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彪：一个老红军的无悔人生
作者：周耿宁
来源：《中华魂》2016年第12期
2016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为了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继承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采访了老红军后代，记录了老红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现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他是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张国彪是他参军后改的名。
他一生5次生命危在旦夕，其中3次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左腿胫骨二等甲级伤残以致拄拐30年，左耳被敌炮震得几近失聪，左臂重伤感染岌岌可危，2次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但都以非凡的意志力，一次次挺了过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6年前，老红军张国彪因病去世，享年94岁。今年正值他百岁寿辰，儿女们怀念父亲，精心搜集、整理了老红军父亲的生平事迹，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拄拐30年坚强不屈、待遇不高而又无怨无悔的老红军形象和他所具有的可贵的精神品质。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16年12月6日，张国彪出生在四川大巴山区一个小山村——营山县永泉乡深沟村。因父亲早逝，他与母亲及兄妹相依为命。家境贫寒的他，10多岁就想着为家分忧，到村里的富人家打短工。那时的工钱往往是一小块做熟的肉，可他怎么也不舍得吃，而是包好了带回家交给母亲。为此，懂事的他深得母亲的疼爱。
1933年9月，16岁的张国彪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的一名战士。小小年纪的他跟着大部队一走就杳无音信。多年后，才托人捎信回家。欣喜万分的母亲逢人就说：“我的二娃还活着。” 1935年，刚满18岁的张国彪跟随部队开始长征，与同行的红军将士一道，翻越崇山峻岭，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与敌人作殊死战斗，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征服了人类的生存极限，于1936年10月，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
倚着从小在私塾里学到的一些知识，张国彪在部队里进步很快。自1933年9月参军到19
40年12月，7年多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晋察冀二分区卫生部政委。
好学、好总结是张国彪在战斗中养成的一种习惯。每一次战斗结束后，他都会跟战友们一道总结经验教训，取长补短，研究的战略战术。熟悉他的首长和战友都夸他“打仗是把好手”。
1936年1月至1937年6月，在红军总部警卫营期间，他多次接受党中央下达的重要警卫任务。 1936年6月21日拂晓，参加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指挥下的瓦窑堡撤退，顺利掩护和党中央机关安全撤退。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被特别指派，参加了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前往西安谈判的警卫任务。每一次高级别的警卫任务，都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增长了张国彪的战斗智慧，更成为他最感自豪的人生经历。
战争年代，随着战事的变化，部队常改编，将士们也随之调转。1937年，以张国彪所在的中央军委特务团为基础，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他也随老首长韩伟、肖文玖到了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二营，在五台、崞县、代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生前，他常对儿女们说：“在战场上，不能怕死，越怕死越危险。要开动脑筋、用谋略，
才能克敌制胜。”能征善战的他，一直是军区首长心目中可培养的好苗子。可惜的是，1940年9月，在山西五台山高洪口拔日军据点的战斗中，他的左腿中弹，胫骨被打断，因没能及时而致残，被认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当年的等级）。
由于残腿的困扰，他不得不离开战斗第一线，转到后勤部门工作。从1940年12月到1949年带部队南下这一时期，他先后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冀察热辽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东北西满军区医院、供给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拄着双拐在各个岗位上，磨练自己，不断成长。
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成长历程——“从吃不饱饭到参加革命，从牧童到红军，从前线到后方，从做军事工作到做政治工作，从军队到地方，从企业到机关再到学校。党叫干啥，就干啥。”
任劳任怨，绝不讨官要官
1949年，部队南下，上级原定派他去组建广东省军区，但他提出想回四川建设家乡。组织上尊重他的意愿，任命他为干部大队大队长，带领部分干部从东北南下四川。
没想到，刚到四川，他就得了，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住院就是两年。等他出院时，合适的位置都已被安排了。那时，刚解放，地方上各方面工作都不规范，加上又离开了老部队，了解他的人很少，张国彪就被派到了川南威远煤矿，当了军代表。由于内江行署分管专员原是个团职干部，定行政级时，就对他说：“老张，你也按我的标准套13级吧。”
其实，1940年张国彪就已正团职了。南下时，已担任师职多年。但是，一贯相信组织的他，一心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莫大喜悦中，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不知怎的，他的变成了地方编制，竟然连转业的手续也没有，他也没细究。
由于行政级别起点定得低，此后张国彪的待遇一直没能提升，与南下时同级别的战友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儿女和老战友们都对他的待遇感到不公，认为与他所作的贡献不相符，但他本人却从不抱怨，总是说：“很多战友年纪轻轻就牺牲了，我能活着，有现在的生活，应该知足。”因此，一直不让儿女们上级反映自己职务待遇偏低的问题。
1955年授衔时，张国彪的战友中，有二三十位都被授予了少将军衔。1970年，到北京治腿时，就有身处高位的首长劝他去周总理解决待遇问题，他还是没有去。
“父亲那代人有一种牢固的意识，就是觉得向组织伸手要官，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甚至是一种耻辱。”儿女们这样理解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他们回忆说：“在延安时，父亲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为人处世的风范。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以周总理为楷模，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任劳任怨，死而后已。”
1940年，他的腿刚受伤时，组织上就安排他去苏联。当时，部队上经济很紧张，
为了不让组织多花钱，他婉拒了，只是在条件很差的分区医院做，所以一直没有彻底治愈，导致了他长达30年的“拄拐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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