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富兰克林、达什科娃为中心
韩宇婷
摘要：１８世纪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相继成立，成员间互相交流，随着美俄两国启蒙思想家富兰克林与达什科娃的相遇，促进了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官方交流与互动，促进俄美科学，文化和社会的最初联系。十九世纪前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交流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扩大了美俄的交往范围，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二）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１９世纪前；美国哲学学会；圣彼得堡科学院；富兰克林；达什科娃
中图分类号：Ｋ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４６－０２
1724年彼得一世创办圣彼得堡科学院，成为当时世界声名远播的科学机构，也受到美国科学家的赞赏。1743年富兰克林为促进北美与其他地方的科学文化交流，在费城创办美国哲学学会，学会创办不久，就
与俄国科学家建立了联系。两个学术团体的建立和交流在美俄关系萌生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富兰克林和达什科娃则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美俄关系研究或是集中在近现代，或是致力于政治、经济等方面，而对早期美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则鲜有关注。时至今日，随着大量相关论著被翻译、出版以及档案文献的公开发布，使本文的研究成为可能。美俄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有必要对其进行追根溯源。因此，本文以19世纪前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建立和发展的历程，来探讨其在早期美俄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并以此来管窥美俄交往的早期历史。
一、19世纪前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间的私人交流
在美国哲学学会的活动扩展到国外之前，美国的个别科学家就密切注意俄国的情况，并进行“北方探险”。而俄国也对大洋彼岸建立的这个新国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两个学术团体的私人交流逐渐展开。
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曾受到美国哲学学会科学家富兰克林的赞赏。他与俄国的最初交往得益于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其与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接触的第一个书面证据可以追溯到1759年，富兰克林在一封信中给伦敦的威廉·赫伯登博士写了一封信，内容涉及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弗兰兹·埃皮努斯（Franz Epinus），在信中可看出富兰克林对埃皮努斯研究内容的了解及对他的赞赏。而埃皮努斯对富兰克林也十分敬重，正是由于他的推荐，富兰克林作品的片段才首次出现在俄国媒体上。
富兰克林在俄国人眼中威望极高，他的著作也成为第一个在俄国翻译出版的美国作品。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与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的交往越来越多，如他与罗蒙诺索夫之间的关系，即使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并且很少直接联系，但他们俩都熟悉彼此的工作和成就。1752年6月，《圣彼得斯堡日报》对富兰克林和费城实验进行了报道，文章称：“关于电力问题的新发现来自美国。在北美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一直大胆地试图从大气中提取出可怕的火，这种火经常摧毁广阔的地区。”[1]罗蒙诺索夫、里奇曼等科学家高度评价了富兰克林的工作。同时，他们多年的实验指出了富兰克林工作中的一些缺陷，并熟练地补充和发展了他的思想，推动了科学进步。
总之，本杰明·富兰克林与俄国科学家的交往不仅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也使美俄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达什科娃作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长，与美国哲学学会成员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在欧洲进行了两次深入的旅行，并会见了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达什科娃还将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应用到了政府改革之中。与富兰克林一样，达什科娃崇尚科学，乐于探索，这也给二者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
达什科娃在欧洲旅行时，富兰克林已是远负盛名的科学家和政治家，达什科娃曾多次通过朋友想与富兰克林结识。1780年12月，富兰克林收到一封来信，称：“杰姆·邓普尔先生在伦敦时托我写信介绍您
认识达什科娃公主。公主也是深受皇后喜欢的，并坚持要求写这封信，在这前一天，我并不知道公主所在的地方，并为此道歉。”[2]在1781年1月和2月希普利也曾两次致信富兰克林提及达什科娃公主期待与他相识[3]。最终，两人在巴黎见面，虽然次数不多，但过程是十分亲切友好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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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发展与富兰克林和达什科娃密不可分。他们在巴黎的会晤既是巧合也是必然，也奠定了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交流的基础。
二、19世纪前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官方交流
1782年，达什科娃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从此开启了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官方交流之路。他与富兰克林在巴黎会晤后，仍然保持信件联系。达什科娃回到俄国，不久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1789年4月17日，在富兰克林的提议下，达什科娃被选举为美国哲学学会成员。达什科夫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选举情况：“富兰克林给我足够的友谊和尊敬，建议我成为费城这个声望已高的哲学学会的成员。”[4]她也由此成为了美国哲学学会的第一位俄国女性成员。
11月2日，富兰克林正式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据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出版物《新法案》记载：“根
据达什科娃的提议，该学院在其外国成员中，以第一名外国成员的名义，吸纳了富兰克林。随后，达什科娃又致信富兰克林，既对他表示了尊敬，也把这一消息告知了他。在双方互惠成员资格后，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正式开始了官方交流，哲学学会和科学院都官方声明了新成员的加入。
富兰克林去世后，圣彼得堡科学院与美国哲学学会的交流并没有中断，圣彼得堡科学院对此进行官方处理后，两个团体之间的官方交流进一步加深。具体表现如下：首先，达什科娃以官方名义继续与美国哲学学会保持联系。寄信时间是1791年，信中表达了对富兰克林的尊重与惋惜，并非常荣幸能成为美国哲学学会成员①。1791年8月18日，达什科娃向圣彼得堡科学院递交一份美国哲学学会荣誉会员证书副本，上面有富兰克林的亲笔签名，证明了美国哲学学会对达什科娃的科学天赋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此外，达什科娃也继续与哲学学会成员进行通信，其中包括物理学家约翰·丘奇曼（John Churchman）以及“工程师团之父”乔纳森·威廉姆斯（Jonathan Williams）。1793年2月21日她致信威廉姆斯的信，提及收到了他在航行中使用温度计的回忆录，并发现其重要性。
其次，则是美国哲学学会的官方回应。美国哲学学会在1792年4月6日《记录》中记载了达什卡公主的信件，并将这本《记录》的摘录邮寄给达什卡公主，在随附的信件中写道：夫人，遵照美国哲学学会的决定，我们荣幸地从他们的记录中邮寄一份摘录给您……您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物，把“三个乔
治夫妇和维吉尔的一些孩子”翻译成希腊语……我们很荣幸能得到您的尊重[1]。由此可见，两个学会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活跃的。
最后，就是圣彼得堡学科学院与美国哲学学会之间交流的发展，学术成果的互享，随后又有一些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加入美国哲学学会，如1795年1月，经达什科娃公主提议，约翰·丘奇曼当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外籍成员。
三、19世纪前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交流的影响
（一）扩大了美俄的交往范围，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富兰克林和达什科娃是各自国家内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成就以及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热爱，使他们在国外获得崇高尊敬。尽管美俄两国相距甚远，且存在宗教偏见和政治障碍，但他们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使他们在巴黎相遇，由此开启了美俄学术团体的交流，促成了美俄科学、文化和社会的最初联系。19世纪之后，美俄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在杰斐逊与俄国沙皇紧密交流的背景下，美国哲学社会与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关系迈向了新的台阶。
（二）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
19世纪前，由于早期圣彼得堡科学院大部分为外籍成员，如著名的埃皮努斯和布劳恩等人。美国哲学
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交流促进了两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促进学者间的合作，也促进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1782年5月21日，美国哲学学会副主席托马斯·邦德博士在讲话中强调了俄国在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及学者之间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几年后，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与凯瑟琳大帝合作，帮助她收集印第安文字，印刷出版，从而将印第安文化发扬开来。
综上所述，在富兰克林和达什科娃的倡导下，美国哲学学会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交流日益密切，双方也由私人交流逐步发展到官方交流的新阶段，从而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富兰克林死后，两国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美俄两国日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此看来，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在当今纷杂的国际关系中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
注释：
①Bushkova Nina N,David F.Trask.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The Beginning of Relations,1765-1815[M].
Wa s h i n g t o n:U n i t e d s S t a t e s G o v e r n m e n t P r i n t i n g Office,1980:281.“1789年5月15日的信直到上周才送达我手中。我利用最早的机会感谢你以一种亲切的方式向我传达美国哲学学会的决议，我被接纳为该学会的成员。我当然要感谢我尊敬的朋友、已故的富兰克林博士的善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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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托尔斯泰的生命理论
张鸣凤
摘要：生命理论是托尔斯泰影响较大的伦理思想，主要包括生命的矛盾性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生命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个体意识的两重性；个体生命与他人生命的矛盾性；生与死的矛盾性。关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相关理论，则是随着托尔斯泰死亡观的不断变化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托尔斯泰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实现对宗教的回归，回到上帝的怀抱，同时对“上帝”概念有了新的解释。在东正教教义中，上帝是不证自明的存在，托尔斯泰的上帝则是每个人心中的善。
关键词：托尔斯泰；生命；矛盾性；死亡观；人生目的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Ｉ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４８－０３
托尔斯泰对生命问题的追寻贯穿他的一生，关于生命的相关理论也构成其伦理思想的基础。托尔斯泰
一生并未留下专门的伦理学论著，他的相关伦理思想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政论文章、日记及书信中。托尔斯泰的生命理论主要包括生命的矛盾性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两个方面。
一、生命的矛盾性
首先，托尔斯泰认为生命的矛盾性体现在个体生命自身所具有的冲突性。他赞同“性善论”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但同时认为人性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随时发生变化，而环境的影响多呈现为负面因素，这也就使得人性中的恶得以产生。个体生命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开始置身于外部大的环境之中，那么也就意味着个体生命必将具有矛盾性，个体意识具有两重性。其次，生命的矛盾性还体现在，个体生命与他人生命在追求幸福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冲突。最后，生与死的矛盾性，实质上就是托尔斯泰关于死亡及面对死亡
的态度问题的相关论述。
（一）个体意识的两重性
托尔斯泰用二分法来分析生命，发现个体是两重性的生命体，他认为个体包含两个“我”，一个是生物的“我”，一个是理性的“我”，个体意识具有两重性。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着两种生命，即我们通过内在意识认识到的精神生命和我们通过外部观察认识到的肉体生命。”[1]265托尔斯
泰不赞同将个体进行区分，认为人并不存在好人和坏人，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之分。他认为个体都是善与恶的结合体，具有两面性，个体生命的外在体现是会变动的。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最常见的一种谬误是把人分为善良的、凶恶的、愚蠢的、聪明的。人是流动的，他身上有着各种可能性，曾经是愚蠢的，后来变聪明了；曾经是凶恶的，后来变善良了，或正相反。”[1]266
由于托尔斯泰认为个体生命同时存在着人身的“我”和理性的“我”，而非一部分人只有兽性而无理性，另一
议。请允许我向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和研究员们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促进有用的知识，并向他们保证，我对他们的关注感到非常荣幸：我将认真地抓住每一个与他们慷慨的观点相吻合的机会，随时准备向他们提供关于自然历史、生产等的每一个信息。”
参考文献：
[1]Eufrosina Dvoichenko-Markoff.Benjamin Franklin,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and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7(3).
[2]To Benjamin Franklin from Leendert de Neufville,21 December
1780[DB/OL].[2020-11-20].
v/documents/Franklin/ 01-34-02-0130. [3]To Benjamin Franklin from the Princess Dashkova,30 January
1781[DB/OL].[2020-11-20].
v/documents/Franklin/01- 34-02-0240.
[4]N.N.Bolkhovitinov,L.H.Butterfield & E.Levin.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1775–1815[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344.
作者简介：韩宇婷（1996—），女，汉族，黑龙江五常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研究方向
为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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