来，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体察民生的艰辛，要以观察百姓的疾苦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尽力想办法去解决百姓的苦难。他一心向民，建议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修明
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在屈原身上,“爱人民”“爱国”“爱真理和正义”三者得到了高度统一。他用体恤民众的良知和不卑不亢的操守将忧国、忧民和忧道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其忧乐精神变得十分丰满。贾谊继承了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思想传统，始终把民生疾苦装在心头，要求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在《治安策》《过秦论》等文中亦有对如何减轻百姓负担使其能够休养生息的精湛论述。贾谊在《论积贮疏》中针对汉初民不聊生的现状，以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提出论积贮的主张，凸显出其忧国忧民意识。该疏以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开篇，直指民生问题。他指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更进一步指出了粮食富足对于庶民百姓的重要性。针对当时百姓“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的生活状况，贾谊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与此同时，他提出了“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观点。贾谊请求当权者不要“背本而趋末”，而要体恤民生，关心民生,“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以达到“畜积足而人乐其所”。
其四是对美善人格的倾慕向往和矢志护卫之节。屈原以香草自喻，并把自然香草与人品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用采集、佩服、种植、怜惜等词抒发对香草的倾心。“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不仅以香草自喻，而且以香草树木喻人，形容自己“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里的“江离“辟芷”“秋兰”皆香草也，旨在以香草譬喻美好的道德修养。屈原的人格修善，不是远污秽避浊世，而是以“鸷鸟不”“方圆不周”的姿态，公开把自己置于与党众小对立冲突的格局中，不但自身出污泥而不染，而且表现得愤世疾俗，疾恶如仇，不计利害、不思后果地抨击时弊。屈原是一个道德修养上
的完美主义者，他努力追求的是人格上的尽善尽美。屈原洁身自爱，独清独醒，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毁其节。他志洁行廉，矫然自异，从不随波逐流；他不妖不染，皭然不滓，决不同流合污。其高洁人格堪“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在屈原眼里，放弃人格的历练和精神的追求无异于自我毁灭，他“宁赴清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怀沙》)。这种执着地守人格之清、全人格之节的举止与修为彰显了屈原精神气节的高岸和伟大。贾谊也有对美善人格的真诚倾慕和不懈追求，并以美善人格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史诗。
其五是对伦理文明建构的深谋远虑之智。屈原和贾谊有着对伦理文明价值建构的深度思考，对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的苦苦寻求，并因此而形成高瞻远瞩的伦理智慧。屈原对伦理文明建构的深谋远虑之智，不仅在《离骚》中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而且在《橘颂》中也借助橘树的品格作出了既“受命不迁”又“横而不流”的描述，揭示出伦理文明必须像橘树那样既扎根泥土又花繁果实的生存论品质。“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脩，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树秉受天地之气，志向专一、品质优良，生来就扎根于南方，深深地挚爱着这一方热土，不可迁徙。它不仅外表彩艳丽、果实饱满，而且内心纯洁、绝无杂质。尽管它枝叶繁茂，但层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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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形象美好、气质超。橘树自幼就抱定“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长大后更有“横而不流”的高风亮节。它不媚凡俗，无所希求，头脑清醒，特立独行，令人倾慕；内善外美不偏不邪，特立独行坚贞挺拔。在深深热爱自己故国乡土的屈原眼里，橘树“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秉性，正可与自己矢志不渝的爱国情志相吻合，也砥砺着他秉持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德操。这种伦理智慧把目光集聚于现在和未来，强调以务实之举应对现实问题，使其朝着光明美好的方向迈进，充溢着一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伦理精神。
二尧屈贾忧乐精神对湖湘文化和精神的深刻影响
屈贾忧乐精神生发和传延于湖湘大地，培育陶钧着湖湘儿女“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卓励敢死”的伦理禀赋，也成为湖湘伦理文化精神的源头活水。湖湘大地因生发和传延屈贾忧乐精神而被称为“屈贾之乡”。“屈贾之乡”是与屈原、贾谊忧国忧民精神的生发、传播、绵延与弘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屈贾忧乐精神犹如一道精神血脉，千百年来在湖湘大地代代相传，亦如文化基因在文化递嬗和社会演化中不断传承发展，从而使湖湘文化生成一种一以贯之的伦理气质、源远流长的伦理精神。屈原投汨罗江自沉后不久,“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2〇,“其
行义”者，爱国也。正所谓“楚人悲屈原，千载尤未歇”3〇。楚国人民本来就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和悠久的爱国传统，屈原的精神与作品，自然能引起楚人的共鸣。一代又一代的楚人纷纷纪念他，吃粽子，划龙舟……并以他为榜样，热爱祖国，抵抗强秦。楚国被秦国灭掉后，民间流传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屈原诗中“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斗争意志。历史地考察，屈贾忧乐精神陶熔并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也是形成湖湘文化价值特质和精神禀赋的伦理始基和本源。“屈贾流风泽备三湘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潇湘士子”4〇,
奔流动荡的历史变幻、此消彼长的政治纷争，都无法止息这种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的代际传衍和生生不息。
东汉时期著名楚辞学家、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指出:“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基于对屈原高尚人格与爱国气节的高度认同，他醉心于屈赋的整理与研究，把刘向编订的屈原25篇作品逐字逐句作注，以经求理，从而使屈赋及其精神气节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北宋时期，范仲淹应岳州太守滕子京之请而作的《岳阳楼记》进一步凸显并拱卫了湖湘文化的这一精神血脉。范仲淹虽然没有到过湖湘大地，但是对湖湘大地生发和传延的屈贾忧乐精神有着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认同。《岳阳楼记》继承并光大了屈原和贾谊的爱国忧思，而其所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能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5〇的价值观念和忧乐情怀则成为湖湘文化历史的坐标和涌动的潮流，将屈贾忧乐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南宋时，屈贾忧乐精神在朱熹的理学阐释中再次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抗金救亡的精神旗帜。任过长沙太守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表彰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认为:“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6〇屈原因为忠君爱国使他在“大节”上无可挑剔，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离骚》以“美人”“灵修”寄意于君，或“恐美人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时而事之也”，或“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自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已耳”，委婉而坚定地表明了屈原对君主的忠诚和依恋。《九歌》是放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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