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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红 李成坚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摘 要] 本文旨在梳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杂合”概念，阐述它与翻译的紧 密关联。本文认为翻译过程是一种源语、译语、异质文化及译者身份的杂合过程,“杂合”、“第三空
间”的概念能够瓦解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翻译策略中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从而开拓我们对翻译过程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 翻译; 霍米・巴巴; 杂合; 第三空间[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7)02-0084-04 “杂合”
(hybrid )一词源于生物学用语，后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学科中。在这些学科中，它指具有了发生交流的双方的特点，但又是不
同于双方的混合体[1]
。在后殖民理论(P ostcolonial Theory )中,“杂合”主要用来描述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一些文学和文化现象。后殖民主义理论三位大师之一的霍米・巴巴((H omi K.Bhabha )，在其代表性著作
《文化的定位》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中运用了杂合性(或混杂性)(hybridity )、第三空间(the Third S pace )等概念，并在殖民话语中把它们作为消解两极对立的有效策略。
事实上，杂合并非在殖民活动中或后殖民过程中才出现的，只要有文化的交流，就会有杂合的存在。翻译与殖民活动都会产生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翻译中的原文和译文、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西方强势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关系有某些类似之处。本文试通过梳理巴巴的“杂合”,“第三空间”概念，探讨其在翻译领域中的适应性及其意义。
一、霍米・巴巴的“杂合”与“第三空间”概念
在现代主义文学领域中，巴赫金对“杂合”作了界定，他认为杂合是指“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
其它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2]
。其内涵一是语言内部的杂合，即一个话语单位内不同的音调、意识、意义等的杂合；二是语言外部的杂合，即两种语言的混合，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的相遇。
在巴巴的理论里，他将巴赫金的“杂合”与后殖民
研究融合在一起，认为“杂合性”(hybridity )是“殖民权
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现出了所有存在于被歧视与压
迫场所中的必然变形和置换”[3]
。其“杂合化”
(hy 2bridization )则指的是“不同种族、种、意识形态、文化
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4]
。杂合化的形式有多种，包括语言的、文化的、政治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的等等。“杂合化”是殖民地对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进行颠覆的一个策略。杂合性理论在创造反殖民话语和支持一种积极的解殖计划中主张一种新式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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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一般是指在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拒抗空间。巴巴认为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存在一
个“第三空间”，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作
用。这一空间的产物即为文化杂合体，它兼具两种文化的性质。巴巴提出:“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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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作者简介]
邓红(1978—)女，湖北省恩施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电子科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李成坚(1969—)女，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1
[收稿日期]
2006-04-11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 s Edition )Apr.2007,Vol.9,No.2
一片‘罅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罅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5]。这里的罅隙的、混杂的和居间的空间即
指第三空间。巴巴认为第三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5]，巴巴通过揭示穿越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传统差异的文化认同的“阈限”(liminal)协商处理冲突的文化差异中的“居间”范畴[6]。在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时，巴巴强调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建立起对方的主体性，并指出所有的文化陈述和系统都建立于一个“发声的第三空间”。巴巴在后殖民话话中到杂合状态，并用这个杂合策略开辟出协商的空间，以此来消解二元对立和殖民定型，如文学文本中堕落、神秘、难以捉摸的东方形象，野蛮、未开化的非洲形象，以及衣冠楚楚、高贵典雅、文明的欧洲人士等。
巴巴主张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境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间，并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过渡空间。阿皮亚说，是巴巴成功地将“杂合性”这一术语引入了文化研究领域，并使之流行起来，成为后殖民批评术语词典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甚至建立起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7]。
二、翻译中的杂合
翻译首先是一项跨文化活动，其本质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8]。王佐良教授在谈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说:“他(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造就了语言之间的差异
汽车覆盖件模具性。因此，两种语言系统中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这也就决定了译文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即原语与目的语的杂合。因此，翻译中存在大量杂合现象，翻译的结果就是一个杂合体。这个结果中既有语言、文化方面的杂合，还有译者身份的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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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方面的杂合主要是由直译产生的，这可以从“hybrid w ord”和“hybrid language”中反映出来。早在我国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家们就采用了异化移植的方法，引入了许多原本在汉语中没有的词汇，如“浮屠”(古时对和尚的称呼)、
“菩萨”(指修行达到一定程度，地位仅欠于佛的人)、“金刚”(指佛的侍卫力士)，尤其是唐玄奘有关“五不翻”的论述证明了经文翻译中的“杂合”。所谓不翻，就是用音译，遇到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译者就将其音译过来[9]。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大量反映西方文化的新词术语逐渐进入中华文化。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橄榄枝”(olive branch)、“特洛伊木马”(T rojan horse)，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中的“民主”(dem ocracy)、
“社会主义”(s ocial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西方
科技发明方面的“电话”(telephone)、“雷达”(radar)、
“收音机”(radio)、“维他命”(vitamin)等。近一二十
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这类杂合词汇越来越
多，如当今的“中外合语”:“卡拉OK”、“X光片”、“CT
扫描”。当然中华文化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西方文
化产生影响，如英语词汇中的C onfucianism(儒教)、
T aoism(道教)、kowtow(嗑头)、lose face(丢脸)、paper
tiger(纸老虎)、K ung fu(功夫)等。
其次，在翻译中，无论译者怎样用地道的目的语
进行翻译，并试图化解掉原文中的异质性，译文还是
会或多或少地带有原文的痕迹，读者还是能发现他们
所读的是翻译作品而非用本国语所创作的作品，况且
翻译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要把其它文化中的差异性通
过译文传达过来。中国晚清林纾的翻译使用的是古
文笔法，受原文语言影响较小，但其翻译的小说已不
只是语言文字上单纯的转换，它已经不可避免地带上
了异域的文化彩、思想意识。钱钟书先生曾分析过
林纾小说中的欧化成分，认为有些句子“象懂外文而
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因此，译文也是源语文化
与译语文化的杂合体。
此外,“跨文化交流不免涉及不同的文化身份的
问题，于是“他者”则是不容回避的，无时不在困扰着
译者”[10]。文化身份需要通过一个“他我”(alter eg o)
得以建构。巴巴曾经对身份的定义作出过精辟的总
结:“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表演性的行动，它拒绝公
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意识的
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
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5]。无论是
个体还是体，均需要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一定
有别于自我。“译者的身份不免也是自我和他者的杂
合，一味地设身处地为原作者着想，揣摩原作者的写
作意图，等于向他者靠拢，似乎是竭力想抹掉自我。
但自我又难以抹掉，顽强地表现出自已的存在，于是
越俎代庖的行为也就难免了。”(ibid)巴赫金(Bakhtin)
在谈到作者意图时说到:“词汇的一半是别人的，只有
当作者将自己的意图……并对其进行挪用，才能变成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 s Edition)Apr.2007,Vol.9,No.2
自己的”[11]。因此，译文总是会反映出原作者和译者的两种声音，还可能反映出二者杂合的声音。
三、
“杂合”视角下的翻译
后殖民文化中的杂合性是在宗主国文化和殖民地本土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产生的，是两种文化杂交后的一个典型特征，翻译的杂合是源语与译语的，二者的共同点是杂合都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文化上。通过巴巴的杂合、第三空间概念，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翻译和翻译活动。巴巴使用杂合这一概念去挑战殖民话语分析和后殖民理论中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与他者、宗主国中心与殖民地边缘的严格分野[12]。巴巴认为在后殖民文化中，杂合具有颠覆作用。它一方面瓦解了宗主国和殖民地，或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处于弱势的文化逃脱殖民或西方权威的压迫提供了一条生路，另一方面也使西方或宗主国的居民感受到自己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翻译中，杂合现象也是普遍的，杂合性在翻译中也能起到一种积极作用，它能在译语中产生一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张力，能给译语注入新鲜的“血液”，丰富译语的形式、内容。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不想与世隔绝，就必须要进行产生杂合性的文化交流。杂合性带给译语的是语言文化上的优化，并非有的学者所担忧
的“杂合是对语言文化的污染”。因为，如果要说语言文化中的杂合现象是对文化纯洁性的玷污的话，那么，我国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和近代西学的翻译所带来的异质性则是对中华文化最严重的污染了。而事实却证明，这两次大规模翻译均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翻译活动出现以来，人们对翻译就下了多种定义，对翻译的实质也进行过诸多讨论。但说到底，翻译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到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人们对译作和原作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决定了翻译标准和原则的制定。譬如,16世纪德国的伊拉斯谟的翻译观：翻译必须尊重原作。17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达尼埃尔・于埃的翻译原则：翻译的唯一目标是作到准确，只有在语言上准确的模仿了原作，才有可能准确的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译者无权任意选词或更改词序。当代，奈达认为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达意；传神；措词通顺自然。中国有唐朝的佛经译家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求真”即准确、忠实原文,“喻俗”即要求产生使读者或听众的理解对等的效果。近代严复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其所强调的“信”与“达”的结合即一种理论层面的等效。鲁迅提出的
“宁信而且不顺”之说所推崇的“信”也是典型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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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等论。总的说来，无论中外，在谈到原作与译作
的关系时，人们常认为译作应服从原作；译作是原作
的从属品，原作是第一位的，译作是第二位的；原作是
正品，译作是副品、派生物、复制品、替代物[13]。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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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论、主次论、主仆论的观点一直以来大有市场，近
年来译界已开始关注和反思这种观点，一些学者、理
论家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进行探讨，并借助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进行思考。在巴巴
看来,“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也不是
简单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以及“阐释
从来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我’与‘你’之间的一种交
流行为”[13]。同样，翻译活动不是原语向目的语简单
地文字转换行为，译文实现之前，它也需要两种语言、
两种文化在一个“第三空间”里进行交流、对话、协商,
而且正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斡旋”才保证了原作
的“来世”。巴巴说的这个“第三空间”是一个“混杂的
地带”、
“矛盾的、模糊的空间”，翻译活动所在的这个
“第三空间”也是混杂的、模糊的，它既有原语语言文
化的特征，也有译语语言文化的特征。从外表上看,
它有可能更近似于原作或译作，但在深层结构上，翻
译注定是两种文化“混合重构”的结晶。传统翻译观
中原文、原作者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应该因为
翻译这个经由“第三空间”的源语同译语的杂合过程
而受到质疑。当然，对源语中心论的否定并不意味着
译语中心论的产生。透过这个“第三空间”的概念，我
们看到的应该是源语中心和译语中心的二元对立的
瓦解。
在谈到翻译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翻译的策
略时,“归化”和“异化”无疑是近来译界争论的一个焦
点。说到底，翻译不完全是两种不同语言的信息转
换、传递问题，而是不同语言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的
转换、传递和融合的问题。,“归化”和“异化”往往和译
者的主体意识紧密相关。前面说到译文是译者对两
种语言文化进行调和的结果，那么“归化”和“异化”两
种策略之间是否还有严格的分界呢?事实上，无论译
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语言都
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归化”和“异化”
的差别只是杂合程度的不同。无论这种杂合的程度
有多低，都会将异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引入目标文
化，而且无论程度多高，也难以彻底摧毁目标文化的
民族身份。也就是说,“归化”和“异化”之间也具有一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 s Edition)Apr.2007,Vol.9,No.2
种杂合关系，也不是泾渭分明的。译者最终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由其意识形态所影响，在一个二元对立之间的“第三空间”形成的，实际上不存在完全的“归化”或是完全的“异化”。
总的说来，杂合性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只要有翻译活动的存在，杂合现象就不可避免，翻译的结果就是一个杂合体。认识到翻译中其实也存在着一个模糊、混杂的“第三空间”，且译文就是在此空间生成
的，那么当我们再来反思翻译活动时，传统观念中的一些问题，譬如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就可瓦解。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新阶段的到来，翻译开始了文化转向。文化翻译论脱离了以往单层面对文化的讨论，代之以文化多元研究，它强调与多门学科的结合以实现多元化翻译研究。巴巴的“杂合”、
“第三空间”等概念为文化翻译论的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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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Third Space in T ranslation
———On Application of H omi Bhabha’s H ybridity in T ranslation
DE NG H ong LI Cheng-jian
(Univ.of E lec.Sci.&T ec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introduce the notion of“hybridity”and“the Third S pace”proposed by H omi K. Bhabha,and illustrate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notion and translation.The author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process is a hybridization process of s ource language,target language,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or’s identity.M oreover,“the Third S pace”can deconstruct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rguments of s ource text centrality and target text centrality,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and thus to widen the new angle on translation study.
K ey Words translation; H omi K.Bhabha; hybridity; the Third S pace
(编辑 戴鲜宁)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 s Edition)Apr.2007,Vol.9,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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