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 市B 社区个案研究
收稿日期：2020-08-08
作者简介：卢家保（1996-），男，汉族，广东省清远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治理是一个构建权限结构并增强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的过程。[1]在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威主体是居民自治组织，同时伴随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其中。这些多元主体基于共同价值和利益需求形成休戚与共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可以理解为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居民等基于互动协商、分工合作的原则，在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回应社区居民需求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合作且关系稳定的体。[2]然而，在现实中，社区多元主体博弈、社区治理失灵，以及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应有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3]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4]尤其是居民与物业的矛盾最为常见，表现为一些居民不支持也不配合物业管理的工作，甚至与物业公司对着干，这使得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非常困难。而许多社区的物业管理人员服务态度差、素质低下、不作为也历来为居民所诟病。 金刚石悬浮抛光液针对这一问题，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居民与物业矛盾、开展多元主体协作，学术界和国内各地实践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理论层面，学者们
卢家保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徐汇区 200234）
蜂鸣器封装
[摘 要] 基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想，多元社会主体并存，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模式。但是，在现实中多元主体相互推诿、不协作，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阻碍，因而亟需有效的方式来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结和共同体认同。“四方会谈”不仅是一个多元参与、链条完整的协商治理机制，也是一种共同体生产方式。通过四方联动、四方协商、居民参与的发展过程，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居民代表在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回应居民需求的过程中重构彼此之间的连接和关系，强化社区共同体的地域性、认同感和公共性。
[关键词] 社区治理；民主协商；四方会谈；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YNZ214-(2020)04-0033-05
认为开展民主协商是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在实践上，H 市B 社区的四方协商实践为调和居民与物业矛盾，解决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产和稳固提供了有益的
参考。笔者在对H 市B 社区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四方会谈”作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链条完整的协商机制，在缓解社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增进社区认同方面确实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结合协商民主理论及其作用分析，尝试通过个案研究深入剖析社区“四方会谈”中的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和居民代表是如何互动的，探讨其中协商实践的运作机制和共同体生产的内在逻辑，以期为完善社区治理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价值。
一、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基层社区治理作为一种发展路径，在早期的研究中主要被看成一种推进和发展中国民主的形式，具体表现为在传统城市社区控制模式解体以后，国家逐步在基层社区实行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相较于原有的社会控制模式，自治形态下的基层社区治
理模式打破了一元化权威治理体制，强调政社互动基础上的多中心治理。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下，普遍存在政府、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这些主体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构成了政府指导、自治组织治理、物业公司管理、社会组织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权力逐渐退出基层社区领域，让渡给基层众自治组织，使之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便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其中，物业公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基层具体服务的供给方，而社会组织参与是近年来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成果，旨在为基层治理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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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围绕如何从实践中整合多元主体和搭建社区治理框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分析视角：一是制度分析视角。基层众自治制度为公民参与自治组织选举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自治组织管理本辖区事务提供了制度规范。同时，物业公司和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架构的一部分，尽管已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予以说明，但是多元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结构还缺乏系统性的完善。[5]涉及多元主体的分工合作、管理范围、互动机制还有待从制度层面作进一步的详细安排，可以通过建立基层民主参与机制和公共服务合作机制来保障社区的繁荣和发展。二是协商共治视角。王红梅指出：“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由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就某个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平等的协商，以形成社会共识的社会治理模式。”[6]在这种模式中，协商是促进多元主体互动、调和多方利益关系、加强多方联合行动的关键，它一方面架起了表达诉求的沟通机制，另一方面建构了各方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和治理的民主过程。三是党建引领视角。在对待不同的利益需求和处理多元共治职责交叉、不配合的问题上，以党的领导为牵引可以维护相互平衡的秩序，实现对社区的有效治理。党建主要通过统筹协调、塑造愿景、达成共识等来引领价值导向，维持社区治理的多元共治局面。此外，“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是一种柔性治理，在为多元共治提供资源与需求对接的同时还能保障各方的自主性，因而党建引领实现了自治与共治的结合。[7]以上三种分析视角，就实践来说，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是实现社区多元共治的保障，而协商是推进社区民主治理最常用的方式。同时，在这两者之间，党建可以起着很好的统领作用，进而确保社区治理成效的输出。在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是居民，而涉及的大多数公共事务都与居民密切相关。因此，开展
民主协商更有利于收集和回应公民的利益诉求，切实做到从众中来到众中去。所谓基层协商，通常是指在社区范围内，针对公共事务，居民均可自由参与和表达意见，进而集体达成共识并做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民主过程。[8]有学者认为基层协商具有效果好、成本低、话题多、逻辑顺的优势[9]，但是这一优势的发挥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之上的。首先，要有常规化的协商机制以保证协商治理的运行。一个好的协商机制必然包含合理的协商流程、规范的协商秩序和有效输出的协商方案。其次，要妥善运用叙事和论证两种民主协商方式以保证协商治理的质量。对社区来说，叙事者通常是居民，强调居民通过口头或文本语言把与公共议题有关的真实的事件向受述者阐明并交代叙述的意图。[10]而论证的主体是协商人员，要求参与协商的人员要为其主张提供理由，同时还要对这些理由提出理性的询问、质疑和批评；这样，在来回往复的建设性讨论中淘汰那些尚未得到有效论证的方案。最后，要加强协商主体的互动合作以保证协商治理的成效。这种互动合作不仅贯穿于多元主体开展协商的过程之中，还体现在落实协商结果的执行里。基层协商本身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因为要解决的公共事务复杂，居民意见多且不易调和，因而需要不间断的交流和沟通，最终做出能令各方可以接受的最优方案。
从共同体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看，基层协商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可以发挥以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强化集体认同。协商本身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过程，大家出于对社区问题的关注和对社区建设的关心而聚集在一起商讨，这是一种集体行为，有助于加强社区身份认同。第二，培育公共理性。协商讲
究公平、公开、理性和规范，其优势就是在解决公共问题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利益和价值冲突，进而凝聚共识以实现“善治”。第三，增进邻里感情。协商是一个交流平台，也是一个人性化的解决方式，可以让大家在相互表达诉求的同时加强了解和建立信任关系，从而加深邻里之间的情感和友谊。总体来说，在多元协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交流、讨论
来培养集体凝聚力和信任感，强化集体的共识和认同，最终形塑成一个稳固的共同体。
二、社区治理的协商实践——以H市B社区为例
低压注塑热熔胶H市下设2区3县，辖区5820.13平方千米。其中，B社区坐落在H市中心城市北部，归属龙泉街道管辖，总占地面积约33万平方米，常住人口2482户，7771人。社区成立于1998年，主要由本地居民和职工单位分配的外来人口组成，属于典型的现代城市住宅小区。
（一）多元主体：社区治理的现实状态
根据国家贯彻推行基层众自治制度的要求，B社区成立之初便通过居民选举产生了居民自治组织（即居委会），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公共事务的管理。虽然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众性自治组织，但其自主性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居委会工作时常受到来自基层政府事务的干涉和限制，使得居民服务越来越边缘化。为了填补居委会在社区服务中的缺位，近年来，B社区积极响应区
民政局的号召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2019年以前，社会组织只参与B社区的青少年和老年人服务，为他们提供娱乐活动、心理咨询、健康帮扶等。然而，在2019年，社区建成幸福邻里中心，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乐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乐家社工”）进行运营管理。自此，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涵盖环保、养老、娱乐、健康、纠纷等领域，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此外，物业公司也是社区管理的重要主体，业委会在征得居民同意以后通过对外招标的方式引入社区，负责环境卫生、房屋维护、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物业工作。物业管理在社区治理中往往以刚性治理的方式参与社区服务过程，这与居民理想的服务需求不相匹配，因而矛盾突出。在居委会、社会组织、物业公司三方当中，居委会服务缺位、物业公司不作为已是常态，而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不足，起着促进居民参与、落实民主协商、强化公共服务的功能。
巧克力工艺品除居委会、物业公司和社会组织以外，针对不同的社区问题，社区还会邀请居民代表参与社区治理，进言献策。这些居民代表大多是社区里的能人领袖，具备乐于助人、服务大众的品质和责任心。正如一名居民领袖所说：“我平时是愿意为大家服务的，因为小区总要有一个人乐于付出，和其他人讲讲话”。社区领袖，是指在社区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或经社区居民推荐、社区居委会挖掘培养，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或专业特长，能够热心社区事务、凝聚社区居民、满足社区需求、促进社区发展、推动社区自治的社区精英人物。[11]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居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和居民代表构成了B社区的多元共治格局。
（二）四方会谈：社区治理的实践方式
B社区每月都会召开一次议事协商会议，围绕社区相关问题进行四方互动和商议。例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曾亲身参与了B社区针对楼道灯安装问题而组织召开的一次四方会谈，全面了解整个会谈的活动过程和内容。事件的原由是B社区各幢各单元的楼道灯电源接线一直采用单线连接的方式统一安装在一楼住户室内，然而近年来随着新旧住户的变更，部分新住户鉴于利益关切不大和收费麻烦不再同意将公共楼道灯接线到自家电表闸里，于是向社区反映，要求重新改造或变更楼道灯接线安装位置。自此，B社区楼道灯安装问题便被提上公共议程。对于这件事，楼道灯安装问题本属物业管理的职责范围。然而，物业人员的不作为致使此事被推到社区层面谋求解决。而社区为尽快解决这个事情积极寻求社会组织的帮助，至此，四方会谈程序也就启动了。本次“四方会谈”分两个环节展开：第一，进行组织框架的“联议”。首先由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物业公司进行三方会谈，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三方会谈中，乐家社工首先就楼道灯安装问题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一是由其他住户承担楼道灯费用并补贴给一楼住户，那样看新住户是否愿意再把楼道灯接线到自家屋内。二是楼道灯接线安装采用轮换的方式，住户一年一换且承担本年度费用。三是物业另选新的楼道灯接线安装点，使用经分器将各户电表分开，住户独立安装并分开承担费用。针对乐家社工提出的三个解决方案，物业方面表示赞成方案一。物业代表认为，如果能够采用费用补贴的方式获取新住户的同意，维持原来的楼道灯接线方式那是最好的。至于方案三，物业代表表示不可行，因为经分器的安装需要重新置换整个小区
的电表及线路，而且以前早就和街道、市建设局反映过这个问题，由于成本过高和小区条件不允许，因而被否定了。另外，居委会方面也认为方案三不可行。同时，对于方案一，居委会代表认为住
户态度坚定，不愿意再把楼道灯接线到自家室内已成事实，所以不支持这个方案。虽然乐家社工提出的三个解决方案都有缺陷，但是经过三方一段时间的论证和斟酌，最后决定先进行居民意见收集，并将方案一和方案二交由社区居民讨论
第二，开展居民意见收集的“行动”。三方会谈以后，由乐家社工负责与社区居民代表进行商议，听取居民意见。乐家社工在与居民商议的过程中，呈现以下几点特：一是善于聆听。居民在听取社会组织提供的解决方案时，也会有所思考和质疑。比如，有居民提出要是有人突然搬走了怎么办，况且间隔时间长、变数大，因而对进行轮换的方案二表示反对。也有居民建议如果新住户碍于面子、嫌麻烦而不愿意收费的话，能否让物业代收。针对居民提出的这些意见，社会组织成员及时做好笔记，对合理可行的建议予以采纳。二是坚持引导。面对居民不同的异议，社会组织成员一方面尊重居民的想法；另一方面按照少数服从、择优选择的原则引导居民以集体利益为重，相互包容和理解。
第三，进行共识达成的四方会谈。由于楼道灯问题的焦点在物业和居民之间，所以当社会组织将居民意见收集起来以后会重新提交三方讨论。三方讨论的目的是在论证中统一意见，以便更好地推动社区问题得到理性化解决。在三方达成共识之后，会邀请居民代表进行一次正式的四方会谈。最后，经过
四方不断反复地洽谈、商议，得出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是由物业代收钱，继续把楼道灯接线到新住户室内。
在这个案例中，四方主体是相互协助又彼此分工的。居委会扮演着领导者和协调者的角，突出在协商中的统筹和领导功能。社会组织主要负责协商的具体组织、策划和众沟通，起着规范协商过程、凝聚价值共识、促进居民融合的作用。物业公司在规章制度和职责范围内，发挥着协助和执行的功能。而居民领袖生活在社区多年，有着较高的威望，能够在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中发挥示范引领、榜样影响的作用。较之以往的基层协商模式，“四方会谈”不仅是一个多元参与、链条完整的协商治理机制，也是一种共同体生产路径。
三、四方会谈：社区治理的共同体生产方式
“共同体”的社会学概念，学术界普遍认为其最早见于滕尼斯的著述。他指出的共同体其实是一个狭义的、小范围的、自然形成的体。[12]在这个体中，人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过着共同的精神生活，并居住在确定的地域空间。然而，随着传统单位共同体的瓦解和共同体价值的缺失，共同体的原子化状态正在形成。从本质来说，社区治理的目标之一旨在规避社区的原子化风险，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将分散的个体建构成一个有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以及共同的善的体。
机械发条“四方会谈”通过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提高居民参与度来强化多方主体之间的连接和关系，试图重构一
个有温度的共同体。从B社区的协商实践来看，居民通过四方协商机制，有序地参与到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等事项的议事协商中。实践证明，这样一种协商机制的建立，极大提高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大致遵循四方联动、四方协商、居民参与的生产路径，逐步构建起社区共同的意识、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生活。具体过程如下：
1. 四方联动激发主体意识，增强共同体认同
为确保协商的顺利开展，在民主协商前都会有一个协商启动程序。首先，居民就关心的议题向居委会成员陈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表达利益诉求。其次，居委会围绕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审核，判断该问题是属于居民的个人问题还是集体的公共问题。如果是解决个人问题则不会启动四方会谈，居委会将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安排工作人员去解决，亦或寻求社会组织帮助进行专业化处理。如果是公共问题，居委会则会将其上升为公共议题，通过四方会谈解决。一旦确定需要四方会谈以后，就由社会组织进行组织、协商。社会组织运用专业知识制定合理的协商流程、规范协商秩序和提炼协商方案，进而保证整个协商过程的顺利开展和协商结果的输出。
事实上，多数社区问题的产生来自物业与业主的矛盾。因此，物业公司是民主协商的重要参与方。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社区自治和发扬众工作方法，社会组织在组织协商的过程中会进行实地调研，经过了解民情民意遴选出1~3名有代表性且威望高的居民参与协商。这样既可以发扬民主，又可以提
高协商质量，是B社区民主协商的一个特。由此可见，每次议事协商都动员了四方主体参与，充分肯定了四方联动对于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四方联动不仅有利于力决策解决社区问题，还凸显了社区
居民的主体意识，增强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的能力。
2. 四方协商达成价值共识，熔铸共同体情感
在协商中，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意见和考量。社会组织是协商的组织方和主持者，首先会就如何解决社区问题提供1~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针对社会组织给出的解决方案，与会人员从方案的可行性展开论证和思考。在此过程中，头脑风暴会带来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从而有助于完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居委会是社区的代言人，一切有利于解决社区问题和维护社区稳定的意见和方案一般都会得到支持。而物业公司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通常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任何的方案都会适度从自身角度进行衡量是否支持和采纳，当然对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物业也会积极配合且持赞成的态度。居民代表参与协商是基于社区问题本身，与自身的利益休戚相关，会在协商中发声，表达居民的需求和难处。
尽管四方立场不同，但始终秉承相互包容、共商计策的原则，坚持以公共利益为重，强调在多元协作中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最终在选择最佳解决方案中达成共识，实现公共价值。正是常年的协商互动，使人们彼此逐渐熟知，开始打破最初基于政治、经济、教育、工作等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
建构起居民的共同体认同，在此基础上社区最终成为了走向利益趋同、情感深厚的整体。总体来说，四方会谈机制不仅建构了居民的共识和认同，也促进了居民情感融合。
3. 居民参与助力民主协商，打造共同体生活
“四方会谈”作为一种协商治理机制，不仅包括四方联动和四方协商这两个阶段，还包括后期的居民参与。所谓居民参与，意即社会组织就四方协商达成的解决方案进行居民意见收集，获取居民支持和认可的过程。具体来讲，这一过程是贯彻落实协商结果和检验协商方案可行性的阶段。任何的解决方案最终都是为了服务居民，也只有居民接纳才算真正有效。社会组织向居民征询意见，有如下优势：一是社会组织与居委会属于合作关系，不用受到来自行政方面职能、权限、利益上的限制，因而自主性较强，能够在与居民互动中保持中立，倾听居民真实的想法，并对合理建议予以采纳，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二是社会组织成员大多拥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并且有着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在解决问题上能够注重科学方法和理性说服。
社会组织对经过走访或电访收集到的居民意见进行整理和筛选，从中吸取合理的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解决方案。对新的解决方案会再次通过四方会谈进行商讨、确认。可以说，整个协商过程遵循民情调查——议事协商——意见收集——议事协商的基本逻辑，充分调动一切社区资源，策力实现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意即在多方主体之间以平等参与、协商共治、利益共享、合作共赢为桥梁和纽带，
共同推动社区和谐发展、全面发展、有效互动，从而实现社区治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13]在实现善治的过程中，虽然广大居民是通过与社会组织有效互动的方式来间接参与公共议题协商，但是居民的意见和诉求往往能够被接收到社区的政策输入和输出系统，本质上还是落实居民平等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居民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不仅反映对公共治理活动的美好诉求和期待，也表达对公共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四、结语
共同体的本质是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14]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共同体承认多元状态，包括多元的价值观念、治理主体、生活方式等，这些都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以上的分析都是立足于现代社区中存在的某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但是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必然存在着共同性。本文认为现代社区的共同性在于人们出于对社区的自我认识，这种认识包括人性的情感、家园的情怀、利益的追求、交往的需要等。而激发人们这种自我认知的要素是协商，正是协商促进了社区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情感交流、利益共享、道德规范作用下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就如何协商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共同体稳固和促进共同体融合，“四方会谈”强调良性互动，关注包括普通居民在内的各社区主体的心声，让他们在协商中享有发声的权利、机会和能力。在以往的基层协商实践中，居委会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聆听居民的意见，难以确保居民真正地参与到协商当中并发挥作用。如今，“四方会谈”中的社会组织弥补了居委会的缺陷，该机制借助
社会组织的人力和资源使居民的意见得到倾听，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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