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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家之友》 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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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定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的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那么，这个大“卫星”是如何创造、升天的呢？
1957年11月，洪华新任县委书记。1958年在全县“”中， 他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并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的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实施方案。8月23日，行动开始。
可调步进衰减器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 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溶耙烂。8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在并蔸过程中，为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布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 钢管在线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谷子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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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霉素作用与用途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柳州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
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五里之长。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
放卫星后带来高征购的巨大灾难。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1
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众无粮可交，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对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在洪华亲自蹲点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逼得走投无路，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县里既将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讨饭。县委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己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
电子岗哨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很多农民。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并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摘自《当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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