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交流
不锈钢抛光轮
中国偶像工业起步较晚，直到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超 年的《超级女声》
表演才能的草根素人明星，偶像与偶像作品的打造呈现出标准化、规模化、工业化的特点。通过节目的竞技赛制与大众投票机制又将粉丝大量卷入到文化商业产品产制的各个环节中，由此派生出的粉丝经济与粉丝文化成为了左右偶像工业的民间力量与动力源泉。 一、传统偶像工业中的粉丝经济与大众文化
(一)选秀节目与粉丝经济的形成
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旨在以全民参与票选的形式选拔受大众喜爱的女性歌手，引起广泛关注。该节目借鉴了美国音乐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的创意形式，欢迎任何草根音乐爱好者的参与，并将电视观众融入到节目进程中，以全民投票的形式决定每位选手的去留。在《超级女声》节目形式的框架下，继而衍生出了《快乐男声》《快乐女声》《加油！好男儿》等等一系列通过选拔草根男女歌手的形式包装素人偶像明星的电视选秀。
(二)传统偶像工业中偶像的界定
中国在选秀时期虽然并未直接沿用“偶像”的说法，但已经在节目中将选手依照演唱水平与人气指数划分为“实力派”与“偶像派”。节目为制造冲突与噱头而采用的二元划分恰恰使得偶像等同于有人气没实力的印象植根于大众印象中。另外，由于一些选秀明星在通过选秀出道之后并未选择继续专注于音乐创作，而是投入到偶像剧的拍摄当中，其作为演员的存在感远超过作为歌手的存在感，因此偶像也被讽刺为是一类依靠靓丽的外表赚快钱的人，与专注于分内工作的歌手、演员相比低人一等。
传统娱乐公司推出歌手的流程大抵如下：发现新人、培训包装、宣布出道、进行各种渠道的宣传、出专辑，这种模式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改变，仅仅只是在传统媒介的宣传上增加诸如、微博、直播等新媒介载体。如今，随着海外偶像文化在国内的流通、普及以及本土专门从事偶像培养、经营的娱乐公司数量不断增加，偶像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可以脱离电视产业的桎梏，成为一个独立细分的产业。
二、数字经济下的偶像培养模式
(一)偶像养成模式
2009年，时代峰峻公司在北京成立，招募了一批喜欢唱歌跳舞的未成年男生。他们在公司接受声乐、舞蹈、表演的培训，并定期以网络直播或网络综艺或线下见面会的形式进行汇报演出，在这一过程中积攒人气，逐渐成长为成熟的偶像艺人。这一类养成系偶像，国内目前以TFboys为典型代表。TFboy
s的三名成员正式出道时平均年龄还不到十四岁。他们在出道之际与粉丝许下了十年之约，承诺在粉丝的注视与守护下好好长大。
“养成系”偶像的重点在于“参与感”和“陪伴成长”，正如TFboys所一直在传达的“我来经历，你来见证”一样，通过展示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使粉丝参与到偶像的成长和蜕变之中。利用官方及私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偶像定期向粉丝报告自己的近况与成长。通过对偶像日常生活和状态的不断披露，满足粉丝的需求，是养成系偶像维系与粉丝之间紧密关系的根本。
(二)剧场选拔模式
上海丝芭传媒旗下的女子偶像团体SNH48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当前颇具影响力的大型女子偶像团体。这一女子偶像团体的经营模式秉承日本女子偶像团体AKB48“可以面对面的偶像”之理念，以在所属城市的“星梦剧场”演出作为支点，抹消了横贯在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感，更加直观地展现偶像团体中各成员的亲和力与个性魅力。像SNH48这样的女团有别于一般的偶像团体，并非仅仅依靠发行专辑与举办演出来盈利，而是以公演的剧场作为承载仪式感的表演空间与流量入口。剧场并非仅仅只是一个表演的空间，也是一个偶像与粉丝互相对话、互相影响的空间。 2015年8月，丝芭传媒上线了一款名为“口袋48”的官方App，相当于模拟星梦剧场的线上虚拟空间，将线下的亲密体验移植到线上，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粉丝有机会体验与偶像相处的乐趣，空气雾化喷头
同时偶像也有了更多向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偶像工业与粉丝文化
◎许 宁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北京 100024)傅科摆图片
摘 要：２００４年，音乐选秀《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播出，使粉丝经济在中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８年，《偶像练习生》与《创造１０１》这两档偶像养成类真人秀的播出使偶像行业与粉丝经济获得大众广泛关注。偶像工业在中国伴随着传统媒体行业向互联网数字平台的转型快速成长，新媒体赋权使得原本就被视为积极的消费者的“粉丝”被包络到偶像工业的文化生产各个环节，同时也派生出与偶像工业相对应、互为表里的粉丝文化。 关键词：文化工业；新媒体；偶像；粉丝文化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３８６６（２０２０）２７－０１５７－０２
收稿日期：2020-9-13
作者简介：许宁(1995—)，女，汉族，浙江杭州人，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2018级音乐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媒音乐研究。
第 ４ 卷 总第 １１１期 157
远红外烘干炉158 传播力研究 ２０２０年２７期
传播力研究 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COMPETENCE
粉丝展现自我的机会。粉丝可以通过这款App 观看偶像的公演、见面会、私人直播，也可以收听偶像的电台与音乐作品，同时还能获得偶像的文字、语音、视频动态推送，从中获得丰富的消费体验与情感体验。
(三)平台综艺模式
2018年，主流视频平台爱奇艺、腾讯相继举办以选拔偶像团体成员为最终目的的音乐综艺，旨在包装、推选同时具备偶像素质与团体人气的偶像团体。2018年4月，男子偶像团体NINE PERCENT 出道，活动历时一年半。团体成员的来历各不相同，既有经验丰富的现役偶像团体成员，也有对偶像行业一无所知的素人、演员。然而在综艺选拔进程中，观众可以参与到赛程各个环节以及衍生活动中，协助支持的选手出道成团。
与其他偶像团体不同，以平台综艺作为跳板成立的限定偶像团体，是以平台与多家娱乐经纪公司的协商、合作为前提，以促进每位成员的个人星途发展为目的打造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取代经纪公司成为造星的主体，通过视频内容的剪辑取舍为偶像良心定制具有吸引力的“人设”，同时也通过多平台联动宣传的病毒营销行为合理化成员的偶像身份，从而打动粉丝。限定偶像团体成员作为偶像的身份是阶段性的，他们在限定偶像团体的名义下发行专辑、表演舞台，留下一些属于彼此的共同记忆。 三、数字经济下的粉丝文化变迁
(一)由社转向圈层
早期针对超女粉丝的研究已经指出粉丝组织与粉丝文化的形成得益于近二十年互联网的普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粉丝通过微博、百度贴吧等互联网平台讨论、交流，集结成人数庞大的粉丝社。通过积极参与粉丝社活动，粉丝不仅可以为偶像出谋划策、表达自我，还可以获得文化娱乐领域内的新鲜资讯，学到制图、剪辑等实用媒体技术，体现“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共享与应用。
伴随着各个互联网平台系统与功能的变迁，粉丝社也逐渐从过去松散无边界的网络社区转变为组织架构较为复杂的圈层部落。现在偶像的粉丝圈层大致可分为决策层、宣传层、公关层与散粉层。决策
格栅井层起到的是联结偶像经纪公司与粉丝体的作用，一般由后援会担任。宣传层主要服务于文本、图片、影音等创造性内容的生产与再生产，对审美与技术有一定要求。公关层由在粉丝体中具有一定话语权的意见领袖担当，在舆情反馈与危机公关方面有一定的处理手段。散粉层有基数大，流动性强等特点，构成了饭圈坚实的地基。他们一般只参与部分与偶像相关的基础活动，例如集资、投票打榜、转评赞等。
(二)由电视走向平台
从电视选秀节目中走出的人气偶像，除了从事专辑发行、线下演出等等与音乐相关的生产活动外，也要参与电视剧、广告拍摄，综艺、晚会录制等一系列与电视台密切相关的工作。对粉丝而言“看电视”这种以电视媒介作为中介的
消费行为曾经是偶像粉丝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不仅使粉丝能够接触到偶像内容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元，还吸引粉丝主动参与到偶像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中。例如流媒体音乐平台在售卖数字专辑时，提供粉丝铭牌认证与周边抽奖福利，让粉丝在消费的同时也得到情感回馈。这种基于粉丝参与的奖励系统几乎充斥在互联网平台的各个角落。此外，
在隶属于偶像的虚拟社区内，聚合了关于偶像的背景资料、参演影视剧、音乐作品、综艺与各类饭制作品。粉丝可以可以自由挑选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组合观看，也可与社区内的其他粉丝分享讨论。粉丝的活跃度与参与程度在平台以流量为导向的商业规则下恰恰反映了偶像自身的商业价值。
(三)由被动走向合谋
在詹金斯的研究中，同人写作也是一种另类的、带有抵抗意味的书写方式。粉丝通过挪用官方内容创作符合自己想象的新故事，并在粉丝体中传阅、分享、引发共鸣。在这一过程中粉丝的付出既丰富了官方文本的意涵，也加强了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结。
对于偶像以及偶像背后的偶像经纪公司、内容平台、品牌方而言，除了直观的销量数据外，网络平台上的话题热度、讨论度构成的流量数据也成了评判偶像商业价值的重要参考坐标。流量的持续生成既需要大量重复机械式的劳动(刷词条、转评赞、打榜等)，也需要具备趣味活力的创意内容生成(评价、讨论、总结等)，因此，迎合粉丝的审美趣味以及鼓动粉丝参与到偶像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了官方的惯常做法。表面上官方取悦了粉丝，粉丝带来了流量，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利益交换，然而内容制作方通过剪辑手段与营销话术左右粉丝的选择判断，利用人工筛选放大或压抑部分粉丝的声音，证明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等依然存在于方方面面。
四、结语
一代又一代的偶像为大众娱乐生活增光添彩，也推动了我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快速升级。由传统的电视媒介消费，转向以社交网络、互联网平台作为中介的新型消费模式。粉丝不光占有唱片、代言、周边等实体商品，也付出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网络消费中。原本的文化工业将产制的权力部分让渡给粉丝用于商品价值的循环再生，加速流量数据的生成。而粉丝也通过挪用媒体公共空间，利用新媒体实现技术赋权，为制衡商业产品的宰制权力提供更多想象空间。[1]杨玲.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190.
销钉[2]杨玲.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104.
[3]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J].当代传播,2017(6):72-76.
[4]严晶晔，何天平.制造偶像：反思粉丝参与时代的结构性屈从与抵抗——对SNH48组合及其粉丝社的一项考察[J].新闻春秋,2018(2):76-84.
[5]曾一果.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介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9):6-13.
[6]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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