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分布式创新：企业致胜的关键
固守过去几十年来的单点式创新已经无法应对当今全球争加剧带来的挑战。“以用户为中心”、“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等创新方式都无法解决当今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即创新所需的能力、市场和技术日益分散在世界各地。
唯有整合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新素养，才是永续的创新方式——全球分布式创新。全球分布式创新是指在跨地域的全球运营中，汇集来自全球多个市场的创新理念
、创新技术和知识，然后加以整合成全球创新优势
。这种创新可能适用于产品、商业模式、新的增长平台，或者是专门为顾客定制的解决方案。通过简化复杂的知识程序、加强公司内外部沟通与协同、培养和合理利用双文化经理人才来实现公司的全球分布式创新，从而促进企业知识数据的转移和全球共享。(来源：INSEAD Knowledge
INSEAD战略管理与创新教授伊夫•多兹) 洛杉矶成为最适宜创业城市的六大原因
洛杉矶力压纽约、伦敦、西雅图、芝加哥、柏林等其他大都市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 宣传扩散器：在洛杉矶，音乐、电影、电视、视频、网络以及媒介发行等等这一切都融入
了这座城市的基因之中，而演艺明星、电影公司、制作团队、设备和发行公司也大都云集于此，这就意味着，商业创意可以更快地为消费者所知。
2. 名人多：洛杉矶的商业圈子里从来不乏明星大腕级的人物。
3. 金主多：洛杉矶的天使投资人，既有雄厚的实力又具备识才的慧眼。
4. 孵化器：孵化公司在洛杉矶兴盛，都在帮助初创公司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5. 团队精神：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以及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都是未来成功初创公司所需的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6. 天气：洛杉矶有适宜的环境，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来源：创业基因公司Startup Genome 创业基因报告）
研究显示全球技术人才短缺
据调查，到2020年全球高科技企业将面临约4000万技术人才缺口，其中制造业最为严重。届时，中国技术人才短缺将达到约2200万人，将成为受技术人才短缺打击最为称重的国家。
由于学术机构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合格人才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使得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高教育水平的新增劳动力人数减少，人口红利降低，技术人才短缺问题造成汽车、医疗设备以及航空航天等制造业子板块存在招工难的现象，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想延续制造领域的快速扩张或有难度。（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报告《Manufacturing the future: The next era of global growth and innovation》）
中国离职率高达近20％
合益集团（Hay Consulting Group）在2011年秋季对全球各国约6000家参与合益咨询集团薪酬调查企业的正式员工在过去1年里的辞职人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亚洲地区日本的离职率最低，为6～8％，泰国为10～12％，印度为11～13％，新加坡则达到13～15％，离职率普遍较高，是日本的2倍。而中国的离职率最高，竟达到了18～20％。（来源：合益集团（Hay Consulting Group）人事咨询公司 《Depressed employee engagement stunts global business performance》报告）
如何应对当今人类面临的三大断层
当今人类面临三大断层。第一，是人类的发展与生态的失衡 。人类正在毁坏着自己生存的基础。第二，是企业财富积累与良知失衡 。第三，是个人成功与心性提升的失衡 。堆积物的追逐遮蔽了他们的心性，把他们送进了抑郁和惊恐的境地。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约翰·奥曼教授的从他看重的激励出发给出了办法：我们都推崇善良，但是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人们做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动机，大多数时候都出于非常自私的意愿。对于所有经济体，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两大问题： 激励什么？谁来激励？从上到下的权威体制，注定会铸造超越真相的官僚权威；靠着公开透明公约的规则，才有可能把激励转换成每个人的自我激励，才可以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符合事实真相的激励机制。 稻盛和夫日前发了一条微博，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今后日本应该追求的目标，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既不是精于算计的国家，也不是炫耀军事实力的国家。而是以‘德’这一做人的崇高精神作为国家理念的基石， 要把‘德’字作为‘国是’，定为国策。 做‘以德立国’榜样，因为日本曾有为追求自己一国的私利而痛遭惩罚的历史教训。”
这个国策，也符合中国的现实。基于当下中国的现实，重温老子和《易经》中提出的大道。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损上益下者昌，损下益上者衰”。 这些大的“国是”，也是企业的“企是”，同样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是”。（来源：上海证券报 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即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
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 。而竞争则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划，就是 垄断。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 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科学知识在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 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 ，每个人实
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 知道并使用末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 。
奇怪的是， 这种知识今天一般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几乎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 。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 。
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很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而 这种知识难以获得的事实，往往是指责现存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基础，而忽视了如何能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容易地获得 。
当前贬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是因为 变化本身的重要性被贬低了。 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 。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日益缩小的人，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已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容易忘记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经常不断的小变化，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越
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种 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 。然而，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然而事实是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便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上述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的，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因此，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出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不能指望通过让“在现场者”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但是，“在现场者”又不能光依据他有限然而又直接的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来作出决策，还需解决如何向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其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即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几乎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应作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却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 在任何小变化中，管理者必须考虑这些集中了所有有关信息的数量指标，通过逐个调整数量，他就能恰当地重新作出安排。（来源：《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年9月第4期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
中国经济2012年回顾与2013年展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今年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偏紧的情况下，应该会实现年初预期的7.5%，或者略高一点的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6，7.7左右的水平， 很不容易。明年总体来讲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等外部环境，我们的外部环境虽然还是紧，但是会比今年前三季度要好一点。明年国内前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会产生滞后的积累效应。所以，明年的经济总体来讲谨慎、乐观或者偏乐观，但是有风险 。全球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不能太乐观。
国务院参议室的姚景源：我们把稳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我们物价上涨率控制在4%以内，这是毫无问题，这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就。我们即使是实现了7.5以上的增长目标，但是应该讲 我们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还亟待提高；我们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还没有实质性的大的根本性的进步，这两条应该是大问题 。明年中国经济应该为改革能够留出更大的空间 ，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放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上。因此，我主张我们明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要过快 。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经济今年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在7.7%左右，明年情况会
更好一点，大概速度能够在8%。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在发生变化，明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世界经济在未来中间并不是很乐观的，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这种模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升，使过去低成本制造业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投资驱动型经济也会走到尽头；资源的约束，环境的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也要求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中国经济这个转折在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阶段，转向较高速的，比如说8%这样的增长。
摩根斯坦利董事总经理乔虹：我们越来越关注的是中国从结构上是不是要面临经济潜在的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是不是要进行更多的 再平衡。在2013年，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短期之中，我们很难判断政策在短期之中要进行非常紧促地进行刺激，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增长稍微低一点，是不是政策制定者可以接受，现在来看似乎可以的。在未来城镇化政策的出台，可能会伴随一部分政策的放松。在2013年GDP的增长可能会恢复到8.2左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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