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内容是相适应的。蒙味时代的血族婚，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家族和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家族，这是家族发展过程中之三大主要的形态。这三种家族形态之相续地继起，正是特征着历史上三大时代之不同的社会经济的内容。 商代的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制的家族。一夫一妻制的家族之发生，与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是相适应的。商代既有私有财产的发生，又有国家的出现，从历史发展的原理上说，在这一时代，必然要产生一夫一妻制的家族。因为家族是社会构成的细胞，断没有整个社会业已向前发展，而作为其细胞的家族，却仍然保持其固有之形态的。
一夫一妻制的家族，是在私有财产对原始的共有制之胜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最初之家族形态，其目的就在于生出无可争议的父系的子女，以为他们的父亲之私有财产之法定的继承人。它是私有财产制度在两性关系上之表现形态，正如国家是私有财产制度之政治的表现形态一样。所以只要私有制度一经成立，这个为私有制度服务的一夫一妻制家族，也就跟着完成了它的发育。它替私有财产准备好了无数私人的钱柜，以及因为看守这个钱柜而更被固定之妻，特别是为了承继这种私有财产而生育出的父系的子女。 为了防止家族对氏族的分解，氏族制度曾经尽了不少的努力，如外婚制的施行，都是为了要不使氏族分裂为许多家族。但是历史发展的法则，规定了私有制度对原始共有制度的胜利，因而也就命定了家族对氏族的分解之必然性。一夫一妻制家族，便是氏族社会之最终分解的结果。在商代，已经出现了国家，当然不是氏族社会，从这一点上看，当时的家族，也应该是一夫一妻制。
但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以及晚近出土之三“商句刀”的铭文中，却有类似“多父”、“多母”之记载，学者因有据此判定商代的家族形态，还是亚血族婚的。按亚血族婚，照莫尔根氏的划分，乃属于蒙膝中期与上期的一种家族形态。此种家族形态，一到历史进入野蛮下期，即转化为对偶婚家族了。商代社会经济，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其家族形态，决不致尚属于蒙昧中上期之亚血族婚，这是可以断言的。
虽然，历史是具体的，我们不能专凭理论以武断事实。但考之事实，商代尚有“多父”、“多母”的现象之说，亦不能成立。
考“多父”之说，大半以三“商句刀”的铭文为最有力之根据。三刀铭文不同，其一列铭祖名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一列铭父名日：
“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一列铭兄名日：“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此外，甲骨文中亦有“多父”及“三父”、“二父”之记载。如云：“贞帝（谛）多父。”又云：“庚午卜豐贞，告于三父。”除“多父”、“三父”之记载外，又有列举“三父”、“二父”之名的记载。如云：“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又云：“贞出于父庚，贞出于父辛。”
以上所录的史料，确系一种真实的史料，但此种史料所包含的内容，是否即能证明商代尚有多父的事实之存在呢？我以为我们恰恰是否定当时有多父之存在。因为在三“商句刀”的铭文中，其于祖，则有“大祖”与“祖”之分；其于父，则有“大父”、“仲父”、与“父”（卜辞中亦有“小父”之称）之分：其于兄，则有“大兄”与“兄”之分，在祖华、父辈和兄辈之中，而有“大”、“仲”之分，这决不是一种单纯的敬语，这种称呼之出现，正是表现实际所行的血族关系的亲硫及等级之概念的。这种概念，是用以为一个一定的家族形态之构成的基础的。换言之，即商代的人，已经能够区别出谁是自己直系的亲族，如“祖”若“父”；谁是自己的旁系的亲族如“大父”、“仲父”之类。而这在“多父”、“多母”的亚血族婚家族时代，要认识自己“真正的父”，并从而以这“真正的父”为基础去区别亲族之亲疏等级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亚血族婚家族中，母之诸夫皆为父，父之诸妻皆为母，在父之中，固无所谓“父”与“大父”及“仲父”之分。甚至在对偶婚的家族中，对于“父的概念”亦无此明了。因为在对偶婚家族中，虽然已经认定了母的主夫为主父，但母的“主夫”，不一定就是她的子或女之“真正的父亲”，在当时，母除“主夫”以外，尚有许多“庶夫”，因而当时的女子除“主父”以外，尚有许多“庶父”，而且有时他们“真正的父”，不是“主父”而是“庶父”。所以在这一时代，要把自己真正的父从其他许多父中区别出来，也是很困难。他们只好认定一个“名义上的父”，就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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