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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6 感谢记忆
Loftus, E.F.(1975).Leading questions and the eyewitness report.Cognitive Psychology, 7, 560-572.
佩⾥·梅森（Perry Mason）：汉密尔顿，我相信我的当事⼈所说的，她根本没有到过犯罪现场，我认为她的话是真实的。
汉密尔顿·伯格（Hamilton Burger）：佩⾥，我们为什么不让陪审团来裁定呢？
佩⾥·梅森：因为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进⾏审判。你没有直接证据，你有的只是间接证据。
汉密尔顿·伯格：好吧，佩⾥，我想现在是告诉你⼀切的时候了。我们到了⽬睹整个案件的⼈，佩⾥，我们有⼀个⽬击证⼈！
随着象征疑窦丛⽣的背景⾳乐逐渐响起，对佩⾥·梅森——这位最成功的律师⽽⾔，这⼜是⼀个⾮常棘⼿的案⼦。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将最终获胜，但对地⽅检察官⽽⾔，⼀个⽬击证⼈的出现完全可以使⼀个本来证据不⾜的案件⼀下⼦变得⼏乎⽆懈可击。为什么在刑事案件中⽬击证⼈的证词能提供如此确凿的证据？原因在于律师、法官、陪审团和普通民众都相信，⼀个⼈对⼀件事的记忆⼀定反映着该事件的本来⾯貌。换⾔之，记忆被认为是和录影机或DVD功能相似的回放事件的过程。然⽽，研究记忆的⼼理学家现在却对这种看法和其他有关记忆可靠性的观念产⽣了怀疑。 华盛顿⼤学的伊丽莎⽩·罗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是记忆研究领域中的卓越研究者之⼀。她发现，当⼈们回忆⼀件事情时，并不是准确地再现它；相反，回忆是⼀种对实际发⽣事件的⼀种重构。罗夫
防雨罩特斯的研究证明，重构记忆就是⽤新信息和现有信息去填补在回忆某种经历时被遗忘的内容。她认为⼈的记忆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稳定，⽽是⼀段时间后就会被调整和改变。所以，如果你给别⼈讲述你五年前度假的事，你认为你是按照当时的情景来描述的，但事实可能并⾮如此。相反，你可能已经⽤了很多其他来源的信息重新建构了你的记忆，这些来源可以是你前⼏次对它的讲述、同⼀个或以后的假期中的其他经历，也可能是你去年看过的⼀部在你度假的地⽅拍摄的电影，等等。如果你和⼀个⼈在同时讲述你们共同的某种经历时，你经常会觉得奇怪，对同时经历的事件来说，你和另⼀个的叙述竟然会完全不同！
记忆的这些改变通常是⽆害的。然⽽，在司法程序中，当被告的命运可能由⽬击者的证词来决定的时候，记忆的重新构建就变得⾄关重要了。基于这个原因，罗夫特斯在记忆领域的很多研究都与法律上的⽬击者证词有关。在她的早期研究中，她发现，提问中措辞的细微差别都可能改变⼀个⼈对事件的记忆。例如，如果问⼀个交通事故的⽬击者：“你看到⼀个撞碎的车前灯了吗？”或“你看到那个撞碎的车前灯了吗？”尽管事件中根本就没有撞碎的车前灯，但在提问时使⽤“那个”⽐使⽤“⼀个”会产⽣更多的肯定反应。使⽤“那个”已经假定了事故中出现了撞碎的车前灯，这样就会使⽬击者在重构该事件时在原有的记忆中加⼊⼀个新的因素。 本节集中讨论的这篇⽂章是罗夫特斯最常被引⽤的⼏项研究之⼀，因为该论⽂分别报告了四项相关研究，⽽这四项研究把她的理论向前推进了⼀⼤步。她在这些研究中证明了，向⽬击证⼈提问时措辞的
变化会⼲扰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并影响他们对后⾯其他问题的回答。这项研究既影响了记忆理论，也影响了司法领域。 理论假设
该研究的焦点是探讨含有前提假定的问题对改变⼈们关于某个事件的记忆的作⽤。罗夫特斯把这种前提假定定义为：使问题很合理的、必须为真的⼀种条件。例如，假设你⽬击了⼀场交通事故，我问你：“有⼏个⼈坐在这辆超速⾏驶的车⾥？”这个问题的前提假定为汽车是超速⾏驶的。但是如果这辆车实际上并没有超速⾏驶，你⼜该如何回答呢？你可能给出任何答案，因为这不是⼀个关于汽车是否超速的问题。然⽽，罗夫特斯认为，提问时的这种措辞⽅式会使你在这个事件的记忆中增加汽车超速⾏驶的这个信息。因此，在回答随后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你就更有可能说这辆汽车是超速⾏驶的。罗夫特斯假设，如果对⽬击者提出的问题中包含了关于⽬击事件的错误前提假定，那么这个新的错误信息可能会混⼊⽬击者对这个事件的记忆并且出现在⽬击者随后的新证词中。
⽅法和结果
以下是对四项实验中的每项实验的⽅法和结果部分进⾏的总结。
实验1
夯实系数
在第⼀项实验中，150名学⽣分别以⼩组为单位观看了⼀个短⽚，短⽚的内容为⼀个司机闯过了停车路标，冲进迎⾯⽽来的车流，并引发了五辆汽车的追尾事件。事件只持续了4秒钟，⽽整个电影也不超过1分钟。电影结束后，要求被试做⼀份包含10个问题的问卷。对于其中的⼀半被试，问卷中的第⼀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轿车A（闯过停车路标的那辆车）闯过停车路标时，速度有多快？”⽽另⼀半被试的第⼀个问题是：“轿车A右转弯时的速度有多快？”接下来的⼀些问题对研究者⽽⾔都是⽆关紧要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最后⼀个问题。该问题对两组被试的提法完全相同，即“轿车A前⾯是否有停车路标？”
对在第⼀个问题中提到停车路标的那组被试，有40名（53%）说他们看到轿车A前有停车路标，但在“右转弯”组中，只有26名被试（35%）声称他们看到了停车路标。这种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
实验2
罗夫特斯的第⼆项研究是在她的系列研究中⾸个包含延迟记忆测试的研究，也是四项实验中唯⼀⼀项没有使⽤交通事故作为⽬击事件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主试给40名被试放⼀段3分钟的电影⽚段，⽚名为《学⽣⾰命⽇记》。这段电影⽚段说的是⼀个班级遭到了8名反战⽰威者的捣乱。被试看完电影后，要求他们回答问卷，该问卷含20道有关该电影⽚段的问题。其中⼀半被试的⼀个问题是：“进⼊教室的4名⽰威者的带头者是男性吗？”另⼀半被试的问题则是：“进⼊教室的12名⽰威者的带头者是男性吗？”向两组被试提问的其他问题完全相同。
在初测的⼀个星期之后，主试把两组被试请回并请他们回答有关这部电影的20道新问题（不再重看电影）。与研究结果相关的⼀个问题是：“你看见⼏名⽰威者⾛进了教室？”别忘了，两组被试看的是同⼀部电影，⽽且所有问题中除了作为参考的12名⽰威者与4名⽰威者的不同外，其余全部相同。
在问题中假定了12名⽰威者的那组被试平均报告的⼈数为8.85。在问题中假定了4名⽰威者的那组被试平均报告的⼈数为6.40，这也同样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个实验表明，平均来看，问题的措辞改变了被试对⽬击事件基本特征的记忆。mirna靶基因分析
实验3
研究者设计这个实验的⽬的是想知道，提问中的⼀些错误假定是否会使⽬击者在重建对某事件的记忆时把未曾出现在事件中的物体包括进来。被试（150名⼤学⽣）观看⼀段与⼀辆⽩⾊赛车有关的交通事故的短⽚，录像的内容围绕着这⼀事故展开，⽽后要求他们回答与录像有关的10个问题。⼀半被试的问卷中包含的⼀个问题是“⽩⾊赛车在乡间道路上⾏驶，它经过⾕仓时速度有多快？”对另⼀半被试则问道：“⽩⾊赛车在乡间道路上⾏驶时，速度有多快？”如同前⾯的研究⼀样，被试⼀个星期后返回并回答10道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新问题。其中，⽤来验证研究假设的问题是：“你是否看见了⼀个⾕仓？”
在前⼀轮问题中提到⾕仓的那组被试中，有13⼈（17.3%）对此问题回答“是”，⽽相⽐之下，没有提
抗菌防臭袜到⾕仓的那组被试中只有2⼈（2.7%）回答“是”。两组的差异⼜⼀次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平。
实验4
该论⽂的最后⼀项实验是为了实现两个⽬标⽽精⼼设计的：第⼀，罗夫特斯希望进⼀步证明在实验3中发现的记忆重构效应；第⼆，她想知道，仅仅提及某物，即使它不是错误前提假定的⼀部分，是否也⾜以使被试把它补充到记忆中去。例如，当影⽚中没有出现⾕仓，主试直接问：“你是否看到⼀个⾕仓？”你可能回答：“没有。”但如果主试⼀周以后再问你同样的问题，⾕仓就可能会潜⼊你对该事件的记忆⾥。这就是罗夫特斯要在她的第四项实验中验证的想法。
研究者将50名被试分为3组，让他们观看了⼀段三分钟的短⽚，电影是在⼀辆汽车内拍摄的，结尾是这辆车撞到了⼀位男⼠推着的婴⼉车上。然后向3组被试分发包含有关该短⽚内容的问题册⼦。这些⼩册⼦有如下不同：
D组：直接提问组。他们收到的⼩册⼦中包含了40道填充题和5道关键的直接提问的题，这5道题均包含了事件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如，“你是否在电影中看到⼀个⾕仓？”
F组：错误前提假定组。他们收到了同样的40道填充题和5道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包含了对不存在物体（与D组相同）的前提假定。如，“你是否看见有⼀辆旅游车停放在⾕仓前？”
C组：控制组。他们只需回答40道填充题。
⼀周后，所有被试返回并回答有关该短⽚的20个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5道与⼀周前的直接提问组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完全相同的。所以，D组对这5个问题回答了两遍。因变量（结果）是计算每组中报告⾃⼰记得在短⽚中出现了某事物⽽实际并不存在的⼈数百分⽐。
表4—2展⽰了三组被试的回答结果。请记住，短⽚中并没有校车、卡车、道路中央线、推着婴⼉车的⼥⼠以及⾕仓。把所有问题综合在⼀起，⼀周后对这5道题回答“是”的总百分⽐具体如下：错误前提假定组为29.2%，直接提问组为15.6%，控制组为8.4%。直接提问组与错误前提假定组在每⼀问题上的差异，以及所有问题的综合差异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4—2 经过直接提问和错误假设前提提问之后，被试对电影中并不存在的物体的回忆次数
讨论
在上述研究及其他研究的基础上，罗夫特斯主张⼀种有关记忆和回忆的准确理论必须包括重构过程，即新的信息被整合到⼈对某⼀事件的最初记忆中去。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回忆仅仅是⼼理上对⼀个事件的重放这⼀理论假设来解释，即使这种重放可以有不同的准确度。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图4—8对传统的回忆观点与罗夫特斯提出的新观点作了⽐较。新观点中增加了新信息整合到记忆中的过程，⽽
传统观点中并不包含这⼀点。进⽽，这种新信息会使你原先的记忆表征得以改变或重构。随后，如果问你⼀个有关这个事件的问题，你回忆的将不再是原先实际发⽣过的事件，⽽是你对它的重构。罗夫特斯认为，重构过程正是⾕仓、校车、推着婴⼉车的⼥⼠和道路中央线这些在短⽚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会⿁使神差地出现在被试记忆中的原因。在提问中错误的前提假定为⼈们提供的新信息被⽆意识地整合进了最初的记忆中。
图4—8 回答问题时对事件的回忆
把该理论应⽤到刑事调查中的⽬击者证词上时，罗夫特斯指出，在刑事调查中⽬击证⼈通常要多次回答问题。他们可能在犯罪现场接受警察的提问、接受负责处理该案的检察官的询问，⽽且出庭作证时将再次被询问。在上述不同时间段的提问过程中，很有可能会产⽣错误的前提假定，⽽且会以许多种⽅式出现，尽管这可能并⾮是有意的。研究表明，⼀些常见的、听起来没有问题的提问，如“那家伙的是什么样的？”或“逃逸的汽车停在哪⼉？”等，⽆论或逃逸的汽车是否真正存在，这样的提问都会提⾼⽬击者记住它们的概率（Smith & Ellsworth，1987）。所以，虽然⽬击证⼈、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都认为，⽬击证⼈是在再现他们的所见所闻，但罗夫特斯认为，⽬击证⼈记住的是“建⽴在改变了的记忆表征基础上的再⽣表象”（P.571）。
近期应⽤
罗夫特斯在⽬击证⼈证词⽅⾯所做的⼀系列令⼈印象深刻的研究对相关研究产⽣了巨⼤影响，以下⼏项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中⼀项研究引⽤了罗夫特斯这篇1975年发表的论⽂，该研究考察了律师的复杂提问⽅式如何对⽬击证⼈证词的准确性和⽬击证⼈的信⼼产⽣负⾯影响（Kebbell & Giles，2000）。所有被试观看同⼀段录像，⼀周后主试对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进⾏提问。对⼀半被试提问时使⽤的是含糊不清的语⾔（律师们常会说：“这……并不真实，对吗？”），⽽对另⼀半被试提问时，则使⽤相同问题的简练表达⽅式。结果很清楚：回答含糊不清的问题的被试与回答直截了当的问题的被试相⽐，他们所报告的证词不太准确，⽽且对答案也缺乏信⼼。其他研究证实了当有多个嫌疑犯同时出现在⽬击证⼈前时（这在执法过程中是⾮常常见的），⽬击证⼈辨认嫌疑犯的准确度显著下降，因为他们将这些新⾯孔纳⼊到了对原始案件的重构过程（Pezdek & Blandon-Gitlin，2005）。
ca3660另⼀项有趣的研究将罗夫特斯的成果应⽤到“幻想记忆”（fantastic memories）中，即相对于现实情况来说，更像是幻想出来的记忆，如被外星⼈、灵魂出窍经历、超感觉（ESP）事件、遭遇⿁魂，等等（French，2003）。很明显，如果有关这些记忆的报告是准确的，则将会为这些“异常”事件的发⽣提供证据。然⽽，研究结果反复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事件从未得到科学证实。那么，如何对这些记忆作出解释呢？答案可能就是我们本章所讨论的⼈类记忆的易误性和不可靠性，⽽且还可能是我们⼤脑有能⼒创造出对实际上从未发⽣过的事件的记忆。正如弗兰奇（French）指出“⼤量的⼼理变量被证明与错误记忆的易感性有关（例如催眠易感性、分裂倾向），同时也和报告异常体验有
关”（French，P.153）。太阳能灯笼
伊丽莎⽩·罗夫特斯除了研究⽬击者证词领域之外，她现在还是研究被压抑的童年期记忆的代表⼈物，⽽这⼀问题则引起了颇多争议。其中争论的⼀⽅声称⾃⼰在过去的⽣活中曾经被虐待，且通常是待，但他们只是在最近的⼼理师的帮助下，才记起了⾃⼰的受虐经历，因为这些创伤性记忆已经被压抑到他们的潜意识中去了。另⼀⽅⾯的争论是关于那些被谴责为施虐者的⼈，他们坚决否认，并认为这些记忆既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通过过程灌输给他们的（参见Garry & Loftus，1994，对该争论的回顾）。这正好属于罗夫特斯记忆研究的范畴。
罗夫特斯在其著作《被压抑的记忆之谜：错误记忆和对待的辩解》（Loftus & Ketcham，1994）中总结了她在该领域的研究结果，并把它们综合成了⼀个连贯的论证观点。从本质上说，罗夫特斯主张根本不存在被压抑的记忆，⽽且她在很多研究中似乎已经证明了这⼀点。事实上，她是质疑潜意识的整个概念及其真实存在的最前沿的⼼理学家。罗夫特斯观点中的⼀个主要特征是，实验证据反复证明了创伤性记忆往往是我们记得最清楚的部分。然⽽，临床⼼理医⽣却报告说，这些被压抑的待记忆是在特定的深⼊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即从⽆意识状态进⼊意识状态。如何把这两个看似对⽴的观点统⼀起来呢？罗夫特斯提出三种可能的记忆歪曲过程⽤来解释被临床⼼理医⽣称为“压抑”的现象
（Loftus，Joslyn，& Polage，1998）。⾸先，当事⼈也许早已忘记了早期的待，⽽不是压抑了它们。她引⽤的研究证据是，如果⼉童根本不理解虐待事件中性的本质时，那么虐待事件往往很难被⼉童记住。其次，⼈们可能在中说他们已经忘记了某⼀创伤性事件，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忘记。不愿想起某件事并不等于忘记了此事。最后，罗夫特斯坚决主张，“某些⼈可能相信某种特定的创伤性事件的确发⽣过⽽且被压抑了，但实际上，这件事最初并没有发⽣过。只是在某种情况下，这些歪曲了的记忆结合在⼀起导致了‘压抑’的出现”（P.781）。
不难想象，罗夫特斯关于被压抑的和被恢复的记忆的见解并⾮没有招致批评（参见Spitzer & Avis，2006；Steinberg，2000）。毕竟，她对压抑⼒量的否认直接否定了弗洛伊德提出的⼼理学和⼼理的观点。另外，很多⼼理师和病⼈从个⼈⾓度出发，都相信与受虐待有关的记忆可被压抑很多年，⽽后得以恢复。然⽽，仔细阅读罗夫特斯全⾯⽽细致的科学研究著作应该会使每个⼈都对这⼀观念提出质疑。
结论
伊丽莎⽩·罗夫特斯被公认为记忆重构及⽬击者证词研究领域的卓越先导。她在这⽅⾯的研究还在继续进⾏。多年来，她的研究结果成功地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并且得到了该领域其他研究者的⽀持。
在当今的⼼理学和法学专业领域内，⼈们普遍相信在⽬击者的证词中会掺杂很多来⾃不同渠道的错误
信息，例如混⼊⼀些该事件发⽣后的信息。正是由于罗夫特斯和其他研究者的⼀系列研究，⽬击者的证词在审判中的作⽤和可靠性才受到了严重质疑。罗夫特斯本⼈就是最为⼈们器重的作证专家之⼀（通常是为被告作辩护）。她的职责是⽤事实来提醒陪审团成员，在评估⽬击者的证词时必须保持谨慎。
正像罗夫特斯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写到的：“我研究记忆，同时我是⼀个怀疑论者。”（Loftus & Ketcham，1994，P.7）或许，我们都应该如此。
French, C.(2003).Fantastic memories: “The relevance of research into eyewitness testimony and false memories for reports of anomalous experiences.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10，153-174.
Garry, M., & Loftus, E.(1994).Repressed memories of childhood trauma: Could some of them be suggested? USA Today magazine，122, 82-85.
Kebbell, M., & Giles, C.(2000).Some experimental influences of lawyers’ complicated questions on eyewitness confidence and accuracy.Journal of Psychology，134(2)，129-139.
Loftus, E., Joslyn, S., & Polage, D.(1998).Repression: A mistaken im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10(4), 781-792.
Loftus, E., & Ketcham, K.(1994).The myth of repressed memories: False accusations and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Pezdek, K., & Blandon-Gitlin, I.(2005).When is an intervening line-up most likely to affect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10(2), 247-263.
Smith, V., & Ellsworth, P.(1987).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yewitness accuracy: Leading questions and commun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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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tzer, B., & Avis, J.M.(2006).Recounting graphic sexual abuse memories in therapy: The impact on women’s healing.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1(3)，173-184.
Steinberg, M.(2000).The stranger in the mirror.Psychology Today,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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