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升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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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履泰带领西裕成颜料铺全⾯转型做银两汇兑⽣意。票号就此⾛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融机构。明朝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描述：“（平遥县）地瘠薄，⽓刚劲，⼈多耕织少”。然⽽，正因为“⼈多耕织少”，却意外地促成了平遥乃⾄整个⼭西的转型。
平遥⼈仅仅以颜料、⼲果、茶叶、丝绸等杂货便敢⾏⾛各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西⼝”。这让⼭西商贩遍布全国各地，⽽“晋商”的名头也由此⽽来。
到了明代，得益于朝廷实⾏的“开中制”与“开中折⾊”这⼀经济政策，晋商迅速崛起，成为明清商⼈中的重要势⼒。平遥也因此受益匪浅，历代统治者对这⼀地理位置颇为看重，常驻扎重兵于此。有兵就有需求，所以商业竟成了平遥的⽴⾝之本。
当市场在⽇益发展与扩⼤，平遥与外部的接触更为紧密，其所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甚⾄⾜及海内外。
这直接导致了以下两个⽅⾯的结果：⼀⽅⾯，长途贸易意味着它的贸易周期⽐较长，其利润回款的周期
也相应⽐较长，那么，⾯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另⼀⽅⾯，因在全国范围内进⾏⽣意买卖或者长途贩运，让异地结算成了市场主流。
但要命的是，清朝中后期，灾荒不断，连年歉收，社会变得极不，商贾镖银屡遭抢劫——如何让外地的银⼦能稳妥地落⼊⾃⼰的⼝袋，或者⾃⼰的银⼦能安全地抵达外地，显然成了⼀个很重要也很普遍的社会问题。
雷履泰开创票号
在被⼆少东李⼤全收归门下之后，雷履泰很快就在平遥西裕成颜料铺挑起了⼤梁，先后被委任为汉⼝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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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雷履泰半⾝像。
正是在京城⼀任上，他经常会遇到同乡他帮忙捎送银两。这些同乡把⾃⼰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想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现。不过他们也觉得，⽼是这样⿇烦⼈家也不成，得给⼈家点“服务费”。
这让雷履泰敏锐地感觉到，专营汇兑是⼀门⼤⽣意。⽽且，汇和兑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还可以拿存进来的资⾦去做放贷⽣意，⼜可以额外赚到⼀笔钱。
在和东家李⼤全协商之后，雷履泰决定利⽤西裕成分号分布⼴、有着⽐较完善的渠道资源的优势，带领西裕成全⾯转型做银两汇兑⽣意，并提出⽤⾃家的纸票作为汇兑凭证，纸票就叫银票，新号就叫票号。票号就此⾛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融机构。
票号的治理
票号在发展过程之中，也曾形成了⾃⼰独特的“企业⽂化”。
这⾥有顶⾝股的设置。所谓的顶⾝股，即⼈⼒股。它和银股⼀起，构成了票号的股份。“出资者为银股，出⼒者为⾝股。”它的设置，是票号笼络⼈才的⼀种⼿段。看上去，与近代西洋⼯业所推⾏的分润制度很是相似。
除了顶⾝股之外，票号还要设⽴故⾝股，也是指顶⾝股者去世之后，其⼦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这样规定是为了防⽌顶⾝股者在晚年即将卸任时“晚节不保”，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家有家法，号有号规。在号规上，票号⼀直做得很是严格。其有⼆⼗四字店训：⽴法定规，实⾏法制；严厉执法，严格守法；任⽤贤才，起⽤能⼈。不管⼤⼩员⼯，都不准带家眷出外；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 票号在⽤⼈上还呈现出⼀种“⽤乡不⽤亲”的模式，这对尤其注重亲情的⼭西⼈来说，能⽴这样的规矩，不得不让⼈佩服。
对内管控的同时，票号还有⼀个亮点，那就是对外防伪。谁能相信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具和通讯⼿段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发⽣过⼀张假汇票？这也是票号之所以能“⼀纸汇通天下”的最有⼒的保证。木酢液
⽇升昌（“西裕成”转型之后改名为“⽇升昌”）在平遥古城的旧址的西侧柜房墙上，有⼀些诗⽂。
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诗⽂中的句⼦分别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图⾃利，阴谋害他⼈，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赵⽒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以及“国宝流通”……
阴谋害他⼈，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赵⽒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以及“国宝流通”……
把这些不相关的句⼦放在⼀起，让⼈很摸不着头脑。但显然，票号并不是在做提醒或者⽆聊的说教，这些句⼦其实构成的是中国最早的银⾏密押制度，即⽤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
诗⽂的第⼀句，12个字，对应的是每年的12个⽉份。诗⽂的第⼆句，30个字，对应的是每个⽉的30天。诗⽂的第三句，10个字，对应的是银两的数⽬。诗⽂的最后⼀句，对应的是银两的数字单位“万千百两”。
对外⼈来说，这种密押⽆疑就是天书，如果看都看不懂，也就没法冒领。更重要的是，这些密押也不是⼀成不变，⽤过⼀段时间，再⾏变更，若有⼈想要破译或者伪造，更是难上加难。
除此之外，汇票的防伪措施还包括，隐含在汇票⾥的⽔印、印章，还有汇票书写的固定笔迹，层层构筑起了汇票的“防⽕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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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平遥雷履泰故居。
只是，管控和防伪做得再好，它们也只是技术⼿段，深⼊不了内⼼，但票号还有⼀种⽆形中的治理，那就是其多年遵循的诚信。
当年的晋商除了质朴、会经营之外，还是儒家所追求的“以义制利”的典型。《清朝续⽂献通考》卷⼗⼋称：“⼭右巨商，所⽴票号，法⾄精密，⼈尤敦朴，信⽤最著。”
⾃⽇升昌开始，就确⽴了⼀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条件兑换。
票号喜欢做⼀些达官贵⼈的⽣意。⼀⽅⾯，官员⾃⾝的积余应是不少。另⼀⽅⾯，官员的⼿中还掌握着权⼒，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中⽆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息或者低息的资⾦。
动物添加剂票号不仅巴结官府，⽽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这也是官府愿意和票号⼀起做“⽣意”的原因所在。这种意愿到第⼀次鸦⽚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各⾏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岸汇解战争赔款。距离近⼀点的没什么
困难，但远⼀点的⾏省，则变得有些头⼤。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职、重则杀头的危险。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
⽇升昌抓住了这⼀机遇，按期完成汇解任务，既为⾏省解决了“政治难题”，更让道光皇帝由衷赞赏：“好⼀个⽇升昌，还能汇通天下。”
⾦⼝⽟⾔下，“汇通天下”⾃此成了票号的⼝碑。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受战⽕的阻隔，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样遇到了很⼤的困难，这⼜进⼀步加深了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了很⼤的困难，这⼜进⼀步加深了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垄断性的“强强联⼿”，让票号⾃⾝利益也得到了很⼤程度上的保证。这也是票号在清末得到较快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庚⼦之年，⼋国联军打上京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西时先到太原，因经济困难，慈禧派⼭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员，请求借款。属于祁县乔家的⼤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
玻璃栈道施工乔家的另⼀家票号⼤德通票号为慈禧设置的临时⾏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喜。
但是在战乱时期，那些达官贵⼈们就纷纷挤兑。若是借了款，死的死，跑的跑，这让票号⼀⼤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
赔付西⽅列强需要钱，平息内部的战⽕也要钱，这让清政府在⼿头紧张之时，选择了向票号动⼑。⽐如说强迫它们⼤量捐款，⼝头说是⾃愿捐助，实则完全是强⾏索要。《清仁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晋商摊捐最繁多，统计每年捐银⼋万⼆千两。”
这些还是⼩问题，对票号来说，它最⼤的隐忧是⽪之不存⽑将焉附。在这⾥，⽪就是指它依附的权⼒，⽽⽑显然就是票号本⾝。当它所依赖的权⼒，先是被西⽅霸权侵蚀，既⽽被推翻，它的结局也显⽽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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