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 宇
来源：《世界知识》 2021年第4期
文／肖 宇
虽然构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秩序是全球多数国家的长期基本共识，但自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以来，全球区域合作协定从多边向双边转换趋势尤为明显。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开展了一系列以“美国优先”为主线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为了应对多边贸易体制受到的挑战，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以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标志，当今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导、双边和区域安排为补充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发展现状
按照WTO的统计，在统计区域贸易合作协定时，对货物和服务进行了单独的区分。若从目前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合作协定累计数量来看，其首次出现于1958年，在2003年第一次突破百位数大关。截至2021
年1月20日，全球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合作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336个，和2019年相比，同比增长11.63%。
全球贸易规则从多边向双边转向的一个原因，是这轮以贸易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化进程，没有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带来了国家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和严重的贫富差距。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部分国家的边缘化和全球两极分化现象有加剧趋势。但是，若从根源来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全球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中间品贸易取代制成品贸易，数字变革深刻地改变了贸易形式，数字鸿沟日益加剧，全球贸易迫切需要寻到更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安排。这一根本性变革，如表1所示，可以从当前主要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窥得端倪。 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之后，和日本单独完成了美日贸易协定，并开始了和欧洲的贸易协定谈判。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贸政策由多边转向双边对全球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其突出表现在，美国架空WTO使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在全球范围内，美国通过缔结一系列双边协定，推广更有利于美国的经贸规则，以此应对中国的崛起，达到长期引领并掌握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目的。
除未被WTO承认的美日贸易协定外，在目前美国主导并且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双边协定有12个，分别是：美国—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美国—阿曼、美国—巴林、美国—约旦
、美国—以列、美国—摩洛哥、美国—智利、美国—哥伦比亚、美国—巴拿马、美国—秘鲁。正在谈判的双边协定有一个，为美国—欧盟双边贸易协定（即过去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此外，美国还主导了多米尼加—中美洲—美国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和《美墨加协定》（USMCA）两个多边贸易协定。
不难看出，美国在区域贸易协定上的战略布局，是立足周边邻国，从单个国家开始逐步向全球范围延伸，其绕开WTO多边框架协议、另起炉灶建立自己主导的经贸体系的意图已非常明显。
但是有意思的是，由于美国和欧洲在农产品准入、数字主权、跨境税收等方面存在分歧，美欧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反倒是中国和欧洲率先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谈判。可以看出，在WTO改革停滞不前的大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试图通过缔结双边贸易协定，营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国际经贸环境。
这一点，在欧洲和日本内部也基本形成了共识。从当前局势来看，欧洲的主要诉求是希望放开农产品准入，加强跨境税收协作和数字贸易规则协商。日本的主要关切是希望通过放开国内市场准入，不断降低制造业中间品的关税，并直至为零。
中国的应对策略
区域合作协定从多边向双边转换，对中国的中长期影响主要集中在：中间品贸易成本可能会上升，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传统方式需要变革，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可能受到影响。全球区域合作的这一发展趋势，早就得到了中国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同时强调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
从外部世界来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外资流入国。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完成，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双向开放水平将显著提升。
如表2所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包括RCEP在内的21个自贸区协定，遍及周边邻国、南美洲和欧洲、大洋洲；正在谈判的自贸区协定有10个；同时，还在与8个国家开展自贸区协定可行性研究。综合来看，中国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向全球的自贸试验区网络基本成型。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宝贵实践告诉我们，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提升本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实现途径。在全球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发生巨变的当下，制定更加有效的战略举措，对我们尤为重要。
中国要积极参与推动WTO改革，维护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加强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对接，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体系；瞄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抓紧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依托自贸区网络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一代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和建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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