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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态美学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之下，同现代化所造成的环境恶化、核威胁等人类生存状态的恶化以及现代深层生态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对新时代美学观念的转向、文学批评视角的丰富、生态文学的发展以及我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发扬具有重要作用。生态美学的继续发展还要解决学科自身的建设以及正确对待“世界的返魅”、对现代性与科技的态度、与实践美学的关系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生态批评；生态文学
一
生态美学已在我国应运而生，并正在成为学术热点。对于生态美学，目前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生态美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提出特殊的生态美范畴。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我个人赞成广义的生态美学，认为它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
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的非美的存在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学学科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并逐步渗透到其他各有关学科的情况之下逐步形成的。法国社会学家Ｊ—Ｍ·费里于1985年指出，“生态学以及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1]
正如费里所预见的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生态美学应用形态的生态批评在美国文学界悄然兴起。而正是在生态批评的发展中，生态美学理论也得以实践与发展。1994年前后，我国学者提出生态美学论题，并先后组织多次学术讨论。200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徐恒醇的《生态美学》和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标志着生态美学不仅引起学术界更加广泛的关注，而且开始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
生态美学同一切理论论题一样，其产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态美学恰恰就是
产生在后现代的经济与文化背景之下。目前，学术界在后现代问题上分歧颇多，一时难以统一，甚至连概念的内涵都难一致。我首先想讲明自己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基本看法。
我认为，所谓“后现代”是指“现代”之后，而不是现代的“后半期”。但现代与后现代两者又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在“现代”之后，现代与后现代特性共存。这种情况需要持续漫长的融合与过渡时期。而从“后现代”的内容来看又不仅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更是对新的经济与文化形态的建设与重构。实质上，“后现代”可以说是对“现代”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的重点恰恰就集中于人的生存状态之上。“现代性”的极度扩张导致人的生存状态不可遏止的恶化，甚至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而后现代则着重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改善人的生存状态。这已经成为关系到整个人类命运的时代课题。正是从扭转人类生存状态恶化并从根本上加以改善这一时代课题出发，生态美学不仅应运而生，而且走到学术与社会的前沿，显现其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正是从这样的立足点上，我们来思考生态美学的产生。
第一，现代化弊端的充分暴露及其对人的生存的巨大威胁，呼唤新的存在论美学出现。近200多年来，人类社会所进行的现代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物质丰富、科技进步、社会繁荣，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但由于现代化常常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伴随，因而可以说现代化的发展也就是剥削与侵略的加剧。而作为现代化支柱的市场经济与工业化本身又因其固有的缺陷，导致盲目追求经济效益与工具理性统治的严重问题。由此导致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出现尖锐的矛盾。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因掠夺与侵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不仅制造了核武器，而且使用了核武器。核武器的毁灭性的威力与后果给人类以巨大震动，使人类第一次意识到现代化过程中由经济利益的追逐与科技的发展所制造的核武器，原来足
以毁灭整个人类！而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与农业化肥以及农药的滥用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凸现了出来。臭氧层的破坏，沙尘暴的袭击，可用土壤与水资源的严重匮乏，污染所形成的癌病与艾滋病的蔓延……又使人类面临着另一个重大的生存危机。总之，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带来巨大灾难，而这些灾难又都归结到最根本的一点：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正如法国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的纲领》中所说，“简言之‘西方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引起的后果，或对于某些人而言，就是‘现代性’的后果”。总之，我们对现代化的冷静总结与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当前对于现代化的利弊应更侧重于充分认识其弊端，特别是其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克服。这方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观念上呼唤一种充分反映人类当前生存状况的新的存在论哲学与美学问世，作为指引人类前行的灯光。这就是现实对生态美学及其研究所提出的强烈要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考核查看后现代世界观的根据，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针”。[2]而新的存在论哲学与美学就是人与自然、社会后现代方式的理论表现，旨在克服现代性的种种弊端。
第二，后现代经济与文化形态的形成为生态美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谈到后现代，人们常常将其同对现代性的批判、否定、解构相联系，因而认为不可取。事实上，存在着解构与建构、否定与建
设两种不同的后现代思想体系。正如我国生态哲学家余谋昌所说，“后现代主义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内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它主要有两种派别，一是以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拉康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它把对现代性的批判定位于摧毁、解构和否定性的维度上，对现代世界观和启蒙认识论持彻底的取消和否定态度，故称
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二是以美国的大卫·格里芬、大卫·伯姆等人倡导的富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它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要解构现代性，而是要超越现代性，并试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来构建一种后现代世界观。”[3]
在这里，我们更赞成以美国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种理论主张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地继承，保留其优点，克服其弊端，并创造新的经济与文化形态，从而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家们把这种创造性的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4]而此前人类则经历了三个早期的文化—精神发展阶段：首先是具有撒满教(ｓｈａｍａｍｉｃ)宗教经验形式的原始部落时代；其次是产生了伟大的世界宗教的古典时代；再次是科学技术成了理性主义者的大众宗教的现代工业时代；直到现在，在现代的终结点上，我们才到了一种具体的生态精神的时代。这些理论家们在这里主要是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来划分时代。如果加上经济因素的话，我们可以将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划分这样四个阶段：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部落时代；处于早期文明的农耕时代；科技理性主导的现代工业时代；倡导生态精神的信息经济时代。由此可见，后现代社会作为对科技理性主导的
现代工业时代的超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与文化形态。在经济上以信息产业作为其标志，以知识集成作为其特，实际上是一种后工业经济，而在文化精神上则是对科技理性主导的一种超越、走向综合平衡和谐协调的生态精神时代。这就说明，后现代在精神与文化上的特就是对生态精神的倡导，这就为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创造了条件。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更谈不上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因此从经济的角度中国谈不上后现代。那么，生态美学为何在中国仍有其广泛的基础呢？我们认为，从单纯的经济形态看，中国的确谈不上后现代，但从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以及精神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有了浓厚的后现代思想文化。因此，我们将“后现代”主要定位于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超越。从这样的角度，中国同样存在市场拜物、工具理性盛行、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同样必要。这就是中国的后现代文化和生态美学产生的基础。正如格里芬在为《后现代精神》中文版所写序言中所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5]
第三，新时代生态学的发展为生态美学提供了理论的营养。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的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学概念尽管是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Ｅ·Ｈａｅｃｋｅｌ)最早提出，但生态学的成熟发展却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在后现代经济与文化语境中，环
境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理论论题十分尖锐的情况之下，才形成了现代生态学。正如格里芬所说：“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6]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大体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第一次环境革命中得到丰富充实，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二次环境革命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生态学同传统生态学相比，其重要特点在于超越了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而且形成自身具有普遍世界观价值的理论观点。这种理论观点就是整体性的理论观点，是对传统的笛卡尔—牛顿的二元论、机械论世界观的突破。余谋昌指出：“生态系统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客观性质。反映这种性质的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是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也是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是把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即生态学方法。”[7]这种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现代生态学又称作“深层生态学”，是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的，即指在生态问题上对“为什么”、“怎么
样”等问题进行“深层追问”。深层生态学坚决抵制“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不仅反对传统的二元论，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而且反对自然离开人就不具有价值的传统观点，主张自然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价值”，并反对盲目的经济效益论和科技决定论，力主生态效益和再生能源技术。虽然深层生态学尚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提出“关爱自然”的命题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对传统世界观根基的动摇，也是对新时代新型世界观的一种奠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深
层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恰恰代表了生态精神时代或后现代的基本观点，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观。当然，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这种“深层生态学”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当代波澜壮阔的环保运动，都无例外地围绕着人类的生存问题展开。首先是现代生态学中“人—自然—社会”的系统整体论就包含着可贵的人与自然、社会共生共存的生存论思想。而且，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发布《人类环境宣言》中从人权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人所应该享有的环境权问题。《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长期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此后，有关环保组织及理论家又进一步提出“可持续生存”以及与之有关的道德原则。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提出《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的战略》报告。报告制定了可持续生存的九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就是：“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这是新的世界道德原则——人类可持续生存的道德原则。上述这些都是现代生态学——深层生态学所提供的极为宝贵的理论资源，为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注入了许多新鲜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系统整体性的生态学方法。“人—自然—社会”和谐一致的整体性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力主一切自然现象都具有“内在价值”的价值观以及同环境相关的生态“生存论”原则等等。这一切都使生态美学具有了不同凡响的崭新面貌与内涵。
第四，美学学科的特性及其发展趋势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后
半期，除了有其客观的时代土壤之外，还同美学本身的特性及其在新时代的发展分不开。众所周知，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对美与美学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美”所特具的和谐性、亲和性与情感性却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美”所具有的这些特恰恰同现代生态学系统整体性的基本观点相吻合。这就为美学与生态学的结合，也就是为生态美学这一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所以许多生态学家在论述其生态理论时都情不自禁地运用美学的理论与方法。Ｊ—Ｍ·费里就曾指出，“未来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8]。在这里，费里将环境整体化十分自然地同美学相结合，并对美学在生态学中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美国另一位后现代理论家Ｃ·迪恩·弗罗伊登博格在谈到后现代农业的奋斗目标时就借用了美学领域中“完整、美丽、和谐”的理论观点。他说，“后现代农业按照有助于而且促进同它发展相互作用的自然体系的思路来设计和运转。它能使自然体系变得更完整、美丽、和谐”。[9]而著名生态学者、诺贝尔生存权利奖获得者何塞·卢岑贝格则将地球称作是“美丽迷人、生意盎然”的地母该亚。他说，这是一种“美学意义中令人惊叹不已的观察与体悟”。[10]当然，生态美学的产生还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西方20世纪以来的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始终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条发展线索。从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美学的兴起开始，连绵不断地出现了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等科学主义浪潮，侧重于对文学艺术内在的、形式的与审美特性的探讨。而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了文化的转向，表现出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性别、种族、新老殖民主义的浓厚兴趣。正如美国美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所说：“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
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11]美学在新时代的这种“文化转向”恰恰是后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这就使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必然地进入美学研究领域并成为其极其重要的课题，从而产生了生态美学。生态美学在中国的提出也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美学转向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和70、80年代曾两度有过“实践美学”的讨论热潮，但从90年代开始学术界有些人感到实践美学的局限，开始探讨“后实践美学”。而且，中国美学与文艺学从1978年以来又经历了“从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正试图突破偏重审美的“内部研究”进而探索历史、文化等外部视角。生态美学正是在这种由“实践美学”转向“后实践美学”以及由“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过程中诞生的。
二
生态美学的产生无论对生态学还是对美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生态学来说，生态美学的产生为其增添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宝贵价值的理论资源，使其更具人文精神。这一方面的论述不是本文的任务，不拟展开，这里只打算对生态美学的产生对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意义深入进行探讨。
第一，生态美学的产生进一步促进了新时代美学观念的转向，形成并丰富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生态美学的产生从美学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新时代美学观念的转向。可以这样说，从20世纪9
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讨论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仍处于胶着状态，难以突破。但是，生态美学的产生却是对这场讨论的突破。它作为一种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对于“实践美学”的超越和“后实践美学”的形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在西方美学史上，美学的“存在论转向”从康德即已开始。康德以前的西方美学大多囿于认识论范围，美与审美离不开“摹仿”、“对称”、“典型”等范畴。康德第一个将“本体论”引入美学，不仅探索此岸世界中的“真”，而且追求彼岸世界中的“善”。美成为沟通真与善、认识与存在、此岸与彼岸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最后使美成为“道德的象征”。[12]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美是一种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存在方式”。席勒力倡美育，用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劳动”，也是将“存在”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但在存在论美学的发展中，黑格尔却有很大倒退，将美看成是绝对理念自发展、自认识的一个阶段，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3]命题，仍是在总体上将美局限于认识论范围。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愈加尖锐，人的生存问题更加紧迫。尼采以其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酒神精神，强力冲击传统的机械论和虚伪的理性主义，将艺术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提出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14]的著名观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著名的存在主义理论家萨特针对人类愈加严重的存在危机，提出了一系列存在主义哲学与美学理论，包括“存在先于本质”、“人是绝对自由的”等著名观点。在美学领域，萨特则将艺术作为人的一种自由的存在方式，提出著名的艺术是“由一个自由来重新把握世界”[15]的观点。海德格尔则进一步从艺术与存在关系的角度探索美学问题，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提出“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16]的著名观点。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审美的生存”，表明了一代哲人对人类当下非
美的生存状态的忧虑，对未来审美的生存所寄予的无限期望。上述对西方存在论美学发展脉络的简要勾勒旨在说明，西方存在论美学始终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联的，是一个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现代课题。而且，存在论美学作为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美学的主要派别，始终绵延不断，发展充实。在20世纪前半期，只因受到科学主义美学思潮的冲击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经济与文化形态的产生，存在论美学就逐步成为西方当代美学的主流。生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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