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四清”运动
作者：邱学信
来源：《党史文苑》2008年第05期
“四清”运动是1963至1965年期间，根据中共中央连续发布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 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1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户口去的。
1964年春节过后，我跟随由十局一名副局长带队的“四清”工作队，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济南，在车站前宾馆稍事休息后，转车到津浦线泰安——兖州间姚村站下车（距离曲阜县城最近的火车站，公社所在地）,在公社与共同编队的省公安厅的同志们汇合。当天,我们就进村住进了贫下中农家里，我所在的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有我和陈国栋两人，还有省公安厅一位张处长（经常不在，可能是半脱产或在别的生产队另有住处）。省公安厅副厅长（前后分别为薛锐和邱大江）蹲点也在这个大队。据说前一年，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曾在附近蹲点搞过“四清”，所以曲阜的“四清”运动是公安机关搞的，有点对口帮扶的意思。
“访贫问苦”遭遇的尴尬
工作队进村后，要求队员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实际上，地方给工作队员安排的住处，并非是村里的“贫农”，因为薛村真正的贫农，是腾不出单独的一间住处的。我的房东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村里除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会计以外的第四号人物。“四清”的具体工作，是从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两个《十条》开始的。那时候开个会很不容易，一般是晚饭后召集社员开会，天还大亮时就催促社员到大队部院子里开会。可是等上一两个小时，人也到不齐，出席率最多不过六七成，包括孩子和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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