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死魂灵》
内容梗概
某省城来了一位仪表堂堂、举止优雅的绅士，名叫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他自称是六品文官，来此作“私事旅行”。一到旅馆，他就向伙计详细地打听省城官员的情况，对地主的情况格外感兴趣。次日，乞乞科夫忙于拜会各级官吏，他巧于奉迎，很快便博得了达官显贵们的好评。乞乞科夫其实是个投机钻营的能手，他发现死亡农奴可以拿来作为骗取大笔押金的抵押品，便决定来此地做一笔死魂灵的投机买卖。 一个星期后，乞乞科夫开始到各个地主庄园去访问。他访问的第一个人是在省城认识的玛尼罗夫。这是一位富有的地主，精神空虚，安逸、舒适的生活使他养成了懒散的习性。平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沉思默想，可是到底思索什么，只有上帝才知道。乞乞科夫在去索巴凯维奇庄园的途中迷了路，误入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庄园。她闭塞、迟钝而又讲求实利。凡是可以赚钱的事，她都会做。在一家小酒店里，他遇到了另一地主罗士特莱夫。罗士特莱夫是一位出了名的乡间恶少，嗜酒好赌，多嘴饶舌，撒谎成性，蛮横霸道。乞乞科夫终于来到了索巴凯维奇的庄园。这个地主虽然长相像熊一样笨拙，却精明务实，行为贪婪而又冷酷。在与他的交谈中，乞乞科夫得知附近有一位大地主泼留希金，于是随后便来到了那里。可是，乞乞可夫发现，泼留希金吝财如命、渺小鄙俗、猥琐无耻，是人类的“灰堆”。
对以上各地主，乞乞科夫总能巧妙对付。在购得将近四百个死魂灵之后，他心满意足地返回省城。第二天，
就办妥死魂灵过户手续。他被说成是“百万富翁”，达官显贵将他奉若上宾，名门闺秀竞相求亲……但是，一次舞会上，罗士特莱夫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了乞乞科夫购买的是死的魂灵。于是，形势突变，官员们不知所措，乞乞科夫的身份也引起种种猜测。检察长因与他购买死魂灵的事有关而一命呜呼。官员们的府第已不对他开放。乞乞科夫见势不妙，离开该地，逃之夭夭。
《死魂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译介到中国，译者主要有鲁迅、满涛、许庆道、陈殿兴等。《死魂灵》在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上半期、50—70年代、80年代之后。 中国人最早提到果戈理的，是鲁迅1907年所写的《摩罗诗力说》。其中有两句关于果戈理的重要评语：“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
“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振其邦人。” 那时，鲁迅为浪漫派诗歌所激动，但中国现实没给浪漫派提供持续不衰的土壤，他也冷静下来，转而钟情于果戈理，以发表同名小说《狂人日记》为始，直至去世前译完《死魂灵》而终。1935年，在《死魂灵》的译本已发表第一部的一半时，他做《几乎无事的悲剧》，高度赞扬了果戈理写作《死魂灵》的技巧。他认为果戈理写的地主“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悉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在谈到《死魂灵》第二部时，鲁迅并非全盘否定，在《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中指出果戈理“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作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
1936年，鲁迅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和第二部残稿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之后，出现了一些专门评论《死魂灵》的作品。如周扬的《果戈理的<；死魂灵>》，文章较为详尽地描述了《死魂灵》的创作过程，分析了“初期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典型”乞乞科夫和“衰落期封建地主贵族的各种典型”，并结合时代评价了果戈理的写作动机及这部作品产生的客观批判效果，以及《死魂灵》第二部失败的原因。 当时出现的一些俄罗斯文学史著作，也都谈到了果戈理的《死魂灵》，比如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和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等，这些著作都突出果戈理的这部作品的写实主义要素。
从50年代到70年代，对果戈理研究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50年代出现过一个研究果戈理的高潮。1952年，果戈理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国各报刊发表了近百篇评介果戈理的文章，但专门研究《死魂灵》的文章非常少。那么，这一时期的文章虽然也不乏一些客观的评述，但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太大。这从当时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知道，如沙汀的《正确使用讽刺武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行为进行批判》等。1952年，别林斯基论述果戈理及其作品的文章被译出，对那一时代的评论的影响很大。
50年代还译出了近十种评论果戈理的专著，其中有一本全面论述《死魂灵》的书，这就是赫拉普科钦的《果戈理的〈死魂灵〉》。60—70年代，政治运动代替了一切，中国人对讽刺文学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果戈理的研究很少了。
80年代，中国的果戈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半期，掀起了果戈理研究的一个小小高潮。这个时期发表了百余篇研究果戈理的文章，还有几部专著，但基本上都是延续以前的批评，分析《死魂灵》的批判现实主义
创作原则、人物形象和讽刺手法等。比如王远泽在《果戈理》一书中写道：“《死魂灵》是果戈理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它以朴素的情节结构和‘十足真实’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内容。”“《死魂灵》不仅是一部用生花妙笔写成的沙俄农奴制的病症史，它还让人们在农奴主、封建官吏和资产阶级市侩这些奇形怪状的后面，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人民和前途远大的俄罗斯。”“作者运用奇特的夸张、生动的比喻、逻辑上的异变以及反语、双关语和俏皮话等表现手法，构成了独创的幽默讽刺特。”“在塑造人物时，作者善于抓住同人物性格有内在联系的外貌特征，加以突出的描摹……再加上富于个性化的语言的点染，使人物呼之欲出。”“小说中许多议论、抒情的穿插，与形象描写的部分交相辉映。”
80年代中期以后，果戈理研究更具特，研究者在努力探索新的道路。有的将《死魂灵》与其他作品作比较分析，揭示其特。比如，王海涛的《〈淘金记〉与〈死魂灵〉的比较分析》、刘传铁的《浑言则
同析言有别——〈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讽刺艺术之比较》等。王志耕的《果戈理与中国》一文对《死魂灵》与中国文学发生的种种关系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还有人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果戈理的创作，程正民在《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认为，果戈理忧郁苦闷而又机智俏皮的气质对他的作品题材的选择、作品人物的气质、作品的风格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死魂灵》则是果戈理“同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斗争的产物”。还有人将目光投向了果戈理的创作与宗教的关系的领域。任光宣在《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中认为：“《死魂灵》的结构框架基于基督教的地狱天堂说。”“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创作的人物形象是对基督教善恶观的文学诠释。”张百春在《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中提到：“从宗教角度出发，果戈理认为道德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分离，即善与美的分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宗教基础。”有些学者从象征的角度来分析，比如龚善举在其文章《象征：果戈理艺术思维的“原型批判”》中认为果戈理受到《寓意图与象征选集》的影响，并分析了果戈理为《死魂灵》第一版的封面设计的深富哲理的三层图文。甚至有人对果戈理与音乐的关系产生兴趣，如刘黛青译的由戈尔德斯坦所著的《果戈理与音乐》。在别林斯基等的理论指导下，果戈理一直被看作俄国“自然派”的奠基人，现在也译进了一些异议。比如《果戈理评论集》收进了俄罗斯作家洛扎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一文。洛扎诺夫认为新文学根本不是像文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来源于果戈理，而是恰好相反：“果个理用死亡的目光看取生活，他在生活中看见的只有死魂灵。他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只是以惊人的技巧描绘了一系列生活漫画。”近年来，《死魂灵》新译本不断出现，果戈理及其《死魂灵》开始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阐释。
参考材料
1．刘传铁：《浑言则同析言有别——〈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讽刺艺术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3月。
2．程正民：《果戈理、气质、生命力和创作》，《苏联文学》1989年第6期。
3．王加兴：《析〈死魂灵〉主人公乞乞可夫的语言特》，《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孙亦平：《论〈死魂灵〉的怪诞倾向》，《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5．任光宣：《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6．龚善举：《象征：果戈理艺术思维的“原型批判”》，《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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