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空间与个体意识：走向录像厅的中国电影观众* Heterogeneous Spac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Study of Chinese Movie Audience in Public Video Theaters ◎韩敏赵海明
Han Min Zhao Haiming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前夕，录像厅是中国观众的主要公共观影空间。从一城一镇的电影院到遍布城镇角落的录像厅，观影空间的变化铭写在中国电影观众成长历史中。本文从空间与观众互动维度，运用空间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录像厅如何形塑中国新一代观众体。录像厅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产物，它是迥异于电影院的异质空间。从社会关系看，中国城乡地理空间的流动使录像厅成为市民文化公共空间；从文化实践看，海外电影的生活镜像建构了中国电影观众的现代性想象。从电影院到录像厅，随着电影院时代“观影共同体”的解体，观众也逐渐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话语框架中脱离，录像厅成为形塑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电影观众个体意识的重要空间。
关键词：录像厅，异质空间，电影观众，个体意识
Abstract：The public video theaters were the predominant public viewing place for Chinese audience between the late1980s and the daw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The transition of viewing place from the
public video theaters to cinema chains renders great impact on the audience．This paper situates the cultural interactivity regard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space and audience by adopt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method and space theories to map out how the video halls shap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audience．The public video theaters are the product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sociocultural structure and the reform of market economy，a heterogeneous space considerably peculiar from the cinemas．The flow of China’s urban-rural geographic
*本文系中央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培育项目“图像与影像建构的文化记忆研究（SWU1909102）”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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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rendered the video theaters into the public cultural sites for the mass．While from the view of cultural practice ，the vivid image of overseas movies casted Chinese audience ’
s imagination of modernity．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viewing unity ”in the cinema era ，the audience was stripped from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national political unity．Video halls crafted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movie audience．Keywords ：
public
video
theater ，heterogeneous
space ，movie
audience ，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2019年普华永道发布的《2019—2023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预测，在未来几年（2021—2023）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票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前夕，中国电影市场曾经也有一段较长低迷时期。那时，
中国电影院一片沉寂，一些影院转型为文化娱乐厅，
在政府“多态经营”政策的引导下，电影院被改造为舞厅、茶座甚至游戏厅等娱乐空间。录像厅、
游戏厅、舞厅和台球室“三厅一室”，成为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前期中国城镇青年的主要文化消费空间。
当时的录像厅不仅是青年男女约会和年轻人追赶时髦的文化消费场所，还是社会情感的延伸
———“情生情变，江湖寻仇，混子火拼，都时常从录像带中演绎到录像厅内”
①。录像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产物。录像厅播放的影片向中国内地观众展演了欧美等经济发达地区与国家的生活镜像，
也建构了中国内地电影观众的现代性想象。这批从录像厅走出来的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经验对新世纪后复苏的中国电影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也是好莱坞分账大片的忠实观众。从电影院到录像厅，不仅仅是观影公共文化空间的变迁，也见证并书写着中国电影观众的成长史。
一、从电影院到录像厅：录像厅的发展足迹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从“”中解禁的影片激活了中国人的观影激情。1979年，中国影院观影人次达293亿人次，每人平均30次，这是历史最高峰。此后，中国电影院观影人次逐年下滑。1988年，
中国影院观影人次跌破200亿人次；1993年，影院观影人次仅为42．4亿人次。2001年这一数字触底，
观影人次仅为2．2亿人次②，每人平671①②
我的录像厅往事［EB /OL ］．（2017-04-07）［2019-12-22］．http ：//www．xinhuanet．com /mrdx /2017-04/07/c _136188892．htm．
章柏青．中国电影受众观察［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226．
均观影0．18次。2018年中国电影总票房600亿，如果按照每张电影票均价30元计算，
2018年电影观影人次也仅为20亿人次，就观影的人次来说，依然难以再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辉煌。1984年，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市场化转型。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电影院要与同时期的“三室一厅”展开市场化竞争。竞争结果是电影院经营状况持续萎靡，
甚至濒临破产。随后，电影业形成了全国性的
“劝业”风潮，影院纷纷向游戏厅、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转型，企图实现经济自救。与此同时，录像厅文化逐渐欣欣向荣。遍布大江南北的录像厅（部分南方地区称为“影吧”）凭借低廉的成本优势，如雨后春笋般滋生于城镇的各个角落。1985年，中
国内地营业性录像放映单位有3万多个，
放映的节目有2 000余种。①虽然录像厅设施简陋，
环境杂乱昏暗，但是低廉票价和丰富片源吸引了大量观众。与同期电影院相比，
录像厅的营业状况良好，观众人数众多。仅上海一地就有300多个放映点，一年观看人数在5 000万至6 000万之间。
②录像厅不仅吸引着城镇青少年，也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录像厅发展历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城市娱乐史，
它与中国城乡地理空间的流动和文化全球化的空间流动有着深刻的勾连。录像厅中放映的影片大多数来自港台和欧美的盗版录像带和碟片，
为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中国内地人开启了一扇了解港台和西方文化之窗，
观众在这幽暗的空间中窥视着性与爱、暴力与江湖兄弟情谊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提速，录像厅也融入了全球化浪潮，
成为全球化的电子媒介空间。20世纪90年代既是盗版电影最猖獗的时期，市场上流通的盗版影音制品占总数的95%，也是录像厅发展的黄金时期。1990年后，内地的录像厅放映点多达6万多个，
同时期放映录像带的影院中，录像票房收入是电影票房收入的3倍。
③盗版影音制品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空间流动的一个表征，盗版电影冲击了政府对电影生产制作和发行等进行监管的管理模式，
本质上是经济资本、民间话语等多种权力在全球化文化传播体系中进行的生产、
流通和消费等权力运作。录像厅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缩影，是中国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往的最初轨迹，
也是中国城乡交融的独特空间。录像厅象征着中国社会空间从前现代的固态社会，
转向了流动的现代社会。城乡居民在录像厅中观看盗版影碟时，录像厅便771①②③
徐敏．录像厅与当代中国电子文化［J ］．文艺研究，
2015（7）：101-111．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宣传处．上海录像事业的现状和发展［J ］．社会科学，1986（3）：15-17．徐敏．录像厅与当代中国电子文化［J ］．文艺研究，
2015（7）：101-111．
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具象化的流动性媒介空间。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重塑了社会空间。20世纪80年代农民开始从乡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流动，到90年代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空间也从70年代的整饬、秩序化的大电影院，转向了幽暗、游离于合法与非法边缘的“灰”录像厅。录像厅中的影片、放映方式以及空间感如何形塑中国新一代观众体的心灵与意志，是本文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录像厅的异质性物理空间
辉煌时期的录像厅往往居于城镇的中心，取代工人文化宫、少年宫等城市文化场所，成为生产城市记忆的物理公共空间。从整齐与开阔的电影院到逼仄、幽暗的录像厅，这种新型的观影空间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中国电影观众新的观影经验。
首先，与电影院比较，录像厅具有独特的物理空间要素。录像厅往往开设在街道旁的经营场所区域，有的是由宾馆和饭店改造而成的，有的甚至藏身于居民楼里。录像厅的观影空间狭小昏暗，常有几十人至
上百人挤在狭小的观影空间中。录像厅的座椅样式较多，有的是木质的长条凳，有的是带有上下活动翻板的铁质座椅。录像厅中一般放置一台电视机，有的录像厅还以并联的方式另悬挂一台电视机供后排观众观看。有条件的录像厅还专门开设了VIP包间，为有需求的顾客提供服务，其内部构造与宾馆客房无异，配套设置有电视机、床或沙发等。电视机的嘈杂声、观影者的说话声、营业者的吆喝声，共同打造了市井文化的录像厅观影空间。
其次，录像厅的观影体具有多元化与年轻化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观众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建构了“十七年”时期的人民电影传播体系。①城市观影体以工人、居民为主，放映电影地点在城市影院、工人文化宫等；农村观众只有期待农村放映队的不定期的巡回放映，观影地点则在开阔的露天坝场上。此时，城乡电影观众的观影空间是隔离的。而录像厅时代则是城乡居民无差别地汇聚一堂。
因此，录像厅中的观影体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观影体的成分复杂多元，不同阶层、职业的人混杂于录像厅观影空间中，既有城市中的无业游民，也有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外来寄宿者；既有都市白领，也有电影爱好者。二是观影体偏向年轻化，处于叛逆青春期的青少年体都曾或多或少地出入过录像厅。作家袁道一回忆道：“录
①韩敏．浮出社会地表：“十七年”女性媒介形象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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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厅是记载着青春隐秘的地方，更是个驱赶颓废的角落。”①香港电影《古惑仔》风靡于
中国内地80后、
90后青年体中，影片中陈浩南的“大哥”形象以及江湖和黑帮文化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
青少年们争相模仿。受录像厅文化的影响，部分青年在现代性镜像的魅惑下，
进行着越轨青年亚文化生产实践。再次，录像厅展演的大多是异域文化。录像厅时代，喜剧、动作、黑社会构成了80年代香港电影的三原②，这些元素是当时内地电影中所匮乏的。录像厅记录了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并通过放映和传播盗版的香港电影培育着早期中国内地最忠实的电影观众。录像厅的盗版电影中有许多血腥、
暴力、情的元素，这些影片的内容脱离了国家政治框架和主流话语。一些录像厅为吸引观众，
在夜间放映，使录像厅及其视觉机器成为传播性文化的媒体。在录像厅观影空间中，
性话语不再受到压制，突破了官方的禁忌，释放着观众的力比多，建构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内地电影观众的性想象。盗版的电影中所呈现的现代化图景赋予了观众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想象，影片中所传递的迥异于主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并形塑着观影体的价值观。
最后，与电影院整饬的观影秩序相比，录像厅的观影方式更偏于个性化。录像厅的影片放映方式不同于电影院。在影院空间中，
影片的放映场次是固定有序的，放映时间也有所限制。录像厅则以独特的“轮播”
方式放映影片，并在夜间通宵放映。电视机经常24小时轮播，
观众仅需花费2—3元便可在录像厅中待上一整天，录像厅因此还衍生了
“住宿”的功能。一些录像厅为了赢利，在白天播放的影片多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香港电影或好莱坞大片，
到了晚上，尤其是后半夜，老板会根据观众的需求放映恐怖惊悚电影或。影片放映过程中，
如果观众不满意，则会发起抗议，敦促老板更换符合观众口味的影片。此外，
观众在录像厅中可随意交谈、走动、吸烟等，还可互相交流影片内容，
当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时，在场的观众会给予回应，一齐呐喊、欢呼。因此，相较于影院，录像厅中的观影体虽然表现出混杂性的特征，但相较于规训化的电影院观影空间，
录像厅更让人有亲密感和生活感，氛围更轻松、活跃。录像厅内观众的观影方式体现出融入了现代化体系的个人化的行为和消费社会中的个性化消费模式，这种个性化的观影方式从本质上反映了消费社会的兴起和观影体个体意识的崛起。
971①②
袁道一．在县城录像厅的日子［EB /OL ］．（2018-09-27）［2019-12-22］．https ：//www．thepaper．cn /newsDetail _forward_2478088．
许乐．喜剧·动作·黑社会—
——20世纪80年代香港城市电影三原［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5）：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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