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预言文学到赎罪文学
周展安
从1920年青木正儿在《支那学》上将鲁迅称之为“有远大前程的作家”至今，日本的鲁迅研介已近九十年。这中间，具有界碑意义的研究者是1944年出版《鲁迅》的竹内好。在这本据说以书写遗嘱的心态完成的著作中，竹内好提出
了回心、文学的自觉、赎罪的文学、无、鲁迅的原点等一系列新鲜的概念，这
些概念连同竹内好的问题意识和研读方法都对后来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产生了深
刻影响。而受影响最深的一位，大概应属自认是竹内好追随者的伊藤虎丸先生。作为伊藤虎丸的代表作，于1975年出版、新近经由李冬木先生精心迻译的《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下文简称《终末》），可以说通篇都 弥漫着一种竹内气息。但同时又必须立刻指出，《终末》一书是在日本六七十
年代特有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完成的，它所针对的问题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学生
运动中的实体化思维和由之反映出来的“战后民主主义的空洞化”。因此，
《终末》固然受到竹内好的影响，但在若干方面尤其是对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视 和解读上，又补充乃至突破了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并进而托出了一个独立的
“伊藤鲁迅”的形象。
预言文学：个的思想与留日时期的鲁迅
在《鲁迅》中，竹内好试图寻和解释的是鲁迅思想中作为原理性存在的内核，即鲁迅思想的原点，并认为这个原点形成于鲁迅在北京的会馆中抄写古碑的日子。换言之，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是从会馆时期的鲁迅开始的。伊藤虎丸也同样
认为在鲁迅的思想中有一个原点，但他将这个原点前推至鲁迅的留日时期，因
为他发现自己在小说和杂文中所触摸到的鲁迅的思想架构，早就“原原本本具备”于鲁迅留日时期的评论中。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作为原点存在的鲁迅
思想，对于竹内好，是“无”，对于伊藤虎丸，则是“个”。
所谓“个”，指的是一种主体状态，是将自己从一切依附和权威中独立出来，
同时又以强劲的意志将自己投放于责任意识之中的状态，在伊藤虎丸看来，这
也是人之为人的真谛，而正是这一真谛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但是，仔细考察，
又可以发现，“个”的特质在鲁迅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在鲁迅的留日时期，这一形态可以用“个的思想”来命名，在《狂人日记》之后，“个的思想”则进一步发展成为“个的自觉”。
“个的思想”一方面表现为鲁迅本人的主体状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鲁迅对于
西方思想的理解。在伊藤虎丸，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同一的：鲁迅
的主体状态就表现在他对于外在思想的把握中，或者反过来说，鲁迅对于西方
思想的理解就体现了他的主体状态。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
《破恶声论》等早期论文中，鲁迅介绍了尼采、克尔凯郭尔、拜伦等人的思想，介绍了科学、进化论等欧洲学说，但是鲁迅并不是把尼采等人把握为个人主义
者或者主我主义者，也不是从“主义”或者“体系”的角度来理解进化论和科学。相反，他是从促使“主义”
和“体系”等等既成品所以产生的根柢处展开
自己的思考的。而这个根柢就是“精神”、就是“个性”、就是“神明”，就
是“白心”。这种从作为其创造源泉的精神的角度来把握思想的方式，同时也
就体现了最深刻的主体性。因为如果从思想的成果，即体系、机制、主义等等
角度来把握思想，等于是将自身交付给思想，是“被思想所有”，而不是生发
思想，是“奴隶”的作为，而不是自由主体的作为，是转向，而不是回心。在
伊藤虎丸看来，如此展开的思考，恰好就是对笛卡尔以降的欧洲现代思想之根
柢极为正统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代表了真正的现代。
具备了“个的思想”的鲁迅穿透种种“偏至”的主义把握住的人格类型，是密
集出现在早期论文中的“精神界之战士”、“大士哲人”、“一二士”，以及
作为这一谱系之顶点的“超人”。勿需辞费，在鲁迅的自我意识中，成为主体
也就意味着加入这一谱系，将自己变成超人。超人是作为主观内面之精神、作
为自我意志、作为自由精神的人，是具有堪称“无体系的体系、无构造的构造、无立场的立场”的“能动的虚无主义”的主体。在伊藤虎丸，超人、鲁迅、尼
采是同一的。对于这样的主体，面对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的时势，变革
的蓝图将是通过超人对于“心声”的介绍，来唤起民众的自觉。换言之，超人
是以类似《旧约》中的预言者的姿态君临于这个世界的，超人既预告了旧文明
的崩溃，又带来了以人格、精神、活力等等为内核的“新声”，超人类型的主
体和民众之间形成的是自上而下促使后者觉悟的模式。伊藤虎丸由此将这一模
式的表达也即鲁迅的早期论文称为“预言文学”。
“预言文学”是由“个的思想”支撑的，没有“个的思想”，便无法从根柢上
也因此是从整体上把握旧文明并预告新文明。但是“个的思想”也同样需要自
己的支撑物，这个支撑物便是该书的中心论题即“终末论”。虽然伊藤虎丸并
没有明确提示，但所谓“终末论”其实也就是“个”。“终末论”这个提法源
自于《旧约》，伊藤虎丸这样定义：“所谓终末论法则，首先是和把所有人都
同样吞入其中并且流淌下去的自然性时间相反，它就像人们所说的时间满了，
上帝之国近了一样，是一种与自然时间对峙起来的思考，当此时降临，它迫使
每个人都做出主体性决断。”通俗地说，终末论就是宿命论也即虚无主义的反动，是将个体以主体的态度、抵抗的姿态从全体、权威、自然、情绪等等当中
解放出来的思想。伊藤虎丸以鲁迅对于进化论的理解为例来展开。在伊藤虎丸
看来，同样是接受进化论，和严复们从“进化的伦理”的角度接受斯宾塞相反，留日时期的鲁迅是从“伦理的进化”的角度吸收了赫胥黎的思想。之所以会出
现这样的差别，是因为鲁迅并不是要在竞争的链条上取得“适者”的位置，而
是对竞争逻辑的根本拒绝，他将主体的力量从环境进化的公理中剥离出来，谋
求的是“人”的“从奴隶和野兽到人”的进化，是对竞争者本身的改造即伦理
的进化。作为竞争逻辑之内核的是对于支配地位的争夺，因此竞争意义上的进
化其实是最大的循环论，因为它永远都局限在支配与被支配这个模式内部，而
鲁迅却是要寻“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套用阿尔都塞的用语，鲁迅对于
斯宾塞式进化论的改造，不是简单的内部“颠倒”，而是“认识论的断裂”。
赎罪文学：个的自觉与《狂人日记》
在伊藤虎丸，写作“预言文学”的鲁迅，是一个受到尼采深刻影响因而“胸中
装着超人”，也即将自己比附于超人或者精神界之战士的主体形象。如上文所
阐明的，这表现在鲁迅以“个的思想”，从根柢上去把握异质的欧洲文明并希
图以此来唤醒民众的整个革命蓝图中。但在伊藤虎丸看来，这样的主体形象对
于终末论的运作逻辑来说，仍然是未完成的，仍然有待于继续深入，这一深入
的结果便是在《狂人日记》中第一次出现的“个的自觉”。
《狂人日记》是鲁迅沉默之后于1918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伊藤虎丸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狂人日记》读作鲁迅的思想自传，狂人
即鲁迅，认为其中包含着鲁迅的“价值逆转”，即从“个的思想”到“个的自觉”的转换。
“狂人”的视角之所以确立，是因为鲁迅在留日时期接受了赫胥黎式的进化论
以及作为“精神”存在的欧洲的文艺思想。透过这样的视角，鲁迅从古书的字
里行间读出了“吃人”的真相，也就是鲁迅将中国客体化为“吃人的世界”。
在这“吃人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
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伊藤虎丸说，“这眼睛所暗示的东西，与鲁迅
在留学时期的评论中所使用的奴性一词所表达的东西相同”，这是鲁迅“第一
次从精神（人）的视点出发，尝试把奴隶做形象化处理。虽有如此不同，但其
思想内容，却与十年前几乎并无差异。吃人的人和精神界之战士、反抗与行动
的诗人，可以说不过是负片和正片的关系”。换言之，在《狂人日记》的前半
部分，鲁迅用形象化即小说的方式从反面再现了自己在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思想。但若仅仅如此，鲁迅就只不过是在原地踏步。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狂人日记》之所以能成为鲁迅思想变化的一个标志，是因为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突破了
将自我和社会对立的模式：社会是需要改造的，但自我也并非处于社会之外。
因为他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社
会的黑暗并不仅仅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并不是和作为变革者的“我”截然对立。“我”内在于社会，因此和社会的罪恶形成同谋的关系。于是，写作也就
成了一个曝露自己的罪责，以期获得救赎的过程。在伊藤虎丸看来，从这里，
鲁迅开启了“赎罪文学”的创作。
没有铺展细致的历史的纹路，没有再现鲁迅所置身的由各种事件所编织成的脉络，伊藤虎丸仍然是将鲁迅思想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考察的对象，从思想的
内部，用“终末论”的逻辑构造来解释这一“逆转”。需要指出的是，采用源
出于《旧约》基督教的“终末论”这一术语来解释并不处于任何一种宗教体系
内部的鲁迅，在熟悉基督教教义的伊藤虎丸先生，是清晰而自然的，但对于一
般的阅读者，这一术语在效果上只能是隐喻式的。加上伊藤虎丸绵密细致之余
又略显夹缠的语言风格，要一下子就把握住行文的每个关节是不容易的。或许
可以这样来加以条理化：如上文所阐释的，终末论是将个体从全体和权威中解
脱出来，使个体成为真正的主体的一种思想构造。在留日时期，鲁迅形成了自
己终末论式的思想，形成从根柢上的对于人的把握。但是严格来说，这时的终
末论构造仍非彻底地“终末”，因为鲁迅得以从各种主义和体系中跳脱，是借
助了特定的外缘即异质的欧洲思想而完成的。要真正将终末论的构造贯彻下来，必须连这外缘也加以破却和否定。而在伊藤虎丸看来，能使鲁迅完成这样的破
却的唯一的来源，是对于“死”的体认。“死”意味着对一切挂碍和依靠的摒弃。
这里的“死”不是在线性的时间上发生的生物学意义的“死”，不是从生到死
的“死”，而是说这个世界在根柢上就是“死”的。因此生和死的关系，不是“死在生中被理解，而倒是生在死中被自觉”。换言之，主体意识的产生，觉
悟的产生，不是因为外缘的刺激，不是因为生命体的延续而慢慢积累、自然发
生的结果，而是在某一时刻因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已经死亡”从而
在几乎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觉醒的结果。因此，如果说在留日时期鲁迅的主体
意识是通过由异质的欧洲思想的刺激从而对自己的社会产生独特的变革意识这
一过程，即通过由外而内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那么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等等挫折
之后的鲁迅则是通过首先感受到了自己置身的社会的“死”，从而通过由内而
外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这里的“内”指的是自己身处的社会内部，
更严格地说，就是自己本身。所谓体认到这个世界在根柢上是死亡的，在更内
在的层面上也就是体认到自己在根柢上是死亡的。自己在根柢上是“死”的，
对于社会来说，是“罪”，体认到这里的“死”，是从“罪”中自觉，体认到“死”并试图补偿自己所犯下的“罪”，是“赎罪”。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的
鲁迅的主体意识，就不再是希图以超人的姿态“振臂一呼”来唤醒他人的“领
导者意识”和“独醒者意识”，而是责任者意识，是赎罪的意识，是和他人
“真正对等的个别性”。因此，《狂人日记》就不仅仅是狂人呼吁“你们立刻
改了”的宣言，更是狂人自觉到“我也吃了人”的记录。呼吁“你们立刻改了”的主体只是将自我“从既往安住的世界里拉将出来”，即第一次自觉。要打造
真正的终末意义上的主体，还必须将这个独醒的自我“从自身当中拉出来”，
产生第二次自觉，并重新投放到社会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藤虎丸将《狂
人日记》称为“狂人回归社会的记录”。而因为它破却了自我和现实社会之间
的二元性，所以也标志着一种具有静谧风格的“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
中国的文化革命：从鲁迅到
曾推重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伟大的
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认为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
方向。并说过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甚至去世前不久还在阅读鲁迅的杂文。这些说法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曾深刻地影响乃至制约着鲁迅研究的开展。但进入
八十年代以后，类似的评价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退了，它们被视为是政治利用，是陈腐的左倾教条。取而代之的是据说出自之口的“如果鲁迅活着，要么不写，要么投狱”的流言在媒体上风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受瞩目的两
个人物，鲁迅和到底是什么关系？《终末》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些理解
的方向。
在《终末》中，伊藤虎丸反复强调的是鲁迅从根柢上对于异质的欧洲文明的接
受方式。所谓根柢，指的是“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
柢在人。”这里的人，也就是精神、个性。从根柢上来把握，一方面指以自由
主体的姿态从作为其创造源泉的精神的角度对欧洲文明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
指如此接受欧洲文明同时也就是自由主体创生的过程。伊藤虎丸发现，在毛泽
东身上也存在着类似的对思想的接受方式。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在
帕力森的《伦理学教科书》上做的批语所显示的人间观，“其对个人、个性、
意志、抵抗的强调，其对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从自然当中得以独立，
变革自然的人格的强调，都与初期鲁迅所见人间观极其相近这一点，非常具有
暗示性。”正如鲁迅从“超科学之力”的角度来把握科学，从“伦理的进化”
的角度来把握进化，也是从精神和个性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也因此，当把思想当成既成品来把握的时候，“进化论、实用主义、马克
思主义或基督教等等的确都会成为互不相容的对立物”，然而，如果是从自由
主体的角度来看，“将其作为与儒教世界对立的另一种文明（精神）的物产来
看待的话，那么在它们之间，就会到同一的精神发展
及展开的关系。”在《实践论》等著作中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对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在革命中对于要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强调等等，无一不显示和鲁迅近似的一面。晚近以来的研究者
或将称做唯意志论者，或将和康德、王阳明联系在一起，其研究
结论容或可商，但在发现对于意志和精神的强调方面可以说都是有启发
意义的洞见。
从思想的接受方式来看鲁迅和还仅仅是局限在个体的角度，鲁迅和毛泽
东更深刻的关联体现在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
作用上面。这其中的核心是对于主体问题的思考。
而对鲁迅如何思考主体问题的呈现，也构成《终末》一书的主线。伊藤虎丸说
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塑造两种人物形象：“一种与他暴露中国社会病根的动机
有关，可以说是否定的人物形象塑造，另一种是积极的人物形象塑造而又与前
者结为一体难以分离，可以说是肩负中国之变革的肯定性人物形象。”这里尤
其具有启发性的不是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在塑造两种人物，而是他发现这两种人
物的不可或分。或者可以进一步说，将鲁迅笔下的人物分成两种，毋宁更是为
了理解上的方便。因为正如伊藤虎丸也指出的，即使像阿Q也并不只是否定性的，用木山英雄的话说，“他也是个积极的黑暗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在研
究界流行的“国民性批判”根本不足以概括哪怕是写作《呐喊》和《热风》时
期的鲁迅。这不仅因为此时的鲁迅早已跨过了将自我和社会对置的阶段并形成
了静谧的“现实主义”，更因为“国民性批判”这一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将鲁
迅凝固成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的角。而在我看来，至少对于“国民”，鲁迅更究心的不是批判，而是寻和确认。因为否定性人物和肯定性人
物是“结为一体难以分离”的。即使要谈批判，那也更是一种自我批判。鲁迅
这样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从“预言文学”到“赎罪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鲁迅对真正的国民，对能够
承担在寂寞又扰攘的中国进行变革重任的革命主体的寻和确认的过程。的确，从“预言文学”到“赎罪文学”到“现实主义”，表面上反映的都是“文学”，其实背后隐藏的是鲁迅对于政治、对于政治主体的思考。阅读鲁迅的文字尤其
是早期的文字可以发现，鲁迅极少在学科的意义上使用“文学”的概念。“文学”这个提法总是和“人”、和创作者联系在一起出现的。在鲁迅，创作的主
体也就是政治的主体。伊藤虎丸同时又将鲁迅对革命主体寻和确认的过程放
置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来看待。伊藤虎丸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个从根本
上变革自身的过程，即从作为客体的“天下之民”的思想，变革到“中国近代
史新的主角的思想，即在每个人都是具有思想的主体这一意义上的人民总体”。“现实主义”风格的确立，代表了鲁迅对作为知识阶级的自己的否定，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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