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平汉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5年第1期
罗平汉
1977年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恢复高考的一次重要会议。
自告奋勇分管科教工作
1977年3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率先提出让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有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出来工作。 再次复出对于来说，并非仅是官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此时他所考
虑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如何着手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进行拨乱反正。在即将复出之际，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将科教工作抓上去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来，谈了自己对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邓力谈话时，再次表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此时，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虽然有所起，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
响，社会主义建设于前进中徘徊。面对这种局面，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突破口，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中央全会一结束，他就对中共长沙工学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说：我主动提出协助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他还说：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10年啦。科技人员真正出成果是在30多岁到40多岁。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
过了几天，他又将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来，专门谈科研工作，并指出：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要从全国选拔人才，组织科研队伍。他还表示，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经费问题，都要逐步解决。
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表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
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
8月1日，再次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就需要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说，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座谈会上科学家的呼吁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
8月4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除了33位代表，还有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等人参加。
座谈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说：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他接着说：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他还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
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鼓励参加会议的人员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一次二次，八次十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复旦大学的苏步青首先作了发言，着重谈了科技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说，“四人帮”对大学的破坏极为严重。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在复旦大学胡作非为，说什么研究所是“派出所”，不让搞科研，把人统统“派出”去。复旦大学的数学研究所被他们搞垮了，设备调走，资料搞得残缺不全，几十名专业人员拆散了。我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18个人，有的调走，有的改行搞采购，只剩下两个人。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越来越好。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要把科技搞上去，我们充满着信心。但是，也要重视困难。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25—35岁的人，是空白。老的很老了。40—50的人还有一些，也不多了。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二三十岁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为了解决科研人员的来源，苏步青认为，只要选拔优秀的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养，有三四年工夫就上去了。
在苏步青发言时，其他人也纷纷插话，反映有不少科技人员学非所用，散在各处，应当采取措施，经过调查作必要的调整，做到人尽其才。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驷、武汉大学的查全性等提出，可以把1963、1964和1965年在高等院校学过几年基础课的人，挑选一部分政治思想好、年龄较轻、学习成绩较好的再加以培养。这比现在从头培养起要快得多，可以部分地改变最近这几年科研队伍缺少接班人的严重状况。
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紧接着谈了我国科研工作与美国的三大差距：一是科学实验的手段，美国是20世纪70年代水平，而中国的高等学校的实验手段，比较好的也只是60年代初的水平。二是专业科研队伍的数量和业务质量，两国相差较远。美国的重点大学以很大力量放在培养研究生上。中国的重点大学也应该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养研究生上去。三是美国科研工作中，基础理论和比较远期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所占比重比中国大。美国高等学校主要力量都放在这两项研究上。就全国来讲，这两项研究力量也占一半左右。因此，科学储备强，实际问题来了就解决得快。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力量。
唐教授在谈到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时，与会者也认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有机化学所的汪猷和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等认为，现在高等院校专业分的太细，再加什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生学的知识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研单位工作很困难。清华大学的何东昌说，“四人帮”疯狂破坏基础课教学。1972年还算是这些年来情况较好的一年，基础课主要是中学课程，全年只有一百多学时，也就是三四个星期学的大学课程；1974年，连中学的水平也达不到了，现在还有20%的人在学初等数学。工程物理系三年级学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学生连中学学的牛顿定律也不知道。
在座谈过程中，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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