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积淀的过程，“明招文化”是武义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它的形成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明招文化”以明招命名，何为“明招”？“明招”为山名！明招山位于武义县城以东3公里处，面积约1.8平方公里。地方不大，却别由一番韵味。武义文化先贤叶一苇老先生这样描述：这里有层次分明的叠锦山；有二龙戏珠的阮珠山；有月朦胧的月谷；有细流明沏的小白溪，风景十分迷人……有“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仿佛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低频放大器历史上的武义，其实还真是个桃花源，明招山则更偏安一隅。武义位于浙中南，唐天授二年(公元691) 置县，隶婺州。传武则天执政时，新设郡县均冠以“武”字，因县东有百义山，故以“武义”为县名。武义为山区盆地，历来交通不便，历史山对武义描述最有名的莫过于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途经武义时，所作的一首《宿武阳川》：“川暗夕阳尽，孤舟泊岸初。岭猿相叫啸，潭嶂似空虚。就枕灭明烛，扣舷闻夜渔。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馀。”诗中“人物是秦馀”是赞美武义的民风淳朴，也可以说是武义经济发展的滞后。孟浩然乘船过武义，走的定是当时的水路要道，应该是当时武义最繁华的区域。而明招山所处的地方，虽景优美，但无疑是一个“山沟沟”。但这个“山沟沟”离武义县城又不远，仅5公里，生活物资能得到补充。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孕育了明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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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阮孚隐逸”——“明招文化”的序幕
阮孚，字遥集，西晋时，在太傅府任军职。永嘉之乱发生后，阮孚跟随一些北方士族流亡至江南，并继续任职于东晋朝廷。历经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前后约共10年。咸和二年（327）年，阮孚受任镇南将军，赴广州途中，归隐于明招山。阮孚早于武义建县300多年。阮孚的归隐，正式在历史上拉开了明招文化的序幕？阮孚为什么要归隐？这其实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阮孚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侄孙，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阮孚的家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无疑是“书香门第”，都是饱读诗书的“文化人”。然而。魏晋时期，司马氏篡夺了曹魏的天下。读书人讲究道统，司马氏的
篡权夺位自然就让这些读书人产生了不满。特别是阮籍，原本就在魏朝为官，司马氏篡夺帝位后只能终日沉醉于酒，不问政事。阮籍与其他几位“竹林七贤”，是当时学子们对司马朝廷不满的代表，他们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只能佯狂避世。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被利用，便是被迫害，再加上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士子们只能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至此，才会产生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阮孚作为阮籍的侄孙，定会受到家族中思想的影响。社会的动荡不安、家学的影响，促成了他选择了在明招山隐居。一方面，明招山地处偏僻，不受战乱影响，生活上能够得到补给，而且，在明招山不远的白阳山上，阮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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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早已先人一步隐居在此，所以，他的隐居生活其实也并不寂寞的。阮籍的隐居，开创了明招文化的先河，叶一苇先生，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为“东晋隐逸明招文化”。
创造隐逸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乡野粗人不会选择隐居，选择隐居的人无疑都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隐居虽然是一种脱离社会，消极的态度，但是在隐居的同时他们与世无争又有积极的因素，是当时学子们普遍的一种人生态度。
二、“德谦讲经”——“明招文化”的传承
阮孚想归隐，想避世。阮孚没有著书立说，也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世，但他却依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人们所熟悉的“囊中羞涩”一词，讲的就是阮孚。宋代阴时夫《韵正玉·阳韵·一钱囊》中记载：“阮孚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
阮孚想隐却未隐，阮孚放荡不羁，追求身无一物的洒脱，颇有佛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意味。所以，相传阮孚在晚年期间他把自己的房子也捐献了出来，盖了一座寺庙。他的这一举动，为后世明招文化的形成洒下了种子，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明招山旁，有一寺庙，名为明招寺庙。据学者和专家们考证，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比杭州灵隐寺还早500多年。明招寺的前身就是阮孚“舍宅建寺”而成的寺庙，不过当时的名字应该叫惠安寺，该寺至
清乾隆年间奉敕改为智觉寺。“明招寺”的称呼只不过是民间的叫法。“明招文化”、“明招寺”都沿用“明招”这一山名，其实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比如有人问：“智觉寺在哪里？”，
可能知者寥寥，而同样的问：“明招寺在哪？”，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号码池当然，除了它坐落明招山，称其为“明招寺”之外，肯定还是有其它含义的。学者毛天哲在《吕祖谦与武义明招寺》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考“明招”二字，亦可以看出人们对明招寺的钟情喜爱。“明”，《说文》：“明，照也。”又“照，明也。”“招”，《说文》：“招，手呼也。”《荀子•劝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招通召（召：唤、呼唤）招又通韶。因此，明招二字有“明智聪察”之意，故而乾隆要把它改名智觉寺了
据明招小学编的《明招传薪》中记载，明招寺建成之后，至六朝时期荒废。“六朝”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六朝，一般指的是指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即三国吴、东晋、南朝宋（或称刘宋）、南朝齐（或称萧齐）、南朝梁、南朝陈（或称南陈）这六个朝代。这六个朝代的共同点是都建都于建业（或建邺、建康、今南京），唐朝人许嵩在《建康实录》一书记载了这六个朝代故而得名。大多数史学家认同许嵩六朝说。六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南朝陈”灭亡的时间是589年，而阮孚隐居明招山是327年，从阮孚隐居到六朝最后一个朝代灭亡中间相隔26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内明招寺的香火情况无从考证。从阮孚舍宅建寺后，明招寺第二次在整个的“明招文化”形成中发挥巨大作用就要到后唐时期了。
后唐，五代之一。五代十国（907～960年），一般是指介于唐末宋初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中原政权。后唐与923年立国，937年灭亡，，中间只存在了短短的14年历史。在这一时期，德谦禅师，来到了明招山“开山聚徒，乃复其旧”，重新建立了明招寺。
武义新闻网上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描述：德谦和尚从金华智者寺来明招山主持，时寺称明招寺。德谦禅师，义乌人，12岁出家，禅宗史上称之其为“明招德谦禅师”，嗣法于福州罗山道闲禅师。他曾为万宁寺、崇恩寺主持，奉诏赴京都著述经典，后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他来明招寺后即“开山聚徒，乃复其旧”，从事禅宗经学。各地僧人纷纷慕名而来拜师听经，历时40余年。因此，明招寺成为婺州、处州、衢州、福州等地六大寺院的禅宗祖庭。德谦佛学著作甚丰，多流传于日本，名扬海内外，因此明招寺也名声大振。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一些佛学研究者专门到明招山拜访，事后日本禅学院所将德谦高僧编入《中国100个
著名和尚》一书。
德谦禅师的明招寺讲学，使明招寺“名声大振”。我不明白德谦禅师为何会从“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的位置上走下来，来到这早已荒废的明招寺，是宣扬佛法？还是追寻先人的脚步？不论是何原因，他的到来，再次让明招山出现在了世人的眼中，也正是德谦的到来为后世明招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明招山、明招寺真正开启武义文化之门，还要在离阮孚隐居（327年）800多年后，德谦在明招山讲经（907年）200多年后的南宋时期。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吕祖谦来到了明招山。
三、“成公讲学”——“明招文化”的历史高潮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同被尊为“东南三贤”。卒后谥曰成，所以后世尊称吕祖谦为“吕成公”。吕氏家族为官宦世家，从北宋吕蒙正到吕祖谦共七代，一门十七人中过进士，其中五代当过宰相，吕氏家学可谓是显赫一时。
27岁那年，吕祖谦春试礼部奏名第六，赐进士及第，五月又中博学宏词科，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学教授，可以说正式风华正茂，正式踏入了当时的上层社会。然而，吕祖谦悲情的一生在他26岁那年已经开始。26岁时，吕祖谦的妻子韩复病亡，葬于明招山，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吕祖谦母亲病故，这时他才31岁。这一年，吕祖谦来到明招山为母服丧守墓。期间，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求学，这一次，他在明招山讲学十四个月左右，直到乾道四年秋天回到金华。乾道八年吕祖谦的父亲吕大器病逝，吕祖谦又回到明招山讲学，这次历时十二个月。据学者考证，吕祖谦在明招山讲学断断续续有六年之久。吕祖谦讲学期间到底收了多少学生，史料上没有记载，但是他的得意门生，武义人巩丰在《咏玩珠亭》诗里说：“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在《哭东莱先生》诗中又这样描述：“户外履常满，摄齐愿升堂。”可见，当时，从各地慕名而来，前来求学的人是不少的。
吕祖谦的讲学，给武义人带来的影响也是空前的，据统计在武义的历史上，1165年以后考中进士的有31人，到了明代洪武年间，考中进士6人，考中举人22人，贡生157人，地方举荐做官的有27人。
吕祖谦的讲学，“讲史”不“讲经”，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清代历史学家
全祖望说：“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为有明开一代学者之盛。”也正是吕祖谦“讲史”不“讲经”，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引来了陈亮、叶适、薛季宣等一批当时的社会名流，从而开启了整个“浙东学派”，从而真正赋予了明招山浓厚的文化彩，真正使“明招山”成为了整个武义的文化发祥地，也使“明招山”走出了武义，走向了整个浙东，走向整个中国。
低温油墨吕祖谦在明招山守墓讲学的行为不被当时社会所容，陆九渊、汪应辰等人纷纷来信劝阻。朱熹则更对吕祖谦讲史不讲经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吕祖谦去世后，吕学遭受了多重打压，但是“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末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历史对吕祖谦，对明招学子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四、明招“新学”——“明招文化”新时代的传承和内涵发展
明招寺历经沧桑，元，明时因无人主持而烟没无存，到清康熙、嘉庆、光绪年间都曾对明招山遗存的历史文物进行修缮和建设，然而在时期，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大部分都被拆毁，破坏，仅存朱吕讲堂、传薪亭和明招寺大殿。
历史建筑虽然曾经被破坏，但“明招文化”流传下来的文化精神，却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整个武义的教育发展。清光绪二十八年，壶山小学首任校长王式桢秉承“明招精神”，对教学进行了改革，把学制改为九年，成为当时的武义最高学府，成为当时金华所属各县的首例，开创了现代教育。叶一苇老先生这样回忆自己幼年时入学时的情景：记得在入学的第一天，由当时校长陈家俊先生带领我们在吕祖谦的像前鞠躬致敬，给我们第一次留下吕祖谦的印象，八十多年来记忆犹新。
1945年5月，汤恩伯倡议以民间力量，筹办私立明招初级中学，成为武义开办的第一所初级中学。1985年，县文物部门开始对明招山进行修缮保护，1986年以来，明招文化文字研究起步比较晚，随着明招文化遗址一步步修缮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一些文字研究。1989年6月，高金楼、涂志刚的《明招寺记略》和1991年朱和沈、高金楼的《吕祖谦与明招寺》，是至今县内人士发现较早研究明招寺和吕祖谦的文章，但他们均没有在文章中提出“明招文化”这一概念
1989年12月12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吕祖谦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4月11日在县政府第二招待所举行明招学术研究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明招文化”这一历史概念和这一概念的历史根据。并宣布研究会的研究总课题定名为“明招文化”。2003年9月，原武义县白溪小学改名为明招小学。
明招文化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吕祖谦，吕祖谦在武义最重要的活动是讲学活动，明招文化和教育的关系
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人质疑：明招小学能否担当得起明招文化的重量？
明招文化经过历史的数度变迁，在当今的社会重新去挖掘它，不仅仅是要向人们简述它辉煌的历史，认识其中重要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其中内涵的精神资源。为此，人们做了很多事，在武义县内出现了不少以“明招”为名的建筑，但这对与弘扬明招文化来说，还是很不够的。
明招文化虽然有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招文化的社会影响还是不够广泛，不要说县外，就是县内，对其了解的人也不多，研究明招文化的人则更少。人是传承文化最重要的环节，但没有人的参与，没有学校教育的介入。明招文化最多是记载在史书中的只言片语，如空中楼阁、镜花水月一般远离我们的生活。如果是这样，明招文化最终仍然会像阮孚、德谦、吕祖谦一样被时间掩埋，会再次在历史中沉沦百年。
如同吕祖谦在明招讲学一样，教育是传承和弘扬明招文化重要的手段。明招文化的确不仅是属于武义的，它有厚重的历史重量和宽泛的地域范围。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招文化首先是武义的文化。明招寺都在明招小学所处的学区范围内，明招小学以“明招”为名，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诚然，学校也有借“明招”这份文化的重量来提升自己，宣传自己的用意。但是在借用“明招”为己用的同时，更是承担起了在新时期在学校层面继承、弘扬明招文化的责任。
再者，明招小学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校，外来民工子女众多，但这个特点，却为我们的明招文化进一
点头娃娃步走向全国提供了基础。就如同阮孚将军舍宅建寺为吕祖谦讲学提供了物质基础一样。而且，明招小学四方学子集于一校的情景，难道不像当年四方学子纷纷聚集明招山求学的情景吗。人们常说：冥冥中自有天意。不管是天意还是巧合，明招文化，在以明招小学等致力于弘扬它的人的努力之下，必定会被赋予更多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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