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对外依赖度大 科技进步贡献率低
目前我国技术对外依赖度已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技术必须从国外引进。现在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一半以上的技术要靠引进，只有万分之三的国内企业真正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我国要达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必须跨过“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超过60%、对外技术的依赖度降到30%以下”两个硬指标。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国内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到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二、科技与经济相脱节，高新技术研究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科技成果大概有3万项，但转化成产品的不到20%，而真正形成产业的恐怕不到5%。曾说过：“我过去到过许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机构与实验室，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们普遍重视科研成果论文的发表或获奖，而忽视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成为商品，占有市场，实现其使用价值，变成财富。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相当多
的科研成果只是一些阶段性成果，又往往由于无力进行产业化而被束之高阁。 有这样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97年10月，我到内蒙古大学考察，了解到他们发明了一种药，专治牛皮蝇，应该说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可巧，我随后又到当地的一家皮革制品厂考察。我问厂领导，你们生产用的是国内的牛皮还是进口的牛皮，他们说不用国内的牛皮，全部用的是进口牛皮。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国产的牛皮大多被牛皮蝇咬过，有的牛皮被咬得像一张网，利用率很低。我说，专治这种牛皮蝇的药不就是你们内蒙古大学的教授发明的吗？为什么不用呢？他们却回答说，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或者国家急需的东西，虽然有了科技成果，却没有一种机制使它能够进入市场。这样的例子具有相当的普遍性。”①
三、软环境的建设不够
体制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要保证。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与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是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由政府“养着”的科学建制，自由选择和竞争等科学研究的最基本规律都受到很大限制。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昭如是说：“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 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由于国内没有适宜科技创新的环境与氛围，原本许多应在国内大有作为的科学家纷纷前往国外。由此也派生出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着中国国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却有一些华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许多人引以为豪，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如果这些科学家在国内搞研究是无法取得如此高的成绩的。200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得奖后接受访问时表示，自己从小在美国成长，算不上是中国科学家。他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在美国长大，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但我希望奖项能鼓舞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
四、自主企业、品牌渐多，但仍显不足
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
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可喜的是，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已经呈现出良好势头。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领衔的课题组，二十年如一日，坚持自主创新，终于攻克了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难题，一举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使我国成为继英、法、美之后第四个拥有该制造技术和生产该类高技术产品的国家。
然而，在当前经济危机下，仍有大量缺乏自主创新的企业倒闭。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温州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中,目前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白墙、空旷的厂区、紧锁的厂门,车间里散落一地的器具原料,三三两两留守的看守人员,工业园区里无精打采的卖水果和饮食的小贩,天一亮,真实景象就展示无遗。“很多工厂都停工了。”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个夏天（2008年）,远远超过了年初所能想象到的困难。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温州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中,目前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
但危机,就是危险与机遇同在。义乌市袜业行业协会会长、浪莎袜业集团董事长翁荣金说,“袜业的同质化程度很高。能否生存,区别在于有无品牌。在同以袜业著称的诸暨大唐镇和义乌,
死掉的,基本就是没品牌的作坊式小企业。“有品牌、有销售渠道的,就有议价权,将会整合行业。”翁举例说,浪莎集团拥有自主品牌、自主技术,并在八十多个国家注册商标,因此“当危机来临时,我们靠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新产品、新价格,即使生产商提价,销售商仍有利润空间”。他举例说,浪莎今年（2008）1至7月,外贸出口达3000万美元,同比增长40%。“作为制造大省的浙江,对第二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升,已是一条绕不过的路。”张国云分析说。目前浙江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附加价值有限的单纯加工制造业将逐步失去竞争力,利润空间正不断萎缩。在此情况下,“要把二产的三产化作为现实的选择,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实现‘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的转变”。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绝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描绘的景象,也许同样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制造业。———和我们曾经历的梦幻般的黄金跃进一样,这一次,机遇和挑战,终于轮到中国了。③
五、评审门槛过高
众所周知，一项新科学成果产生到时间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与财力。有时确实会出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由于国情，政府往往只能选择少数课题，也由此产生了评审门槛过高的
现象。中国的科学体制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蔡文，一位边缘科学家说,“现在大多数的科研计划都是跟踪式的研究,没有给原创性研究提供足够的氧气。此外,关系科研、权力科研盛行也让原创性研究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④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幼平说：“我曾经做过很多科研项目的评审工作。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违背现有科学的基本规律,就应该支持。但我不会去评价这个项目将来能有多大的成果。科学本身就是探求未知,而未知领域在没有真正接触之前是不知道它的真伪的。宽容很重要,只有降低评审门槛,这样才能繁荣科学。”⑤
六、法制、政策不够完善
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的《科技进步法》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至此，中国已经有一部分法律保护科技创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但是，体制的不健全仍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瓶颈。最近开始流行山寨机。它们或由生产者自己取个品牌名字,或模仿别人的功能和样式；由于逃避管理,他们中很多不纳税,不送管理部门检测,再加上极快的创新与模仿,高效的成本控制和灵活的分销手段,导致其零售价格往往仅是品牌产品的1/2到1/3 。由此看来，中国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动力，但过于垄断而且高昂的检测费用令本来一些有创新欲望的企业望而却步，就出现了“山寨机”这种畸形产品。
自主创新是一个需要长期稳定积累的过程,自然需要一个稳定合理的外在法治与政策的保障。技术创新的投入,如果没有合理回报,企业就只能采取捞一把就走的山寨方式生存。这才是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根本原因。民营中小企业,很早就被放开参与市场自由竞争,在现有的大环境下,他们的潜力基本已经被挖到了极限。要进行产业升级,更主要的还是要靠整个公共政策大环境的升级与完善。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竞争的经济, 需要体制的进一步革新,改革必须进入深水区。⑥
①《教育访谈录》人民教育出版社
②②③④⑤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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