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作品
大规模定制自从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似乎与人性没有多大关系，作为经济学家，无一例外的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确定（准确）科学来研究，因为他门都一致认为，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对一人适用的理论必定适用于另一人。其次经济学的研究限于物质（商品）的研究，因为人的需要与供给都是基于物质的，物质是可以看见，感知与测量其价值的。在对人的研究与对物质流通的研究上，物质研究总占绝对优势；经济学究竟应当包括什么，研究什么，为谁服务等本质问题仍然存在分歧，为什么我们对经济学产生分歧，究竟是什么改变着并改变了我们的认识？未来的新经济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经济决策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在本篇文章中我将作一些探讨。
我个人认为经济学的所有这些疑问与分歧都是由人性决定的，所谓人性指人之本性，人在做决策时都会遵循某些固有原则，这些原则并不由决策主体有意控制，是一种本性的释放。本文将以确定性原理与确定性人假设为主要人性理论来探讨人性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确定性原理指：“人（决策主体）都是根据可感知与可接受的确定性程度来做决策的”。换句话说：人是不能准确的感知一切客观存在与现象，做决策时也在追求一种自我认知的可接受状态。确定性人假设与确定性原理在本文尾有其内容与证明，这里就不再论述。
经济学是人为科学：①如果没有人类就不存在经济学，如果人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与自然界交换也不存在经济学，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有分工协作，有分工协作才有交换，所以经济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②如果人们做决策没有相似性，那么经济学就不是科学，这就像自然科学的规律都有合理的内核一样，既然确定性原理存在，那么人人的经济决策都有其相似性，从而衍生出的经济现象就具有规律性，规律性就具备科学性，然而人的决策具有相似性并不能证明经济决策的内容也相似，所以决策内容是可以改变的，经济决策的规律也就会随时代而变。③经济学是为人服务的，不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为普通公民服务，都对应于组织及其个人。 经济学一般要解决下列几大问题：其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关系怎样界定？其二谁来生产，分配给谁，用什么标准来评价，积累什么，积累多少？其三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与目标？这一系列问题都围绕人性展开。
如果经济是数字经济的话，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就是好事，而事实上企业发现能生产多少，还是市场需要多少是一个不可协调的矛盾，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只在内部消耗这些产品，
那么意味着生产越多，企业的留存利润应当越少，现实中这正好相反。这种矛盾取决于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竞争，资产所有者之所以愿意投资，那是因为有更多的投资回报，例如以前的投资回报为8%，而追加投资利润率可以超过8%则会刺激投资；企业改革，成本计划能增加投资回报也会刺激投
资。劳动者的积极性取决于收入，收入增加会激发劳动者做更多的工作，似乎只要让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共同增加收益就能使产品数量增加，从这来看数量经济可以无限扩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任何一种产品都有市场极限，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使用无限量同一产品；况且生产关系很难协调，所以数量经济并不现实。
那么如果是质量经济呢？质量经济指追求经济上的多样化或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质量经济主要指产品种类的多样化，例如需求的多样化，同一需求用多种产品来满足的多样化。问题是资产所有者只以投资收益来考虑投资，不能增加投资回报率的投资行为都是无效的；对劳动者而言，收入提高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生产多种产品意味着投资成本的上升，在总收入无法增加的情况下，投资收益被降低，劳动者的收入自然不能提高，因而劳动者收入提高的那一部分无法被弥补。那么只存在一种可能，降低生产多样化带来的成本问题，那就是用科技创新来提高生产力。这又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创新；其二管理创新，如丰田生产方式，大规模定制技术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知识工作者的产生；一个新的阶层的诞生，他完全有别于劳动者（一般智力或体力劳动者）。作为资产所有者来说，这种投资有挑战，也有吸引力，因为收入往往超过预期，然而这种投资不可能大规模实行，不然整个社会充满投机行为，预期回报率也不利于会计预算。况且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当商品种类太多时，消费者用于分析与选择的时间成本与知识更多。复杂最终会使消费者无法承受，转而追求简单的消费理念，如品牌选择，娱乐性消费等。这就使创新的产品种类无法无限扩展。企业推广产品也并非
按科技上的先进程度，而是按照消费者的可接受性。其次消费者的收入是有限的，产品多样化促使企业定价脱离价值规律，通货膨胀始终客观存在，市场的波动也会抑制产品的多样化。其三时间，知识，信息的不足，产品被生产出来推广到市场上，消费者需要花时间去认知产品的性能，这部分时间受两方面限制，第一消费者是否愿意花时间去认识某一产品，这对他来说必须有价值；第二总体空闲时间的多少，认识产品在未来的购买中就是学习新知识，这需要消
费者有求知欲及多余时间，企业传递给消费者信息的全面，及时，真实。所以追求质量经济也不可能。
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人性究竟需要什么？因为如果大多数人（决策者）认为经济应该偏重数量少质量，那么GDP至关重要，如果大多数人（决策者）认为经济应当偏重质量少数量，那么产品的种类与质量会成为首要标准，GDP重要但并不绝对，这类经济对幸福指数与科技创新非常关注，通常情况在质量经济条件下，GDP并不低，相反生产力较高，只要社会需要某一产品，便能在短期快速扩大产能。其中生产资料归属权，生产关系，制度，管理，经济决策，生产，分配等都必须以人性理论为约束。因为如果这些方面不适应人性最终都会通过社会自然调整来实现。
资本自由化诞生于英国，最后写进宪法，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固定下来，这也成就了英国的崛起；美国在独立宣言中大势宣传“人人都有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并通过法律充分体现这一人性。直到
目前为止，世界各地任然有许多人为追求这种“理想生活”而移居美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通过一定制度解放人性，通过一定政策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但日本的改革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统治阶级只是想通过发展经济服务于对外军事扩张战略。
直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西方两大学派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国家是否要干预经济上。新古典经济学赞成经济自由化，该理论的人性假设认为“自由”最重要，生产资料私有化就不必说；人人平等，生产，分配，生产关系，积累等取决于“个人”，这里个人主要指资产所有者，他们认为劳动者只是生产中的要素，自由经济的不足是：资源所有者，包括生产资料，资本，原材料，劳动者相互竞争，谁都想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现实中投资等于折旧，生产等于消费必须平衡，自然的力量决定着资源的分配，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使人们忍无可忍，逼迫人们“造反”推翻自由经济（如资本主义初期的各国动乱）。事实上生产资料私有化导致了分配与生产的垄断，生产资料占有者毕竟是少数，他们并不会也不必将所有收入用来消费，这样促使生产资料投资的增加与生产资料过剩并存，而这种活动都使生产资料永远优于劳动者，又因为投资回报率的普遍下降，投资等于折旧，生产资料排斥人更加明显，所以自由经济不可取。
新凯恩斯经济学也赞成经济自由化，但同时也强调国家应当管理经济，他的理论比较“人性化”，他认为经济问题是消费与生产的协调问题，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是促进消费，然而他并没有
过多的讨论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因为消费不足是资本经济制度对个人消费心理的作用。人性问题首先要解决“生存”，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消费在任何时期都不足，无论他的心理活动过程怎样复杂，结果都一样。
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矛盾永远不可调和，对劳动者而言：在“生存”与“自由”的选择中，“生存”是第一关，解决了生存，人才会考虑自由，然而在这一选择中，劳动者是不可能超越的；因为“生存”是指劳动者必须出卖劳动力换回生活所需品，“自由”也仅仅是“隐私”；为什么资产所有者拥有资产而我没有呢？经济制度允许资产私有化，那么资产就可以继承，既然继承合法，不平等就由此产生，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资产所有者通过正当行为积累资产是他智慧的反映，那么“平等公平”在劳动者头脑里自然合理，而问题并不是这样，因为有继承存在，所以“自由”是在资本制度条件下的“劳动力”供给的“自由”，是带有强烈“隐私”的“自由”；“生存”只为“存在”，“平等”是在“非平等”制度下的平等。究竟“生存”，“自由”，“幸福”，“平等或公平”由谁来协调？这自然会落到共同认可上，共同认可必须赋予一个组织特殊的权利，即国家权力，国家权利由民众共同推举产生，服务于众，也至高无上；单个人由一定的信仰，价值观及需求与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集体，集体是个人与国家联接的纽带。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种社会的等级差异激励了另一无产者向资产者过度，也使得资本主义得以维持。
如果说经济首先是把产品生产出来，那么生产力就决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应当被分配；如果建立
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上，那么分配就是不均的，问题是产品分配及交换是用来解决产品消费的，从产品的价值特性来看，少数人并不具备消费多数产品的能力；从这看来，生产力必须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制度，不然生产力的进步就没有意义，而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分配制度等形成的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历史进程来看，这一点是成立的。然而这通常表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流血战争等冲突不可避免；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并非都要依赖于战争，所以从管理角度来看，这几种关系也就不同；从生产力来看是：生产多多益善，所以要充分适应生产力就应当“生产关系，分配制度紧跟生产力”，“上层建筑紧跟经济基础与生产力”。主动与被动可以由此看出。从人性角度来看又有所不同，虽然生产力是由需
要来决定，然而人的需要大多数情况下具有易变性，所以生产力并不有效，也不存在所谓的生产多少消费多少，而是消费多少生产多少，也并不是消费什么生产什么？因为有些产品在需要时并未生产出来，所以人性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崛起”，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性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产力任然重要；从这来看：生产力与人性决定生产关系及分配制度；所以有“生产关系，分配制度紧跟生产力与人性；上层建筑紧跟经济基础，生产力及人性。”
权力平衡在权力传输过程中的规律是：吸收权力者得到的权力与他传输出的权力成正比就为权力平衡，反之就不平衡。将上面的个人换成企业，国家，就代表了公司或国家的权力平衡；在这种平衡下，权力对人性来讲是平衡的，平等的。社会因而祥和，然而权力取决于主观意识（认识），当
个人或组织感觉到不平衡时，就会主动打破平衡。例如美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对日本而言，最高统治地位的是不存在的“天皇”，所以在日本社会内部结构中，上级的权力都绝对大，而在美国正好相反，但这都能维持平衡。社会总在向前发展，美国人不愿在日本制度下生活，日本人也不愿在美国制度下生存，这也支持了这一学说，这也证明了人性的本质是追求心理的“平衡”。这种平衡极不易衡量，如一个商人愿意听从当权者指挥是为了获得某种经营特权；艺术家在受到赞誉时不断创造着艺术作品。这种得到与贡献的本质不同使得社会整体不平衡；平衡的标准一般包括“公正，公平，公开，安心”。法律是维护平衡的最好工具。
“输入=输出”在经济学上是收入=支出，如果收入不等于支出怎么办呢？可用储蓄来缓和；权力呢？这就复杂了。如一个居家男人在工作上遇到很多麻烦，回家后看到儿子快乐的生活，温柔贤惠的妻子，他就会认为值得；如果他不这么认为就打破了平衡，这取决于个人价值观与信仰；比如有家男人的“顿悟”是自我享受，那么他会把工作中的“气”带回家，传递给家人，总之无论怎样，对那个男人来说得到与付出是对等的，即使近期不对等，远期也会实现。
人性受环境影响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人性一直都被压抑，因为在那个生产力极地的时代，人只能适应自然环境而生存，那个时候生产资料与工具非常缺乏“一头牛比人贵”；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由于制度上的“私有化”与“自由人”的产生，资本主义的拜金论，物欲论推进了人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特别是“私有化”与“自由人”完成了从人文观念，社会
风尚，习俗文化向制度化的完善。从历史过程来看，资本社会以前的社会自然环境对人类人性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大；而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环境对人性影响大。
现代文明更多的体现了人性的主导性，既然人性是主导社会向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那么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的推进总掌握在小国家手中”，如英国最先完成资本化进程，从而成为世界霸主。因为新思想，新技术，新工业总是最先在少部分人中流传开来，然后向全社会普及；现代美国之所以成为各领域的创新中心，取决于制度上与社会文化上的开放，这可以从美国的全称“美利坚合众国”来解释；实际上美国各州独立自主的分权制大到足可以激励各州的自有创新的积极性。
统治阶级对人性的影响最为显著。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开拓殖民地，中国可能还处在封建社会阶段；虽然从历史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数量居历史首位；从原则来讲战争在破坏一种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文明，事实上统治阶级并没有改变人性。因为“人心难测”，新统治阶级就自然而然照搬照抄了前朝的文明及其严厉的制度约束，以封建文化的传播禁锢“人性”的发展。
文化是人性在社会形态中的集中反映，文化一般由观念，精神，信仰，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构成；他是人，组织，国家对过去经历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如日本文化对“性”开放的深化，促进了日本性经济的高度发达；欧洲人对足球的偏爱与美国人对NBA的偏爱，促进了足球与NBA经济的繁荣。
人性对科学文化的促进是明显的，因为人性不解放，科学文化创新既不具备意识条件，也不具备环境条件。“敢想可干”才能推进科学文化向前发展。
人的意识形态可以改变经济规律，也可以重构“游戏规则”，抓住人本质的东西，也就抓住了经济规律；人性改变经济规律，经济规律约束人性，他们本质上是一对矛盾量。无论怎样都必定是先有人再有经济，经济现象与过程无论多么复杂，它都由原始的最简单的经济活动组成，适用于原始的经济活动规律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经济，所以从现代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提炼简单的规律有利于抓住本质问题。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值得我们强烈关注的是证券与金融业的发展，经济学家会发现，在几年前还被视为真理的理论，现在却不能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断学习的时代，由于人类社会进程的加快，学习效应的作用越加明显，由于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学习并运用最新的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从而改变了经济理论与方法对客观经济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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