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对外政策：不断向少数民族政权去屈服求和(1) 2009-06-08 14:16:35 中华网论坛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北宋开封城沙盘
东京（开封）是北宋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一提到宋代，“积贫积弱”、“弱宋”等名词几乎成了这个王朝的代名词。纵观宋代的历史，一个“弱”立式导热油加热器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
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消谐柜“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韩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妥协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特点。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为何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宋代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底气不足，和议颇多。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1、重文抑武基本国策的推推行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
地从后周世宗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宋代的统治。但是，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赵匡胤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赵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后周太祖）就是利用这种模式登上帝位的。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统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并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这些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
首先，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具体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问题。进而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时人曾这样描述它的消极作用“异氰酸甲酯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仕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张方平语），其结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校往过正的结果是以后发展成为可笑的“恐武人症”。 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的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
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在这样的政权下，这样的氛围下，名将辈出确实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将也罢，他们的命运只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离皇帝的宝座太近，或者说是他们太容易危及到皇权。
“重文教，抑武事”叉车防撞UWB基本国策的推行，重视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相当盛行。经济的发展，使大宋文人们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他们做不来大事，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为了遮掩自己的劣迹，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平常自诩正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奋发而起，出乎其上，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
不用说其次了，他们往往做出污蔑陷害之事了。此类事充斥有宋一代。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 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政，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的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遭。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
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2、享乐思想的灌输
享乐思想在宋初就已经在宋太祖的提倡下而非常盛行。原因有二。
一是宋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他一段话就是明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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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白驹过隙，所谓子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乐乎！”（看赵匡胤多为部下考虑，这也符合其武将的特点）其实就默许，甚至提倡了享乐思想，奢侈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件事，即曹彬平南唐事。“彬之行，帝许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日：“使相品位极矣，且徐这，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出尔反尔，言尔无信，惧武将掌权，实为皇权也）。彬至家，见布钱满室，叹日：“贺育民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只不过自我解嘲罢了，哪知其中玄机）”
二是北宋在灭亡诸多的割据政权后，把各个政权的投降或是俘虏的君主都迁至首都汴梁。这些人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妾，举家迁徙，除了大兴土木之外，就是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人生如梦的享乐思想。如南唐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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