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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苏轼父子，是“唐宋八大家”和北宋文学“三苏”中两位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物。
苏洵（1009—1066），字明允，48岁时得欧阳修赏识。散文成就较高，著有《六国论》《管仲论》《项籍论》《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等作品，大多收录于《嘉祐集》。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集诗、词、文于一身，文学成就全面，给世人留有《留侯论》《日喻说》《赤壁赋》《教战守策》《东坡志林》等诸多名篇佳作。其散文创作十分丰富，包含史论、政论、游记、杂说、书札等，形式多样创新，自成一派。 苏轼从小以父为师，接受良好的文学教育，深受苏洵的教导和影响。在散文创作上，既有对父辈的学习借鉴和一脉相承，又善于推陈出新、标新立异，富有特立独行、引人入胜的创造精神，其创作文风和成果影响相较于苏洵有过之而无不及。苏洵、苏轼父子散文的创作特点主要有三同两异。
一、同于好推论、好哲思
便携式鱼缸苏洵深掘《战国策》著作和纵横家、兵家等理论，强调文须“有为而作”。行文喜评论、议论和辩论，斟
酌古今、联系现实，将文章落脚于实质作用上。“经世致用”，为当时的政治社会局势到历史根据和借鉴，提出相应的论点论据。如《权书》《衡论》《几策》等20多篇政史论文，均在探究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置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文辞条理清晰，陈词激扬，亦论亦辨，最终总结利弊，归结观点，服务于现实，符合其所主张的“有为而作”。 以《六国论》为例，苏洵借用六国被秦灭亡的惨痛史实，警告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全篇意在借题发挥，以古鉴今，议论层层深入，说服力极强。开篇提出核心观点——“弊在赂秦也”，排除武器和战术等其他原因，确切表明总论点，明确立意和基调。通过旁征博引、解说推理，剖析六国与秦国艰难交锋的全过程，列举齐国的不赂秦和赵国的勇敢迎战，却因韩等国对秦的贿赂屈服陆续放弃，最终一个个走向覆灭。由此点明结论：“不赂秦、不弃战的国家因为失去赂秦国家的外援难以独自保全而亡，六国灭亡根源在于赂秦”。同时交代了作文目的，即全文主旨——警醒宋朝统治者不要重演灭亡悲剧。全篇逻辑严密，说理有力，是苏洵极具代表性的推论类文章。 苏轼受父亲指导和影响，同样深学透悟《战国策》和纵横家、兵家著作，所写文章同样好推理、议论，哲思彩浓厚。其擅长从历史故事、人物或生活景象中阐发哲思，善用比拟、引用和象征手法，说理犀利透辟，推论生动明快，可读性强。
研读《日喻》，足见其善用形象比喻的文论特点。开篇讲述盲人识日的故事，为后文说理做铺垫。盲
人因为没见过太阳被旁人误导，将响钟和乐器当成太阳，通过这一具体事件，引申“以偏概全”的议论说理。用“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开启识“道”的阐述，通过解释盲人识日的片面性，悟出“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的见解，摆明“道可致而不可求”的看法与观点。并引证孙武、子夏的言论，列举“南方多没人”的客观事实，说明凡事不可“不学而务求道”。结尾总结全文内容，得出“脚踏实地、勤学求道重要性”的结论，交代作文目的。全篇构思严谨缜密，议论精妙生动。
总之，说理、推论和议论多贯穿于两人的写作中，是父子散文创作常见的特手法。深刻远见的思想和清晰透彻的剖析是文章最大的标识，筑牢了二者在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根基。
二、同于文道并重
“文道”乃形式与内涵，就像皮肉与筋骨，只有好皮囊才能承载好骨相。文道合一，是字词句与思想道义的内在交融、相辅相成。否则，一味在意道义阐发、置实用性于首位甚至唯一，而忽视行文章法、结构，就会
肖卓锟
浅论苏洵、苏轼父子散文创作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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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洵、苏轼的文学功底和创作成就影响深远、彪炳千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就散文创作而言，父子俩并驾齐驱、各有特，既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又彰显不同的政治背景、时代风格，体现各自的思想认知与个性特征。主要从文论思想、审美意趣、表达方式、题材体裁等方面，对二者的散文创作加以探析。
［关 键 词］苏洵；苏轼；散文创作
068《名家名作》·研究
导致文章缺乏逻辑和美感。宋代古文从文体、语言和内容上竭力服务于社会政治，实用价值高，但普遍存在“道”强“文”弱的失衡现象。苏洵、苏轼父子主张文道的兼容并蓄，既有丰富的内在意蕴和实用价值，又赋予文章应有的形式特征，是宋文之特例。
苏洵散文以议论专长，说理直白犀利的同时，注重文章最原始的肤打造，注重架构、词句等“文”本身的形式美和情感美。其《管仲论》是一篇典型的史论散文，立论、说理清晰明确，阐发对历史人物的见解。不仅论述令人赞叹，且结构、行文值得品味。
首先，结构上层层递进。全文共有五段，首段讲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治理国家和后来祸乱蔓延的局面，第二段阐释管仲的错误进谏导致齐国祸乱，第三段进一步解析管仲错在何处，第四段用对比手法
将齐晋两国作比较、论述管仲的罪责，最后梳理前文、总结经验、告诫后人。虽篇幅较长，通读仍一气呵成。这得益于文章结构紧密，分论点和对应论述环环相扣，节奏紧凑，张弛有度。全文结构由浅入深，从事件表象入手，剖析管仲的罪责原因，再与同期人物对比说明，由此发出慨叹：“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
其次，词句运用气势恢宏。全文长、短句交错使用，读来朗朗上口。如：“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
最后，感叹词、反问句，与陈述论穿插相间，加强语气语势，说理信服力更甚，如：“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苏轼的文道并重，主要体现在记游叙事上。其游记散文与政论文、史论文一样，造诣很高，如《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都是旷世名作。在记叙游玩、描写风景时，常常融入即兴迸发的感慨，叙议结
合，情景兼具，可谓是文道并重。其辞赋同样“文道合一”，富有散体的疏宕萧散和诗歌的优美精致，如《赤壁赋》描述主客游船、品酒、赏景，情节简单，却逻辑结构精巧，通过主客的问答对话，引出欲阐发思想，竹笋剥壳般攀升亮相，不断给人惊喜。文中既有画面优美的意境，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又极具思辨性和哲理性，展现作者豁达心胸和宽阔境界，如：“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三、同于审美意趣
父子散文还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审美意趣与境界的相通相似。两人心智共通，将文章比喻为“水”，对文学创作审视及写作审美倾向高度一致。
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中写道 ：“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
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缕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
其好用比喻，以具体的风与水阐释抽象的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之理，认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文章自然应运而生，“ 风在水上吹行就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强调风和水就像两个不经意相遇的事物，一个吹动水波的力量，一个柔软平静的水面，两者相遇注定产生和谐美好，形成美文佳作。
苏轼受老庄道家思想浸润，认为“道”乃大全之存在，涵盖物态多样性。他同样以“水”喻文，认为水的不确定性和无常态性，对应文章创作的突发性与不规则性。如《文说》中阐释：“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这体现了苏轼的行文主张：诗文创作要随物赋形，妙尽形理，与苏洵所述“风行水上涣”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都认为作文无须刻意，在随意中贴合自然规律，如行云流水般成形，追求水之流转韵律，才能真正达到纯粹率真的审美意境。
四、异于多样性与相对单一性
作为两个不同的个体，父子俩所著作品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较为突出的是，苏轼的多样性与苏洵的相对单一性。
苏轼的多样性体现在文学思想、题材体裁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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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文学思想上“海纳百川”。苏轼自幼广读诗书，个人思想融合儒释道理念，复杂多元。苏轼一生历经坎坷，受儒家学说影响，始终积极面对世事，年轻时儒者入仕精神尤为强烈。其史论散文中，以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论》既重议论，又重实用，广为流传。与此同时，苏轼还吸纳佛老思想，践行佛教“无常”“性空”等观念，纵然艰难困苦，一直保持豁达胸襟与爽朗心态，老庄“道法自然”等思想，对其也影响深远，以致习惯从自然万物中领悟人事规律，其所作的《日喻》《赤壁赋》都有此类体现。
其次，在题材和体裁上变化多样。苏轼善于打破束缚和限制，大胆创新，不拘一格，所文让人耳目一新。如《喜雨亭记》用散文写“喜雨”，不乏史事引用和哲思阐发，兼具抒情议论，给人独特清新的审美印象。其行文敢于“破体”，从不将文章局限于某种文体，往往融合多种体裁表情达意，如将叙事、议论和抒情有机结合，就让“记”体文有抒情和议论，“论”体文间或有叙事成分。《赤壁赋》《日喻》等都是用此手法，“记、论、抒”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相对而言，苏洵散文更具有单一性。其作文风格不算狭隘，但总体上战国策士风的特征明显。所文多有纵横家、兵家学说的影子，纵横铺陈，重分析现象、总结规律，落脚于经世致用的实用价值。其《上韩枢密书》中言：“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综观现今传诵的苏洵文章，占比最大的便是政论文和史论文，其次是一些书启赠序之作，再次是少量无可归类的文体。前两类的语言风格都继承了战国策士的精辟犀利，以说理为主，总体舒缓得当。综述可见，苏洵的“有为而作”，无形中造就了行文的单一性。
五、异于表情方式不一
父子俩散文创作的表现手法形态不同，各具特。
苏轼散文的表达方式，在传承父辈的同时极具独特之处。其散文风格语言明快，议论精妙，主体情感渗透明显。而苏洵散文多严谨工整，犀利凝练，既有兵家之雄浑，又有策士之理智。二人的散文在表情达意上风格迥异：苏轼文章渗透着创作主体的情感旨趣，嬉笑怒骂往往形诸纸上；苏洵文章更加客观理性，以说理者身份持公正严明态度阐述主旨，即使告诫劝导，也稍显内敛严肃。透过对《日喻》《六国论》的剖析，就能发现二者在表情方式上的差异。
先看苏轼的《日喻》。用形象的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开头“眇者不识日”的比喻是作者用抽象逻辑构思的故事，旨在以简明生动的形式将读者带入逻辑体系中，以便展开进一步阐述。且文中多用问与答
的形式延伸，非常形象自然，恰到好处。这样的论述方法在其文章中很常见，之前提到的《赤壁赋》也使用了问答形式，让说理更具主观性和情感性。《日喻》在揭示观点前写道：“然则道卒不可求欤？”以问句引出作答：“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接着，继续一问一答深入剖析问题，直至探讨清楚明白。类似《日喻》《赤壁赋》等，都不乏生动的打比方和贴切的引用故事，像诗一样充满情趣，潜移默化地渗透、感染。
再看苏洵的《六国论》。开门见山摆出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直截了当，清晰明了。再针对此论点展开详细论述，结合史实提出典型论据，将六国赂秦的经过、原因和本质剖析得一清二楚。最后，借古喻今，明确指出“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全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宏大气势跃然纸上。虽与苏轼的《日喻》一样运用了比喻、引用、反问和设问等手法，但效果却大不相同，各有千秋。苏洵用语铿锵有力，言简意赅，句句直指立论中心旨意，即便是规劝都颇为客观，充满说服力和感染力。
鱿鱼捕捞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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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苏洵、苏轼父子的散文创作具有高度相似性，都富有纵横家气势和文道并重精神。但两人在行文风格和文论思想上又有很大不同。正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同的特点放在不同的个体中总会有细微差异，而两者的差异又会在二人文体中形成相似性。总之，异同不可分割孤立，在百花齐放
的唐宋时期，均是名家作文的重要体现。苏洵、苏轼作为千古流芳的散文大家，为中国古代的散文创作和文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苏轼.苏东坡全集［Ｍ］.广州：珠海出版社，1996.
［2］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Ｍ］.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通乳器［3］韩俐华.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 苏洵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4］何玉兰.略论苏洵、苏轼史论散文的艺术特及价值［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2）：4-9.
［5］余辛.宋代散文理论的一个高峰：“三苏”浅论之一［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0（2）：66-72.
［6］李亦凡.对立统一的平衡美：论苏洵散文的艺术追求［J］.江西社会科学，2016，36（5）：112-115.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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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卓锟（2002—），女，汉族，湖南长沙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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