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摘要：佛教进入中国后，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中国，禅始终是站在世俗权力之外的，因而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一个方面是体现在文人士大夫的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提升，这种变化，散落于他们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等各个角落。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开拓一条广阔而深远的道路。
引言
自汉武帝“废黜百家”以来，直到清末，中国的传统思想领域一直是儒家学说居于统治地位，美学观念起初也以此为基础。魏晋之际，由于天下大乱，导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各种学术思想开始自由传播，这个时候，佛教的东传带来了一股的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到南朝梁武帝时，一位名叫达摩的印度高僧在广州登岸，他带来了据说自迦叶开始的“以心换心，不立文字”的宗派，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初祖，这一宗派的发展，历经中华文明百余年的洗礼和交融，以后来成为六祖的慧能法师在传衣钵的法会上的一首偈言“菩提本非树，明镜不是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为标志，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禅宗的出现和兴盛，影响中国文化达千年之久，
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前期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自春秋战国以来，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儒道互补的社会意识形态。西汉之后，儒学依托行政举措而在社会广为布扬，中国美学与文化的品格则呈现为趋于神学化的儒学，后经过东汉王充的批判，廓除了两汉弥漫一时的神学化。到了魏晋时期，由于时局动荡，老庄玄学开始流行，人们认识世界与自我有了新的方法与观念，但是在解决精神信仰和审美需求方面，还是不能有很好的依托。这个时候，禅宗开始了逐步的发展。 二、禅宗的与儒家美学的融合
1、禅宗本意
禅，是佛教梵语“禅那”的略称，义译为静虑，取制心一处、思维观修之义。禅宗认为宇宙万物统摄于“真如”的本性中，“真如”为宇宙的心，其永恒绝对、无所不在又无所不有，是世界的本质和宇宙的本体。“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要人能通过“禅”去除心中杂念，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心灵境界，通过自性中无穷的佛性之悟，就会出现“顿悟”而有佛道，到达佛的绝对自由境界。禅宗强调信仰与生活的统一，要求尊重内心的平衡，寻求心理宁静与自我解脱。
2、禅宗兴起
禅宗的兴起，是恰好遇到了适合其发展的精神气候与社会心理结构，有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
唐王朝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整个社会充满了恢宏进取的气氛，文人士大夫们积极地建功立业，“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向往从军杀敌的壮烈生活，这时的佛教思想尚无很大的诱惑力。然而在安史之乱之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文人士大夫们在梦幻中从峰巅跌入了深渊，不再一味追求“兼济天下”，而是也开始考虑“独善其身”。于是，中唐以后知识分子的审美兴趣已经不同于盛唐，时代精神从人间进入了心境，从积极“入世”转向了追求尘世享乐的“出世”。这一切，正与同样尊重内心权威，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的禅宗相吻合，中唐以后，文人士大夫们对禅宗趋之若鹜，禅宗开始了它的兴起。
3、儒禅合流
唐代禅宗思想经历两晋以来的发展，将儒家的忠孝礼教和道家的无为逍遥等思想和修行方法完美结合为一体，建立起反映中国社会要求的清规戒律，儒家的传统思想与禅宗逐渐融合，出现了儒禅合一的趋势。这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上，可以说是一大转折。区别于中唐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的“儒道互补”结构，禅宗的影响逐渐取代老庄，形成了“儒禅互补”，在这个时候，文人士大夫们通过禅宗，开始真正的把“出世”与“入世”熔为一炉了。
四、禅宗兴起与中国文人心理性格的变化
1、儒家美学的审美特征
中唐以前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级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人生哲学，其基础立足于儒家思想，提倡士大夫积极入世，具有“天降大任于斯
人”的抱负和“舍我其谁”的豪气，追求自我道德完善，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吾日三省吾身”，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要求远避乱世，“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这方面与老庄恰好成为补充。老庄的道家提倡“出世”，追求“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逍遥游》）的独立人格理想。所谓儒道互补，即是指“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基人的孔子，将理性精神引导贯彻于日常现实生活，使情感的抒发满足于伦理的社会人生中。禅宗以前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其审美理想其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具有社会功利性，讲究“以善为美”，无不渗透儒家教义，这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甚至直到禅宗出现的盛唐、中唐时期依然如此，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歌创作原则，韩愈“文以载道”的作文目的，颜真卿书法作品中的那种“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内容，无不体现了这种美学规范和审美趣味。
2、儒禅合流对文人心理性格的影响
禅宗的兴起，打破了儒家美学的一统天下，把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带进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与人生哲学及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儒学的济世思想是一种道德完善与政治思想，但是它不能满足人们对精神世界的终极追问。南朝刘宋时文人谢灵运尝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明确提
出了传统的儒家学说无力回答人生的底蕴，即性灵真奥之疑惑，道家的学说只是营造幻想的“逍遥游”与“见素抱素”的清静境界，未能解答灵魂归宿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与世俗精神在魏晋年代显然已无法使人们的精神得以解脱，上升到新的心灵维度。
儒禅合流，对文人士大夫心理性格的影响无疑是增加了它的内倾彩，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了首位，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一变化，滥觞于盛唐，成形于中、晚唐，而大盛于两宋。禅宗强调“对境无心”，要求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又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寻求解脱的途径，“担水背柴，莫非妙道”（《黄蘖断际禅师语录》），把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成是“真如”佛性的外在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这种“真如”佛性存在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真如佛性，不是语言所能传达、概念所能表现的，只有神秘的直觉——禅，才能把握。
从人的觉醒来说，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正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对人生不朽的探讨。正是这种
精神的自觉，直接推动了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艺术追求的提升。
五、禅宗在中、晚唐时期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
1、禅宗在对中、晚唐美学重心演变中的作用
在中国美学史上，中、晚唐是一个由前期向后期演变的关键时期。禅宗的“顿悟”说在这一时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离相无念”的主张强调在世俗的感性之中向精神的理想境界超越，在艺术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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