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第一节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
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青铜器以其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弥漫着远古的气息,给人以深沉凝重的历史感。而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这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铜时代的遗物,主要是指青铜器,此外还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个方面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遗迹,包括房屋、村落、城址及墓葬等等。除物质文化以外,也包括当时人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和艺术等。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第二节中国青铜文化的特点
世界各国及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仅不尽相同,而且各地的冶炼铸造技术水平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很先进,有的很落后。曾是世界文明最早发祥地的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最早使用青铜器,距今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次是欧洲地区,公元前10
世纪前后,欧洲人已用失蜡法铸造铜器。再次是与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年代相仿的、约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代印度。在印度河流域,青铜铸造技术显示出了高超的技艺,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非洲地区稍晚,比中国晚了 1000多年。埃及在公元前1567—1085年之间已发明了较为先进的冶炼设备——脚踏风箱。美洲的青铜史大约是公元以后的事了,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所以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早的,而且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相比,中国的青铜文化还有其他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
在我国出土的青铜中有大宗的礼器,这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我国青铜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奴隶制社会中,青铜礼器被统治者用来祭天祀祖、歌功颂德、宴飨宾客,同时它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陪葬品等。可见,青铜礼器在我国早已被权力化、制度化、神秘化了,它早已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
在中国历史上,“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独特的领导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彻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在中国,把奴隶主贵族制度以物质化形式来体现的青铜礼器,鲜明地以器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区分不同的地位、身份和价值,如天子九鼎之类。“九鼎”就是指青铜礼器在使用与陪葬时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商代盛行以一觚和一爵配对组合。奴隶主贵族墓葬中发掘出的“觚与爵”组合的,套数越多就代表身份越高。西周盛行鼎和簋的组合,尤其盛行“列鼎”制度。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卿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由高到低,由多到少,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青铜器组合形式体现了一定的等级功能,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青铜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大量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设备集电环
这就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世界各地的古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印度河流域等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曾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与中国有大批铸刻铭文的青铜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众所周知,商周时代距今已很遥远,由于历史的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等几部。就是这仅有的一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也早已不再是原有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书籍资料对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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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一个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事情。而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它们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真实的面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录先秦有铭青铜器近12000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是目前收录古今中外金文资料较为详备的著作。据1985年版《金文编》统计:先秦的金文单字3772 个,已识字2420个,未识字1352个。
第三节中国青铜文化的分期
一般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萌芽期、鼎盛期和转变期。萌芽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有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为 1600余年;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而演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萌芽期
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史前时期,这个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期。传说自黄帝以来,相继有颛顼、帝喾、尧、舜等人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后人盛赞的五个圣主,即五帝。据现在的研究,五帝时代就是中国古史上的英雄时代,诸如黄帝、炎帝和蚩尤等,其实并非实指具体的个人,而是当时一些族或族团的名称,有关文献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族团及其互动关系。其中黄帝、炎帝属于华夏族团,蚩尤则是东夷族团的代表。
据古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几十处遗址里,考古人员都发现并挖掘出了青铜器制品。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萌芽期的铜器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红铜与青铜并存。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了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在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煅烧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都比较先进。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了两件带孔红铜牌饰;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了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了黄铜残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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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占多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类别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或黄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仿金属柳钉。如果可以认定这时的铜容器与夏商铜及爵、导针容器功能一样的话,那么当时的青铜器已经正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第三,青铜器还没有等级之分。这时期的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可见当时普通居民也用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几何纹饰,绝无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延续时间约1600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在所有青铜器中,礼乐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纹饰种类也较多。这些青铜礼乐器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而是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带有一定的神圣性。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
1 夏代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为天下的共主。禹废止“禅让”制度,死后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器以藏礼”就是把形制有别、大小各异的青铜器皿通过不同的组合与搭配,用来规范不同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显现贵族的权威和等级规则。这时,作为财富象征的青铜器,既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被广泛地用于祭祀、征伐、宴享、婚冠、丧葬等活动,又成为夏代礼制形成的标志。夏代礼制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
商·青铜螭龙圆鼎
2 商代的青铜文化
在公元前16世纪,夏代的最后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了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交换目录——商。商代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中国的青铜文化于商代晚期攀越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奴隶主贵族的葬墓中随葬了大批青铜器,主要的器物种类有了一定发展,其中礼器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造型浑厚、纹饰繁缛,酒器更是让世人刮目相看。
虽然农业和手工业依然用石制工具,但是青铜制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促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青铜生产工具主要包括斧、锛、凿、锯、刀、锥和钻等。斧: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木柄与刃向一致。它为砍伐工具,使用方法和现在的斧子相似。锛:古代又称为斤,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它用于砍削木料,起到类似于现在的刨子的作用。渔猎在商代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垃圾热解
商代的青铜器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与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铸业是分不开的。在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广阔,达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的熔铜炉直径已达0 83米。此外,还出土了1 9万余块的陶范及陶,主要是做青铜礼器的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 14米,比著名的司母戊鼎还要大。
商代的青铜文化还远不止上述的情况。在距离遥远的巴蜀地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向人们
诉说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10公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文物总数达数千件,其中各种人物、动物、植物青铜像是中国所见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物之精、之奇、之妙、之美难以用语言来表现,现仅介绍其中之一二。
三星堆出土巨型青铜面具共3件,其中2件略小。比较大的一件堪称经典,其宽1 38米,高0 65米,重约80千克。人物面具略带微笑,显得很神秘。粗粗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睛部横着向外突出,高耸的鼻梁,阔宽的嘴唇,轮廓分明的唇形,微微上扬的嘴角,离奇的大耳朵,在正中额部、两侧部均有长方形穿孔。在这样一个睛部突出的巨型面具,研究者会很自然地将其与蜀王蚕丛的形象联系起来。据《华阳国志· 蜀志》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为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面具的制作是以夸张的手法塑造了蜀王蚕丛的形象,说明这个古蜀国的开国之王死后有着神一样的待遇,被人们敬畏和尊重。
三星堆出土铜立人像1件,通高2 62米,约重180千克,真人高低相仿。该铜像与上述的人物面具相似,同样是浓眉大眼、高鼻阔嘴,但未刻眼珠,只用黑彩绘出瞳孔。他头戴高冠,双手举于胸前,呈持物状,身穿华丽的左衽长衣,赤足。对此人像的身份认定,学术
界尚不一致,或认为是蜀王、或以为是巫师、或以为兼而有之。三星堆还出土了比例近似的数十件铜人头像,或戴冠、或露发辫、或平顶、或秃顶,还有的脸部戴金面罩,部分可见彩绘,尚残留深蓝的眉和眼眶、宽而长的朱唇。个个是浓眉大眼、大耳,神情肃穆。头像颈下中空,原当插于木质或其他质料的柱、柄之上,由此说明这些原本都是陈设于庙堂之上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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