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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灿烂辉煌。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和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处，山西有157处，主要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 河文化为代表。根据地磁测定，西侯度遗址的地层年代距今约180万年，早于元谋猿人约10万年，由此证实，170万至180万年前，我国北方和南方已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 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 河文化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丁村遗址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较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也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丁村人是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是中国旧石器时期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距今约27500至30000年的朔州峙峪文化，
有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经在使用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
山西也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上千处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研究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
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了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了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三是出土了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突破了水源的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墓中出土了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象征着国家形态的礼乐制度和阶级差别，标志着当时的山西晋南地区正在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环节
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受封唐地。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从叔虞封唐到秦国统一天下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
一部分。晋献公时，晋国大规模地开拓疆土；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文公本人成为了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正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之一。山西还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则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现发掘的曲沃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晋侯墓地发掘出9组19座从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并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其中的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共性，也表现出了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战国初年，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秦汉以来的山西地区谱写了民族融合社会繁荣的光辉篇章
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
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上古时期，中原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北方各民族逐渐融合于华夏族，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后期，双方的界限几近消失。汉初以来，匈奴的势力向南延伸到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侵扰代郡、雁门、定襄、云中等地。汉武帝时，汉军开始与匈奴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以后则逐渐实行以和亲、通商为主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
两晋时期，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事实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山西地区的哲学、宗教、艺术大放异彩。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则是沙陀等少数民族以山西地区为根基的政权。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着民族大融炉的作用。
宋、金、元以来，民族融合使山西地区成为中国戏曲的故乡，也是古代中国优秀商人的渊薮。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出土的一批宋金砖墓中，有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证明山西地区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
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是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在明清时期的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并把商贸活动由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及今天的蒙古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的3.5万处文物古迹，国保单位119处，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山西地区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证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西周初年，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是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之下，晋国前期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国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执政的大宗，晋君的地位由“侯”变为“公”。这个转变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权力转移，而是晋国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晋国的全方位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此后，晋献公对外开拓疆土，对内剪灭旧公室残余，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从经济领域入手，改革分配体制，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三个新的诸侯国家。“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此三国率先改革，以魏国魏文侯时期的变革力度最大，成效最显。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之后，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由朝廷主持进行，但出自晋地的著名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延续了山西文化传统中的革新精神。
网络墓地 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用“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基础，为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打下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不到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时代，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国的社会变革。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韩、赵、魏这三个新兴的诸侯国家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三个诸侯国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一直是其核心。“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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