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陶瓷，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瓷器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延续与更新的演进中，成为了民族的文化象征，体现出了灿烂的人文价值[1]。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瓷器远销海外。陶瓷从唐晚期开始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商品之一，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陶瓷文化与技术深受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制瓷技术通过朝鲜工匠及居住在日本长崎的中国人在日本传播，加上日本本土发现了制瓷的原料，才开始了瓷器的生产。1610年，佐贺县有田地区烧制出了日本最早的瓷器，而此时中国的瓷器至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已经拥有成熟的制瓷技术[2]。江西的景德镇窑、吉州窑，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漳州窑、德化窑、建阳窑等窑口烧制的瓷器深受日本人喜爱，对日本瓷器的生产造成强烈刺激，促使日本不断研究、仿烧中国陶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制瓷国，在17—18世纪的瓷器贸易中扮演着主角，但随着中国政权交替和清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等原因， 刚构
中
李沛时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桂林
541000）
从毗邻的伊万里港贩运出海的瓷器。陶瓷自
唐以后就是我国主要的出口物之一，17-18世纪，中国因政权交替和实行海禁政策等原因导
致瓷器外销数量锐减，难以满足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而此时日本制瓷业发展迅速，加入到
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就往来频繁，日本政府还鼓励
民众与中国通商。中日陶瓷贸易往来不仅是两国文明交流的证明，也是大航海时代经济、文
平板电脑支撑架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
交流；陶瓷；
贸易；
李沛时(1995.11)，女，瑶族，籍贯：广西蒙山，学历：研究生
在读，研究方向：陶瓷、钱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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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瓷器外销数量锐减，面对欧洲市场的巨大需求，17世纪的日本制瓷业发展迅速，加入到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
2伊万里瓷的起源和发展
说到伊万里瓷，不得不提一下日本瓷器的诞生。日本瓷器诞生于江户时代初期，1590年丰田秀吉统一了日本，经过多年战争纷扰重获安宁的武将们开始流行饮茶。而日本茶道的鼻祖千利休将中国茶道文
化民族化，并将茶道融入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千利休最推崇的就是高丽茶碗，因此丰臣秀吉也对高丽青瓷非常钟爱，进而引发了1592年出兵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并下令把朝鲜的陶工带回日本。这场战役日本称为“庆长·文禄之役”(因当时日本年号之故)，朝鲜称“壬辰卫国战争”(因1592年为壬辰年之故)，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因当时明朝年号之故)。这是日本首次发动的海外侵略战争，共有1000多名朝鲜工匠被抓回日本，在九州附近的窑厂烧制瓷器。当中有一名叫李参平（日本名为金ケ江三兵卫）的朝鲜陶工，最初在佐贺县炼坯烧瓷，但是当地的土质并不适合生产。他开始在全日本范围内寻瓷土，终于在有田的泉山发现了优良的白瓷矿，同时选定立地条件优良、拥有烧窑所需松木燃料的上白川天狗谷筑窑制瓷。李参平在有田窑场开窑烧瓷，以此处为中心，周边窑炉兴盛，制瓷业迅速发展起来。窑址调查发掘表明，草创期的伊万里系瓷器无论在成形或装烧技法等方面都曾受古唐津系炻器的影响。白瓷、青花白瓷、青花青瓷成品纹饰的表现具有日本李朝样式的特征。到17世纪20年代烧瓷技术渐趋完善，造型虽依然可见日本李朝的影响，但纹饰的表现已开始融入中国样式，此后才趋于成熟。
有田位于日本九州西北部，即古代的肥前国，现属佐贺县。有田烧是西松浦郡有田町为中心的诸窑的总称，又称有田系。有田烧的产品经北方12公里的伊万里港运往欧洲，且肥前一带窑业多在伊万里商人的控制之下，因此，有田烧生产的瓷器又称为古伊万里瓷。后来出于对窑业的重视，佐贺藩主锅岛胜茂（1580-1657）于1637年对有田窑业进行整顿，关闭落后窑厂。1648年，佐贺藩在有田设立“皿
山代官所”，管理窑业，不断扩大窑业规模，之后生产伊万里瓷涵盖的地区范围也扩大了，1637年日本行政当局对伊万里、有田地区的窑厂进行了整合，故将这一地区出产的瓷器统称为“伊万里瓷”。之后随着大量
中国明代瓷器尤其是景德镇青花瓷进入日本，日本工匠开始彻底学习中国的瓷器烧制技术，瓷艺突飞猛进，伊万里瓷逐渐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外销瓷器品种。物理除垢
3伊万里瓷贸易概况
有港口，必有商贸，而海洋商贸，则意味着通往广阔世界的巨大航线网络。清末，中国陶瓷在内用外销上走向衰落，深受中国陶瓷文化影响的日本陶瓷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赶超中国陶瓷，成功外销欧美及中国市场
[3]
。17-19
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改变，这些发展和变化从陶瓷的生产和外销中有
所折射。
明代前期，中日之间实行官方的勘合贸易，后因倭寇而中断。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日之间的海上私人贸易兴起，虽然明朝立国之初实行海禁政策，但犯禁出海的走私贸易仍多不胜数，在经历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之后，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统治者者终于同意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使明代后期海上私人贸易得以迅速发展，但为避免使乱的再度发生，对日本仍严禁贸易[4]。由于对日贸易路近利厚，走私盛行。明末清初人王胜时说到漳、泉人赴日贸易的情况:“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5]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海商是如何对付朝廷禁令的。而日本方面，江户幕府鼓励中日之间的通商贸易。欢迎中国船来航，发给朱印状，加以保护，因此中国商船赴长崎的逐年增多，一年可达数十只。日本《通航一览》记载:“庆长、
宽永之际，平户、长崎等地，唐船辐凑。”1639年日本实行锁国体制，禁止日本人出航，只允许中国船、荷兰船在长崎港进行贸易，使得中日民间贸易空前繁荣[6]
。
17世纪初期将中国陶瓷运销日本的除了有葡萄牙船、日本船、中国船之外，荷兰人亦于庆长十四年(1609年)在平户设置商馆之后不久的庆长十八年(1613年)加入中国陶瓷输日的贸易行列，获得可观的利润[7]。依据荷兰方面的文书记录，相对于宽永十五年(1638年)之前数年，几乎每年都有动辄以万计或十万计的陶瓷输入日本，宽永十五年后却只能见到少数零星陶瓷输日，而该情况也反映在由中国商人经手的输日陶瓷贸易活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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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换言之，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于17世纪中期已渐处于低迷的状态。由于明末政情动荡不安影响到中国南部景德镇等瓷窑产区，致使中国陶瓷无论在质或量上均难以满足广大的海外市场，而此时正是日本瓷器生产趋于成熟的时期，日本陶瓷遂乘虚成为中国陶瓷的替代品。日本瓷器的输出应可早至正保四年(1647年)由长崎经暹罗驶往柬埔寨的中国船载运的“粗制瓷器174包”。参照近年越南惠安(HoiAn)日本町或印尼万丹(Bantam)等地发现的日本伊万里瓷器中包括有1640年代作品一事看来[8]，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此时日本运销海外的瓷器数量不多，很可能只是作为弥补中国瓷器数量不足的代用品，并且是主要提供给巴达维亚城等东南亚地区使用的粗制杂器。不过日本于万治二年(1659年)输往阿拉伯半岛的瓷器已达3万余件，宣示了日本窑业已正式迈入外销时代。
在日本海沿岸的遗迹中出土了很多伊万里瓷，不仅是陆地遗迹，在海底和海岸的遗迹中也有发现。这些遗迹中发现的伊万里瓷有的是在运输途中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沉没了，有的则是使用后被丢弃。鹰岛海底遗址靠近伊万里港，被称为与元寇有关的遗址，紧挨着是池尻海底遗址、芦屋冲海底遗址以及冈垣浜海底遗址。然后是以石见银的装货港而闻名的冲泊、船仓岛附近、能登饭田海岸以及睦州湾的胁野泽附近，这些遗址都在沿着日本海的路线上。其中池尻海底遗址、芦屋冲海底遗址、冈垣浜海底遗
址、船仓岛附近的沉船遗址和陆奥湾胁野泽冲附近发现的伊万里瓷，可能是船只运输过程中发生某种海上事故而沉没的，这些都是海上运输往来的实
证。
清代中国政府延续了明代的海禁政策，虽然康熙二
十四年（1685年)开放了海禁，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的四个沿海口岸设立海关，进行海外贸易，但是到了乾
隆年间，在闭关锁国政策下，改为开放广州一口通商，海
禁实际上依然存在，这使得中国瓷器的海外出口大幅减
少。目前虽不易正确地估算出清廷为杜绝海上私贸易而
颁行海禁令，或企图孤立郑氏集团所采取的迁界令对中
国陶瓷输出造成的影响程度，但自1662年郑氏攻占台湾
之后，日本瓷器输出呈正增长。此外，相比于日本有田窑
户于宽永十八年(1641年)至庆安元年(1648年)八年间，
所上缴之反映生产量的杂税急速增长了35倍。荷兰方
面的文书则记载1644年中国“烧瓷匠人多有死者”。看
来，日本瓷器的海外贸易确与中国国内的情势有着互为
因果的关系，而以正保年间(1644-1647)为界，日本各遗
迹所出中国陶瓷数量锐减，出土的属于17世纪40年代
滚压刀具至50年代的日本国产伊万里瓷器则有明显增多的倾向,
ctp版材也说明了此时日本窑业已渐趋繁荣。
4结语
根据荷兰的文书记录，1638年以前，荷兰东印度公
司每年都将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输入日本，日本可谓欧
洲以外中国瓷器的第二大海外市场，因此，中国瓷器的
审美风格与烧制技术对创烧之初的日本瓷器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两国瓷器风格相互影
响。日本瓷器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17世纪烧制出
了伊万里瓷这一最有影响力外销瓷器。日本烧造伊万里
瓷器最初目的是为供贵族使用，之后畅销于欧洲市场，
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日本民
族对外虚心学习的态度。17世纪，明朝廷虽实行海禁政
策，但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也
趋向繁荣，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日本方面也鼓励中日之
间的通商贸易。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收复台
湾，国内局势终告，海禁政策逐步解除，恢复与周边
国家贸易往来。17-18世纪的中日陶瓷贸易反映的不仅
是中日瓷器之间的互相交流的证明，更是大航海时代两
国文明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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