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十几年来，经济学家关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般古典经济理论把自然资源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关键的生产要素，认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具有发展的比较优势，因此，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现实世界中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发现资源的开发并没有给区域带来繁荣富裕，而导致人们陷入了更深的贫困陷阱(Sachs & Warner, 2001; Ding & Field, 2005；王思璇，2008)。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能源市场价格的高涨和交通运输技术的提高，使得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了高额的回报。澳大利亚是世界重要的矿产资源生产国和出口国，每年依靠资源出口获得丰厚的收益，国内内蒙古地区也由于其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近十年国内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也能以较低成本获取原材料，依靠自身掌握的先进技术进行深加工，获得资源行业的高附加值。如日本、韩国虽然铁矿石严重依赖进口，但是两国却是世界重要的钢铁生产国。那么在 这样的背景下，资源丰富地区是否存在经济发展滞后的现象呢？
资源诅咒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经济区位的问题。如果存在资源诅咒现象，那么是否资源贫乏地区经济发展就好呢？经济财富的空间区位有什么规律呢？从全球经济地理视角看，财富的地域分布有两个明显的地理特征，一个特征体现在自然生态条件的差异，即热带与温带，全球财富集中于温带地区；第二地域特征体现在陆地区位条件的差异：内陆与沿海、沿岸，全球人口和财富集中于沿海、沿岸地区(Sylvie Démurger等，2002)。地理区位因素显著地影响到传统意义上经济发展解释变量的作用发挥，或区域政策制定所受的限制约束，如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市场化、开放性，等等，这些变量又决定了各地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路径(Bao, Chang & Sachs, 2002)。
从现实经济发展的历史比较和空间分析可以发现，资源禀赋因素和区位因素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那么自然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资源和区位因素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个因素的影响较大？是所谓的“资源诅咒”还是地理区位条件的限制？它们是怎样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本文将就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资源诅咒”的概念，最早是由Auty(1995)提出来的，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Auty, 1995; James, 2011)。目前，学者们探讨“资源诅咒”的视角主要是把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与一系列有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长期低下。另外，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多教育水平低下、收入不平等、腐败严重、内乱频繁(赵奉军，2006)。“资源诅咒”的理论大体有两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区域发展路径具有资源依赖性，如“中心—外围”理论、贸易条件恶化论、产业关联理论、“荷兰病”效应，这些理论基本上认为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环境下，发展滞后的资源丰富地区被锁定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而陷入资源依赖的粗放型增长陷阱，同时还造成地区发展主要依靠对资源的控制和投入，导致在资源产业内或围绕着产业形成相关的寻租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的存在使资源丰裕国家与腐败、官僚化和市场残缺等现象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加重了当地业已存在的制度问题(James & Aadland, 2011)；另一方面观点认为，地区富足的资源条件对本地其他的一些关键要素的投入和培育形成挤出效应(谢继文，2010)。这些关键的要素对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能力至关重要，如挤出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资、抑制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等。
Sachs & Warner(1997)最早对“资源诅咒”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负相关性依然存在。还有学者选取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Glyfason, 1999)、能源储量(Stijns, 2000)，研究这些指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负相关关系普遍成立。另外，Isham等(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认为集中型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徐康宁、王剑(2006)提出，自然资源的丰裕以及对这种资源的依赖，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的转移机制制约了经济增长；胡援成、肖德勇(2007)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中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另外，金融支持作为缓解资源诅咒重要途径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的硬约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邓可斌、丁菊红(2007)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之咒”的命题在中国并不明显，资源因素与政府干预因素在中国呈现负相关关系。针对这些理论分析，很多学者提出了很多避免或减轻“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区位决定论的支持者戴蒙德、萨克斯等认为，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跨国间人均收入水平的较大差异。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不同，反映地理位置、气候和生
态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如是否靠近港口、富饶土地的可获得性、气候条件对疾病环境的影响等。“区位决定论”认为，地理区位因素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对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的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农业生产率、生活环境、运输成本及拥有或靠近自然资源(包括水、矿产资源等)的影响上(Karnarck, 1976; Diamond, 1997)。区位因素的间接效应则体现在对开展国际贸易和对区域内文化制度的影响上，一国如果属于内陆国家而且不采取开放的贸易政策，将极大地限制该国主要的经济市场的能力，阻碍其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而降低该国的生产效率(Sachs & Warner, 1995; 1997)。
张贡生(2010)从国内省级层面和国家国际层面上来对资源诅咒和区位问题做一些探讨。他认为，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都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相反，区位问题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国家层面上讲，中国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反而是依托于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和港口、海洋资源以及海洋运输资源，实现了经济长期持续快速的发展。这样的事例在国际上也俯首即是，如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法国等，无不是依托于国内丰富的矿产资源、港口、海洋资源和海洋运输来求得经济的发展，并巩固了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因此，资源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基础，良好的区位条件是助推国家繁荣的重要因素。
三、基于中国省际数据观察的统计检验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我们从中国区域经济的经验观察入手，以省区(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地域单元，应用统计检验中的均值检验对不同资源和区位条件下的区域经济特征初步分析。在对于各组数据均值相等的原假设条件下，利用T统计量来检验分组区域间发展平均水平的差异。
首先对能源资源丰富的省份进行识别。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除去西藏外其他30个省份的资源储量数据，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主要能源资源来综合反映一个省份的能源资源储量，根据目前这三种能源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耗中的比例计算得到一个综合的能源储量：能源资源综合量=煤炭×0.7+石油×0.18+天然气×0.04。然后综合排序，前15位的省份为资源丰富省份，设虚拟变量(resab)为1，其它为0。对于矿产资源的计算，选择30个省份有金属、黑金属和非金属三种矿产的总量来反映矿产资源的储量，同样以总储量来综合排序，前15位的省份为矿产资源丰富省份，设置矿产资源的虚拟变量(mine)。对于区位条件的虚拟变量(coast)，则沿海省份设为1，其它内陆省份为0。确定地区如表1所示。
由表2可见，中国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近十年来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RGDP)都非常显著地低于能源资源储量相对缺乏的省份，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人均GDP水平显著地低于矿产资源缺乏省份，但是，GDP总量却相反，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高于相对缺乏的省份。在不同的区位条件下，沿海省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都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同时，为了更好地解释，本文将1980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状况，发现在1980年能源资源丰富与相对缺乏的省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矿产资源丰富与否的省份之间、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的发展水平却存在显著的差距。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从GDP总体增长角度，存在能源资源的所谓“资源诅咒”现象，而对于矿产资源来讲，“资源诅咒”这一假设不成立①，这可能是因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行业本地化产业链相对较短，以2008年为例，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内蒙古煤炭深加工产值与采掘业产值分别为0.24和0.69，远远低于全国总体平均水平2.04；而矿产行业的本地化相关产业链相对较长，如辽宁、四川矿产资源深加工产值与采掘业产值分别为7.36和7.51，全国总体平均水平为12.16②。从区位角度看，沿海和内陆的这种区位差距是
显著存在的。市场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促进了沿海省份的快速发展，同时造成能源资源丰富的省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能源资源相对缺乏的省份能耗效率NHAO(吨标准煤/万元GDP)显著较高，同样，沿海发达省份的能耗效率也显著高于内陆省份，但是，矿产资源丰富与否的两组地区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
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的出口贸易(Export)和实际利用FDI量得大大低于资源相对缺乏省份，而从矿产资源角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沿海省份的出口和FDI显著地高于内陆省份，沿海省份的出口总值平均为内陆省份的10倍以上，实际利用FDI为内陆省份的6倍左右，如表4所示。
与“资源诅咒”的教育挤出论假设不同的是，中国能源资源丰富的省份教育经费投入强度EduR(教育经费投入/GDP)显著高于其它能源资源相对缺乏的省份，同时，矿产资源没有显
著差异，这说明“资源诅咒”的教育挤出假设在中国是不成立的，相反，中国资源丰富的省份教育投入强度更高。同样，内陆省份的教育经费投入强度也远远高于沿海地区。然而，从各地人力资本(HC)优势比较来看，资源丰富地区的就业人员中有高中学历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地区，沿海地区人力资本质量远高于内陆地区。由此可见，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利用是错位的，相对落后的资源丰富地区或者说内陆省份的巨大教育投入所培养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沿海地区，从而加大区际发展水平的差距。从研发投入强度(R&DR)来看，资源丰富省份和内陆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显著低于对应的资源缺乏省份和沿海地区。这对“资源诅咒”的创新挤出论有一定的支持，如表5所示。
资源丰富地区的市场经营环境(XZSFR)是否更差，本文以企业税外负担，即行政性收费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来描述。对中国省域经济数据的t检验发现，能源资源丰富地区与能源相对缺乏地区的企业税外负担并无显著差异，而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企业的税外负担相对较重。从区位角度看，内陆省份企业的税外负担明显高于沿海地区，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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