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院陶美重（1964—），男，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经济、教育风险；何雪茹（1995—）， 女，硕士在读，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风险。
跨境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风险浅析
陶美重，何雪茹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430070）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为跨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跨境教育为我国带来国际
上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但同时也潜藏着一些意识形态风险。本文首先介绍了教育风 险的概念，进而强调意识形态风险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跨境教育中更是如此，认识到跨境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风险有助于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跨境教育；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风险中图分类号：G7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12-0131-02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1］。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机遇与风险并存，防范和化解不同时期重大风险往往是政府施政的重大责任之一，其中不仅仅包括常见的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
防范意识形态风险也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内容，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系统性思想观念，往往代表了某一社会阶级或集团甚至国家机器的根本利益，并对这一社会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做出制约与指导。意识形态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受到国内市场化冲击与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与威胁。教育作为文化的载体，教育实践过程中往往也潜藏着意识形态风险。跨境教育作为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的产物，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更加不容忽视。 一、教育风险概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教育本身存在风险。尽管我们对教育风险认知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风险可言，只是人们很少去谈论教育风险，过多地强调教育积极的一面。而事实上，教育风险存在于教育的所有领域，包括教育自身和社会、政治因素，都可以影响教育活动的结果，甚至直接影响教育过程，造成教育活动内部各种不确定性事件，使得教育难度大大增加。倪娟认为，我国存在的教育风险可以按照风险承受主体的不同将其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国家社会层面、学校组织机构层面以及家庭个人层面［2］。邓育红将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风险概括为：
政策性风险、社会性风险、突发性风险、教学风险和管理风险等［3］。王成将高等教育风险分为：人力资源风险、教育质量风险、学生就业风险、学生安全风险、高校财务风险等［4］。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表明， 教育风险客观存在，并涉及诸多方面。如教育改革风险、学校经营风险、校园伤害风险、教育技术风险、教育投资风险等。教育的本质是教书育人，因此意识形态风险与教育过程是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
二、意识形态风险在教育中的体现
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经常与教育相互关联，
因为教育是意识形态形成的主要阵地。意识形态有三个要素：一是对过去现实的理解或对未来的想象；二是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包含着排斥另一种制度的价值观或道德规范；
三是意识形态包含了行动导向，作为使这些价值观存在的指导。在这三个要素的作用下，意识形态属于体内的统一者和外部体的区别者。因此，意识形态可以塑造一个体或国家，是政治的重要表现，关于教育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已有学者进行说明。Fou-cault 指出，每个教育系统都是一种借助知识来维持或修改话语权的政治手段［5］。这意味着，教育就是政治，它包含了意识形态元素，是权力和知识关系的结果，因此意识形态分析可以用来解构它。事实上，每一个教育系统都是利用隐藏的意识形态来再现文化。与教育活动有关的一切，
从规划到评价，都源于特定教育机构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例如，意识形态的概念可以描述为理解课程的核心要素，课程本身被概念化和神秘化。因此，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思想性。教学课程正是由一个服务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权力利益的代理人设计的，通过课程，他们把这种思想内化到学生身上，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将学生培养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尤其是语文、
历史、政治三门课程，一旦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审查上出现偏差，就会对学生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认知造成不良影响。
总第506期Vol.506大学(思政教研)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2021年3月Ma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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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师是教学的守门人，教师的公民意识和民族认同对课程和教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教师任职前都接受了严格的思想教育与考核，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教学过程中存在夹带个人错误思想的风险。教师的言行举止会给学生、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即便在课堂之外散播错误的言论和思想也需要给予严厉惩罚。早在2014年，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于琳琦就曾因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被免去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等一切职务。在2020年6月份，湖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梁艳萍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多次散播“涉日”“涉港”的错误论断，给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不仅严重违反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遵守的党纪，同时也违反了一名人民教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受到了停止教学、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
三、跨境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风险
在教育话语中，意识形态是教育的权力源泉。因此，与教育活动有关的一切，从规划到评价，都源于特定教育机构所信奉的意识形态，跨境教育往往伴随着教育机构的跨国流动，也就无法避免随之而来
的风险。意识形态的传播往往离不开教育活动的开展，教育消费行为给西方国家宣扬其思想观念创造了可乘之机。
跨境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风险，是指教育消费和教育机构的跨国流动中可能面临的，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渗透。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将国家的软实力与其在国内外宣扬政治思想的能力联系起来，他指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愿意追随那些文化、意识形态具备较强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安全在一定程度上说，其主要威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扩张策略［6］。通过对跨境教育的历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提供跨境交易的一方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向学生普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教育模式，甚至一些教育提供方一味按照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课程的讲授，包括教学材料、教学方法的选择等，完全不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人社会背景。例如，国际伊斯兰组织将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手段，将教育作为向所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模式。全球萨拉菲的意识形态也通过教育机构秘密地传播到穆斯林国家，这无疑是对全球民主的政治威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一些学生选择赴国外留学，这就意味着学生在接受他国先进理论知识的同时，还会受到国外文化、价值理念的冲击，这种文化冲击力给我国国内教师和学生的意识形态、文化理念造成严重影响。
意识形态不仅可以通过留学等线下教育形式进行传播，还可以通过线上远程教育的方式传播其他国家的思想和理
论，给我国学生的文化意识形态造成影响。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风险在跨境教育、远程教育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处在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其文化意识形态还不够成熟完善，如果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受到其他国家政治、思想观念的冲击，会严重影响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并且一些国家的教育内容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国外教学素材的使用和国外教师的聘请会在无形中加大其他国家思想的传播，影响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养成。不仅如此，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中，仍然存在一些外国教育者带有目的性和意识性地传播其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的现象，如果大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较差就会给西方个人主义等思想的传播渗透提供可乘之机，不利于大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四、结语
跨境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教育现象。在这个大潮中，如何认识并合理规避跨境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风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立足于当前教育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以及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规避教育以及跨境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从国家层面来讲，要深刻认识到跨境教育中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将防范他国意识形态侵扰提升到战略位置，与国家总体安全观相结合，在推进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同时，建立起科学、完善的法治体系，从而增强我国文化教育软实力；从学校层面来讲，各级各类学校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直接行为体，应高度关注对意识形态风险的认识与辨别，特别是要形成规避意识形态风险的工作思维；从学生层面来讲，既要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承认、尊重多元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存在，又要树立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
和国家观念，有效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8.
［2］倪娟.我国教育风险研究现状与展望［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8（04）：32-36.
［3］邓育红.基础教育风险的预测及化解［J］.江苏教育研究，2020（Z1）：12-15.
［4］王成，陈洪.我国高等教育风险管理的量化研究［J］.教育评论，2017（08）：23-27.
［5］Foucault，M..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New York：Routledge，1996.
［6］约瑟夫·奈，吴晓辉.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陈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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