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平汉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5年第7期
罗平汉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作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举措。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两次就文艺问题做出批示，由此引发了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
“大写十三年”与批“鬼戏”
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文艺问题给予了相当关注。1962年12月21日，他巡视华东各省以后，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听了这番话后，立即做出反应。他在1963年元旦上海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意思是指文艺作品要以新中国成立13年为核心 题材。他反复强调，这是依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的指示。
柯庆施解释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今后的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 同年2月召开的春节团拜会上，柯庆施又对上海文艺界人士说：因为没有人提倡写十三年，所以我来提倡；你们如果写了十三年的戏，我就来看，不演十三年的戏我就不看。
而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则仍然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
1963年2月8日，周恩来在出席首都文艺工作者元宵节联欢会讲话时说，文艺界各个方面如何去体现“双百”方针，为工农兵服务，到众中间去，加强同人民众的联系，这些仍是文艺界当前重要的课题。他还在肯定歌颂新人新事后，也举例讲了一些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4月1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和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联合报告会上说，创作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我们不要只局限于写十三年，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刻画出来，再加上新人新事多了，这样就丰富了。他还表示，对古典戏曲也要加以具体分析，才
子佳人的戏也不能一概不准演。如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都禁止，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又得反复。
3月8日，刘少奇在听取文化部负责人汇报时说，能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现实生活的戏。不适合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历史剧。让大家看看戏，好好休息，也是鼓舞社会主义劳动热情，也是为政治服务。
尽管如此，随着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为中心的阶级斗争逐渐展开，文艺界的形势也日渐紧张。
1963年3月，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批评说，近几年，“鬼戏”演出逐渐增加，一些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不论农村还是城市，一律停演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不久，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中被点名的《李慧娘》，是著名剧作家孟超的作品。
1958年，孟超应北方昆剧院之约，着手将传统戏剧《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1960年春夏之际，孟超完成了剧本的初稿，经过修改，在《剧本》第7、第8期上发表。1961年8月，《李慧娘》正
式在北京长安剧院公演。在剧本的改编和此剧的排练过程中，康生曾对此极为关心。孟超与康生同乡，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早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俩人又是同学。本来康生对戏剧还颇为爱好，他不但看过孟超剧本的原稿，提出过修改意见，而且在彩排时，也去看过，并提出过改进的意见。他还曾指示《李慧娘》中一定要出现鬼魂，否则他就不看。该剧公演时，康生亲往观看，剧终后还与孟超及全体演员合影，称戏演得好，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夸奖孟超“这一回做了一件好事”。好走极端的康生甚至还指令北方昆剧院今后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后来，在康生的推荐之下，周恩来和董必武还在钓鱼台观看了此剧。据说周恩来和董必武对《李慧娘》都有称赞。
《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称《李慧娘》是“一朵鲜艳的红梅”，“个性以辣，风格以情”。更有人作赋以赞：“孟老词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百花齐放，古干发新苑。”这些评论文章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繁星（廖沫沙）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有鬼无害论》。
这篇文章是廖沫沙应《北京晚报》记者之约而写的。记者约稿时说：“许多人看了都觉得戏编得好，只是把李慧娘写成鬼，舞台上出现鬼魂，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好。”针对观众的这种顾虑，廖沫沙决定从“鬼”字上做文章，于是他写道：“本来是人，死后成鬼的阴魂，当然更是阶级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它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廖沫沙的文章，并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自然界鬼神是否存在，而是肯定以鬼神的形象去体现反抗精神的这种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可是，没想到，只过了一年，孟超因编《李慧娘》惹祸，廖沫沙也因这篇《有鬼无害论》惹祸。真可谓有鬼虽无害，但“鬼”也害人。
《李慧娘》被当作坏戏的典型而点名，报刊立即出现了相关批判文章。
1963年5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后来被江青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这篇署名梁璧辉、长达2万字的文章说，孟超改编《红梅记》为《李慧娘》，不但没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相反却发展了糟粕。过了不久，那个自称没有鬼魂他不看戏的康生，也摇身一变，把《李慧娘》说成是“坏戏”的典型，号召对其进行批判。康生、江青还在行政上采取措施，强令孟超“停职反省”。
在《李慧娘》受到批判之际，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也脱不了干系，一并被批判。批判者指责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所以他能够很轻松地认为‘有鬼无害而且有益’了”。“繁星同志要拿《李慧娘》这样的鬼戏来鼓舞人们的斗志，就等于说‘喝几杯老酒可以提精神’一样人们越喝只能越糊涂。”之后，廖沫沙为此一再作检讨，但到了批判《海瑞罢官》之际，《有鬼无害论》又一再被翻出来批判，说他不仅是《海瑞罢官》和《李慧娘》“两株大毒草的吹捧者”，也是“著名毒草”《有鬼无害论》的作者，而且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一员主将”。
关于文艺的第一份批示
随着文艺界批判运动的展开，对文化工作特别是戏曲工作的不满情绪日渐表现出来，并且多次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字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
11月，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有了方向不等于执行了方向，有方向是一回事，执行方向又是一回事。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内部讲话，对文艺界产生的震动还不是特别大的话，这年12月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份批示，则震撼着整个文艺界。
1963年，上海开展了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宣部文艺处一位干部为此去上海了解情况，回来后写了一份题为《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刊登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这项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宣传员的作用，很受众欢迎。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12月12日，看罢这份材料后，提笔写下了如下批语：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并没有把这个批语批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而批给了彭真和刘仁。前者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党内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之一；后者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这一举动，显然不但要北京市立即如同上海那样行动起来，而且要求中央书记处要注重这个问题。
彭真接到的批示后，立即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传达。彭真在讲话中说：（一）文化艺术工作者大多数是参加民主革命，不可能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过，喜欢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二）破和立都要做，不破不能立，不立也不能破。要加强评论工作，树立好的批评作风，对作品要有具体分析。（三）关键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到众中去，不能蹲点的，也要下去走走，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他们，他们写什么不要硬规定，不要把什么都看成政治问题，即使是政治问题，也作认识问题处理。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和文艺界人士30余人举行座谈会，传达1963年12月12日的指示。
会议先由周扬汇报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工作的情况。周扬汇报说，十几年来，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少适合社会主义需要、适合人民需要的东西。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空前的，是过去历史上不能比的。出现了很多好作品，比如《红旗谱》《红岩》等。电影也有许多好的。主要问题是对社会主
义革命认识不足，对阶级斗争缺乏敏感。文艺批评不够，既有右的东西，也有粗暴批评。主要问题是“双百”（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二为”（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总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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