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旅游世界》2019年第03期
第二次战争后，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规定，烟台取代登州（蓬莱），成为山东地区唯一的开埠通商口岸，近代日本与山东的贸易也由此开始。 最初，日商在山东沿海主要经营航运，东和公司由此起步来到山东。但它经营的地点不是烟台港，而是邻近的龙口港。1914年龙口正式开埠之前，中国政府规定此地禁止外轮行驶内港，而包括东和公司在内的日商田中洋行、岩城商会等商号，擅自在当地开设轮船公司，经营沿海内港航运业务，均有定期或不定期航班通航龙口。当时日轮共有11艘，主要航行于烟台—龙口、龙口—大连、龙口—营口和龙口—安东等航线，沿途靠泊渤海湾登州、滦家口、刘家湾等民船港，船只大部分为几百吨的小轮船。
19世纪末，随着日本邮船会社北洋航线的开辟，开始有日本人到烟台开设行号，经营商贸。到20世纪初，日本洋行的经营范围涉及航运、一般贸易、煤炭、桐木、杂货等，但除四展示架制作
五家有实力的商行外，大都是一些资金微薄，经营旅馆、料理店、餐饮店等服务业的小商人，或从事修造业的手工业者。
1895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对日巨额赔款滋养了日本资本主义，日本工业获得了显著发展。1905年日俄战争后，伴随着本地加工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对华商品输出迅猛增加，所占份额不断增长。从日本出口至中国各口岸的大宗商品就有棉纱、棉布、火柴、海带、冻粉、精制糖、啤酒、药品、绸缎、浴巾、袜子、帽子、纽扣、纸制品、铜铁制品、陶瓷器、玻璃制品、座挂钟、缫丝车、各类机械、木材、阳伞、化妆用品、香皂等数十种，货物之繁杂，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
萨纳克
胶济铁路博物馆内的“东和”商号青石匾额。
手机摄像头驱动 大量日货的进口，改变了烟台进口商品的结构，原先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商品逐渐让位于日货。为了争得销路，日本工商企业大都采用与中国民间文化习俗有关的商标标识，在烟台当地所采用的此类商标标识就有金鸡、金龙、金鹿、双鹿、雀梅、花蝶、伏龙、飞燕、八蝶、美人鱼、牡丹花、美人、琴鹤、孔雀、凤凰图、月宫图、三仙乐、读书乐、田家乐、仙童执梅、仙女锦花、八仙饮、财神叩门、父子登朝、状元骑马、鲤鱼跳龙门等40余种。这类商标标识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同时也方便了华商经营者的市场营销，从而为日货在内地的行销提供了条件。随着资本的不断累积，日商又在工业领域逐步试探，东和公司也由此迈出了在山东扩张的第二步。
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翌年9月青岛港作为自由港对外开放，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日商活动开始转向青岛，航运贸易不断扩大，所占贸易比重逐年上升，1909年首次超过德国。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占领青岛之后，包括东和公司在内的许多日商，陆续撤离烟台到青岛开辟新的业务。 在青岛，日本殖民当局制定了“大青岛”城市扩展计划。首先将青岛的商业中心逐渐转
移到日本人商业集中的区域，为日商开辟专用的商业用地。随后又为日本工业资本开辟新的专用工业用地，并提供了各种优惠条件。1917年，东和公司看中青岛花生油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趋势，先后投资100万日元，采用新式机器榨油，在台东镇工厂区成立了“东和油房”，业主为三宅骏二，同时从事小麦收购业务。当年贸易额花生5809袋，3945担；花生油28700箱，16295担。至1921年，年加工能力为1.5万吨，榨油年产量达到4万箱，成为当时生产规模最大的日商榨油企业，并在1922年投资40万日元成立了东和油房第二工厂。1920-1922年，东和公司年营业额分别达到165万日元、180万日元、220万日元，逐年递增，成为青岛著名的日资大贸易商。为了适应欧美口岸进口花生标准的提高，东和公司还与三井、铃木等日商在青岛设立了花生筛选工场，控制全省花生大宗贸易。
青岛市街图中的“东和油房”。
隔膜胶水 1923年日本归还青岛后，随着大批日侨回国、部分日商资本转移撤资和战后欧美花生油进口的减少，许多日资中小企业停业倒闭，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里，先后停业的日资企业达到70余家，但资本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到1920年代中期，日资加工企业就只剩东和公司、东洋制油、峰村洋行、三麦油房4家，真正具有机器榨油能力的东和与峰村两家油房，处于半开工状态，后来峰村因资不抵债由汇丰银行接管。尽管如此，日资加工业的规模仍超过了华商，东和依旧是青岛最大的榨油企業，年制油5500吨，年消耗花生22.5万担，而华商数十家油坊，“不能敌日商一家之产量”。至1933年，东和油房资本仍有50万元，工人100名。
树脂抛光轮
日本占领青岛与胶济铁路后，日商企业借助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就近获取的廉价原料和市场销售等优势，节省了大量的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比在其国内生产后出口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日资企业则享有殖民当局所给予的各项优惠条件和政策支持，开办时有土地、用水、运价等项优惠，开工后有专营、专利保护；在技术上更是普遍占有优势，比如东和公司所使用的水压式榨机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而地方传
统榨油业使用的普遍是楔式或螺旋式榨机。在青岛，日商资本所构建的日资工业体系，抑制了华商民族工业的发展。华商工业迫于压力转战济南，与日资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934年《铁道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胶济铁路物产一览》中的“东和公司”。
济南既是连接沿海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的纽带，又是全省传统与现代水陆商路的交汇枢纽。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和济南自开商埠后，外国洋行便陆续由沿海通商口岸到济南设立分支机构，把济南作为向内地市场拓展的立足地。早在1902年，日本商人就开始陆续到济南考察，筹划开拓商贸经营。1914年后，日商逐步以大资本为中心，从通商口岸、开埠城市到内地城镇、乡村；从进出口贸易、大宗专业批发到店头零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贸易经营网络，并通过这一网络，控制了若干重要商品流通，以日本政府为后援的金融资本，更充当了资本扩张的“蓄水池”。1916年，东和公司就已经成为在济南设立支店从事贸易的大型综合商社。1918年7月，济南的日商还成立了济南日本实业协会。
防爆voc在线监测系统 在济南经营之初，东和公司从事花生收买业务，往往是派人到集散市场，寄住于当地行栈或车马店内，从当地商人处收买。但很快发现因对内地市场不熟悉，费用明显要高于华商，而且货品鉴别、运输安全性及货款支付等方面都有许多困难，往往容易招致损失。因此改为通过华商行栈代理收购，采购规模才得以迅速扩大。
20世纪20年代，日货在山东各地的销售范围和数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城市中几乎
到处都有日货出售，但各地销售的日货却并非都由日商经营进口，仍有相当部分日本商品的贸易是由华商经营。从日本大阪、神户到上海及山东烟台、青岛、济南等城市，华商有一条内外衔接的日本商品营销网或进出口购销链。华商在这一链条中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们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汇率行市和资金周转情况来决定每次的进货，而无须假手日商。其中山东商人张俊卿在日本大阪经营的东和商行就经营此类业务。
日占初期，济南商路网络发生重大变化，即由战前主要通过胶济铁路与青岛发生商业往来，向主要通过津浦铁路北段与天津发生商业往来转变。济南通过胶济铁路出入货量，由1937年前的七八成，降到了1938年的不足四成；而通过津浦铁路出入货量，却由二三成提升到六成以上。究其原因：一是青岛日本产业受损严重，恢复尚需时日；二是日本占据天津较早，势力庞大，并以天津港作为开发中心；三是天津外国租界未受冲击，与欧美贸易可正常进行。
此外，铁路运价、港口装卸费用、日本在天津的产业开发快于青岛等因素也均有利于扩大天津市场对济南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此背景下，包括东和公司在内有较强实力的日商，借机在济南扩张势力，增加日本商品销售，扩大土特产品收购，并以青岛、济南为中心，不断在胶济铁路沿线拓展业务。
自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日本商品的影响便经由铁路扩散至沿线各商品集散市场。1914年占领胶济铁路全线后，出于扩大煤炭、土产外运与日货运销到内地的需要，日本铁道部在改造沿路站场、线路的同时，还相继在金岭镇铁矿、潍县、坊子、淄川煤矿修筑了轻便铁道，增加机车车辆，加开客货列车。日本移民和日商随之纷纷涌入铁路沿线各个城镇，仅博山一地的日本移民就由1916年的70人增加到1919年的400余人，并逐步控制了沿线矿产区的大量房产和地产。1916年9月，东和洋行就是在此背景下，通过贷款方式投资，与华商公司订立包买合同，在博山开始了煤炭出口业务。
1916年，博山博东煤矿华商徐永和因资本不足，难以为继，同日商东和公司订立了包买合同，私自以福山坡、王家峪、黑山前根等处矿山作抵押，向东和公司预支押款3万元。1917年3月徐又与东和续约，再次预支押款5万元。事实上，徐永和与东和公司订立的合同并非单纯的卖炭契约，其矿场设备已有日商投资在内，卖炭契约只不过是表面文章。通过不断投资以债权人的方式控制矿权，东和公司成为博东的实际主持者。1918年，徐永和将矿权转让给商人陈翰轩。至1923年初，经陈翰轩与东和公司业主三宅骏二多次交涉，达成合办矿山的协议，1924年7月成立了中日合办的博东公司。至此，东和公司经过多年苦心谋划钻营，终于在博东取得了合法采矿地位。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