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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流域是我国外销瓷的主产区之一。“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泉州窑、西村窑和潮州窑等是主要外销窑口。”[1]考古资料显示，韩江流域陶瓷外销始于唐代，上游梅县水车窑和下游的潮州窑是唐代的代表性窑口。[2]宋代著名的窑口是潮州窑。埃及福斯塔特（Fustat）遗址；巴基斯坦巴博（Bhamborra）港口遗址；阿曼索哈尔（Suhar）港口遗址；斯里兰卡阿努拉达（Allaiooidy）普拦古都佛教遗址；印度尼西亚勿里洞苏门答腊岛附近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菲律宾棉兰老岛（Mindanao）的港口遗址和武丹市安伴冈利伯塔（Ambangan Libertad）河口附近沉船，吕宋岛八打雁(Batargus)港口遗址，巴拉望岛(Palawan)附近沉船；泰国曼谷城市遗址，阁孔扣（KoKhoKhao）印度教神庙、土筑水库、港口遗址，林门波（Laem Pho）港口遗址，那空是贪玛咖（Nakhon Sritham Marat）城市遗址都出土过唐宋时期梅县窑和潮州窑产品。[3]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河三角洲的圣土邦及附近的桑吉布亚、桑吉加昂和尼亚大窑洞周围，发掘出很多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的青白瓷”。[4] “唐代广东烧制日用陶瓷，仍以青釉为主，窑址分布在佛山……潮州、惠阳、龙川、河源、海丰、梅县、五华……三十二个市县，发现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潮汕历史文化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5LW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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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八处。在潮州、新会、佛山、三水、增城、梅县清理了七座馒头窑”。[5]“现在的潮州市，在城外北郊窑上埠出土很多青釉瓷器，釉青中微微带黄，盘足平底凸心有釉，并且在盘的后面有四条压痕。双系有盖罐的嘴小而短，一切制作，完全是唐代作风。……在北郊还发现好些此种碎片，又发现宋代一种烧窑工具——压锤，上有皇祐二年（1050年）及治平丁未年（1067年）的年号，可见此处自唐代下来一直继续烧造的。南郊也有此种唐代青釉器的碎片”。[6]笔者家住古城北郊埔头美村，窑上埠就在村外，现在那里还保存有一座唐代馒头窑。梅县“水车区两座唐窑，从出土遗物看，瓷器造型简朴，一般不饰花纹，续承了广东早、中期瓷器纯朴的作风。……其中III 式碗除胎质较坚硬外，圆形、釉与潮州北郊窑上埠窑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其年代应为唐代晚期。”[7]
潮州笔架山窑就在潮州古城东门外，与古城隔韩江对望，窑区南北长4、5公里。明嘉靖《潮州府志》《山川志》(卷九《山川》下)载：长史庄典墓在韩山东白瓷窑山。《韩山志》：宋明人称韩山附近制陶地曰“白瓷窑”。潮州民间相传叫“百窑村”，言“有窑九十九条，窑长九丈五尺”。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广东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几次派员对笔架山窑址进行局部发掘，清理出十多座古窑，其中有一
残缺龙窑（缺炉门和火膛），长79.5米，宽3.2米。[8]据专家估算，这样的窑灶，每年烧四次的话，扣除残次品，可烧碗碟类成品超50万只。据此估算，即使一窑每年只烧四次，笔架山窑每年可出成品碗碟达几千万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人斐利（Malcom F.Ferly）曾专程来福建、广东调查古窑址，到过笔架山，称笔架山窑为其平生在中国所见之古代窑址中最大的。[9]在笔架山窑的遗物中，发现了宋代军持，这种长颈，圆腹的瓷瓶，东南亚各地土著居民用它来装水或在祭祀时用。笔架山窑遗物中，还有一些深目高鼻的洋人造像和短脚垂耳的哈叭狗瓷像，都是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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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形象，显然是专为外销制作的。日本九州北部福冈的博多港出土了很多潮州窑白瓷，“从博多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来看，11世纪后半至12世纪中期以白瓷为主，12世纪后半期以后以青瓷为主。因此我们称前者为‘白瓷时代’，后者为‘青瓷时代’。‘白瓷时代’的产品绝大多数为福建、广东的，其中广东产的几乎都是潮州窑白瓷。”[10]11世纪后半至12世纪中期正是笔架山窑的全盛期。在笔架山窑区，考古人员还收集到一些如沿口向上卷起，里浅刻一周象征性的菊瓣纹的折沿盘等具有典型元代风格的遗物。[11]窑区也有“明代作风的青釉器，是龙泉釉而实非龙泉，确是潮州所烧的物品。潮州距海极近，因而在宋明的时期，此种仿龙泉的青釉器也是对外输出的一种瓷器，可能与福建泉州所烧的是同一时期。”[12]显示笔架山窑烧造的时间一直在延续。另外，潮州州城的南郊、西郊，潮安县磷溪镇仙田村钵仔山、澄海隆都镇的前埔等地，都有宋代古瓷窑的遗址。这些遗址距离笔架山窑区远的几公里，近的只有三几里，在笔架山窑外销红红火火的情况下，这些窑口的生产肯定也是以外销为主。
位于韩江下游三角洲今澄海县莲下镇程洋岗，是宋代著名窑口程洋岗窑所在地。“港背有营盘山窑、莲花湖窑、窑西北面窑、缶灶山窑等十七个瓷窑，通称程洋岗窑，与潮州的北关窑、上埔窑以至百窑村，同为唐宋妹窑。”这里的“港”是指凤岭港，又名岐陇港、旗岭港。《潮州府志》载：“旗岭港，距城（作者按：古潮州府州城，今潮州古城）15里，南洋大洲港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往来客舟多泊于此。”凤岭古港是潮州唐末至宋代的外贸港口，出土过很多古船板、古船桅、、大型船锚等航海船舶部件，也出土过很多出口陶瓷器，唐代大酒瓮、唐代妇人环鬓插、手镯、宋代双鱼碟等，以及数量庞大的宋代瓷片和大量唐宋古钱币，显示凤岭古港是唐宋时期潮州的对外贸易港口，出口过大量的陶瓷产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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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军持及书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无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5]陶瓷收藏和研究专家韩槐准先生久居南洋，熟悉南洋各民族生活，他说婆罗洲居民热衷收藏陶瓮，在当地社会生活中，陶瓮被视为财产、地位的象征，其中的杜生族还有瓮崇拜。[16]韩江流域盛产陶缸、陶瓮，除了上游汀州地区，下游的潮州也有很多生产陶缸、陶瓮的村落。潮州人日常生活中有腌制的习惯，腌咸菜、腌贡菜、腌萝卜、腌橄榄、腌鱿鱼、腌各种水果（潮州叫凉果，有内销也有销东南亚和各地潮人市场），咸菜、萝卜等腌一次吃一整年，凉果腌后卖一整年，都用各种大陶缸。潮州风俗中有二次葬的习俗，就是下葬几年后把尸骨挖出来装在陶瓮中重新下葬，到东南亚的潮州华侨也把这些
生活习惯和风俗带到南洋，所以南洋潮人社会中陶部分窑具和制瓷工具，其中有些中间带孔的瓷质垫饼明显是用于垫烧外销瓷器的”。[19]至此，景德镇是克拉克瓷的产区之一无疑了。
景德镇瓷器宋代开始外销，明代发展到高潮。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景德镇瓷器主要通过泉州港外销。一九七九年泉州府后山遗址出土了很多瓷片，从数量看，泉州地区的青瓷、青白瓷排第一位，浙江的龙泉青瓷是第二位，景德镇的白瓷、青白瓷为第三位，江西的建阳窑和吉州窑黑瓷为第四位。这个遗址是宋元时期官府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废物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瓷片说明当时这里应该是泉州港货物的堆放点，大量景德镇的白瓷、青白瓷碎片存在可以证明泉州港是此期景德镇瓷外销的锚地。[20]明代初期的景德镇瓷器则大量出现在梅岭古商道沿线，其出海港口当是广州，说明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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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在明代早、中期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南洋的主要内陆通道。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江西省的广昌、南城、会昌、石城等地频繁出土万历年间生产的外销青花瓷盘，这些瓷盘的形制在国内从没见过，但与南洋岛、欧洲等地出土或馆藏的“克拉克瓷”一样，可见这些瓷器就是国内罕见的“克拉克瓷”。把各出土地点连接起来，专家们发现这批瓷器的源头是景德镇。其年代上限是万历初年，下限是晚明清初，而此期此类文物已基本在梅关古道消失，说明万历初年至清初，景德镇瓷外销的内陆运输通道和出海港又发生变化。那么是如何变呢？“从明万历初年至清代初年，景德镇外销瓷器的内陆运输线已由梅关古道转移到了赣东南古道。”[21]赣东南古道始于秦汉时期，以鄱阳湖为起点，溯抚河至广昌，融入赣东南和闽西之间的交通网络中。宋元时期，闽西至闽东、闽西至粤东的交通逐渐开发，这条古道又延伸到闽东和粤东。在广昌上岸后分成三路，“一路由广昌经石城步运至福建宁化，然后转小船沿清溪河运抵永安，再自永安步运到漳平，在漳平换大船顺九龙江运至漳州、厦门。另一路由广昌经石城驿前镇步运到小松，再由小松用小船运至大犹坪，在大犹坪上岸，步运至福建长汀。再自长汀以小船沿汀江运抵广东梅县之大埔镇，在大埔转换大船，顺韩江运抵潮州。第三路由广昌经头陂步运
至宁都县东山坝，再自东山坝以大小船顺梅江，入贡江，转湘江，溯水而至会昌筠门岭。在筠门岭上岸，步运至福建武平县属之下坝。从下坝用小船运抵广东镇平，在镇平转换大船顺韩江运至潮州。”[22]
以上三路中，长汀——韩江和梅江——韩江二段是潮盐和潮粮入汀、入梅的通道。汀州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获准改运潮盐，梅江流域的梅、循二州自古食用潮盐。汀、梅、循三州皆处在大山之中，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粮食产量很低，二宋交界此处迎来第二次大规模人口迁入，粮食开始出现短缺，需要从赣南和韩江三角洲籴入粮
食以补充不足。为了盐粮运输，地方政府多次组织整治汀江、梅江水道，到了明代初期，汀、梅二江的运输条件已经非常成熟。发源于福建省武平县洋石坝，自北往南注入韩江西源梅江的石窟河，原来河道布有阻流巨石，“舟楫不可渡也”，明万历间凿通之后，成为闽西南和赣南物资南下梅江的主要通道。史载石窟河“为江西雩都、兴国、会昌、宁都、瑞金，福建武平等埠运道”。[23]贡江——羊角水——石窟河——梅江——韩江成为赣南和赣东物资出海的捷径。
韩江自大埔县三河坝以下河段，江宽水深，通航条件非常好，乾隆之前大型航海海船舶可溯流直达三河坝装运货物。汀梅二江整治之后，长汀——韩江和梅江——韩江成为闽西、赣南物资南下的主要通道。石窟河的开通使上述第三条路成为赣南通往沿海三路中步运路程最短的线路。位于贡水上游的筠
门岭镇是这条路上的重要节点，赣东北和赣南地区的货物到这里上岸转步运至福建省的武平县下石窟河，明代以来这里逐渐形成著名商埠。1985年11月，筠门岭曾出土了54公斤窖藏铜钱，其中多数为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安南钱、日本钱，品种多达37种。[24]筠门岭属会昌县，有江西南大门之称，自古为江西通往闽粤的交通要道。这批铜钱的发现，反映此地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繁忙。
海外称为“汕头器”（Swatow ware）的外销瓷器，与其他外销器的区别主要在“沙足”。韩槐准先生在东南亚见过大量的明代“沙足”器，他认为是华南窑的。明清时期，潮州窑场地主要分布在今天梅州市的大埔县，潮州市的饶平县和潮安县，以及揭阳市的惠来县和揭西县，其中大埔县、饶平县、潮安县都处在韩江沿线。学者调查显示：“明清以来，在广东东部曾有许多烧造青花瓷器的窑场，主要生产碗、盘、碟等日用器皿，除供本地使用外，大都运销海外。至今粤东地区还大量流传着这种瓷器，遗留东南亚各地的更多。”[25]韩江上游和中游交界的饶平九村窑址的第二期和第三期
折叠收纳箱而非来自北边的梅岭古道。景德镇素胎的运输是赣东南古道——石窟河——梅江——韩江接海运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韩江水道是历史上著名的商路，其运输历史可上溯到汉代，外销输送历史始于唐代。中国陶瓷器外销有上千年的历史，江西、福建和广东都是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地。韩江流域处在闽、粤、赣三省交界，韩江水道正是粤东、闽西和赣东南地区物资进出最为便捷的通道。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证明，韩江商路是陶瓷外销的重要运输通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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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万里：《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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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炳炎：《潮瓷下南洋》，载《收藏》，2016年第9期。第80—89页。
[18]冯先铭：《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载《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第101—104页。
[19]曹建文：《寻觅已久的景德镇克拉克瓷窑址被发现》，载《中国文物报》，2002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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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薛翘、刘劲峰：《从赣南出土文物看明清之际景德镇瓷器外销路线的变迁》，载《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第8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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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薛翘、刘劲峰：《从赣南出土文物看明清之际景德镇瓷器外销路线的变迁》，载《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第80—83页。
[23][清]黄钊：《石窟一征》卷三《教养》[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四十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24]钟建华：《会昌发现窖藏的外国铜钱》，载《江西文物》，1989年第2期，第51-53+49页。
[25]何纪生、彭如策、邱立诚：《广东饶平九村青花瓷窑址调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56页。
[26][清]昌南蓝浦滨南氏：《景德镇陶录》，卷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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