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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中国通史纪录⽚》第83集张居正改⾰（解说词）
第83集：张居正改⾰
公元1573年，刚做⾸辅不久的张居正在⼀封信中说：我前年冬天读《华严经，悲智揭》很有感悟，当时就发下誓愿，愿以⾝⼼奉尘刹，不于⾃⾝求利益，与此同时，⼀场波澜壮阔的改⾰拉开⼤幕。张居正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改⾰，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昌盛的⼗年，被史家成为耀眼的暮光，⽆论是改⾰前的残酷⽃争，还是改⾰中的⼒挽狂澜，改⾰后的不测命运，张居正本⼈都与改⾰的成败紧紧勾连，成为中国历史上⼀个耀眼的改⾰符号，吸引着世⼈不断解读。
公元1554年，30岁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突然辞职，离开锦绣之地，这令许多⼈⼤惑不解，翰林院虽然没有实质性⾏政事务，但称得上是明王朝最为清贵的地⽅，⼏乎所有最重要的官员都来⾃翰林院。张居正年龄不⼤，极受内阁⼤学⼠徐阶等⼈的器重，正是前途⽆量，然⽽，张居正义⽆反顾地离开京城，返回南⽅的⽼家江陵，理由是健康不佳，其实只有徐阶最清楚，张居正正是对朝政的不满，失望和⽆奈⽽离开的。此时坐在皇帝宝座的是明朝第⼗⼀位皇帝—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当政早期还能勤修政事，整顿朝纲，后期却痴迷道教，⼀⼼想得道成仙，他⾮常重视青词，青词是喜道教举⾏斋醮仪式时，⽤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奉献给⽟皇⼤帝的奏章表⽂，许多⼤⾂正是以撰写青瓷博得皇帝的欢⼼，但也有⼤⾂因没写 好青瓷⽽遭到皇帝的冷落。
《明史》记载，内阁⾸辅夏⾔因进青词往往不合皇帝旨意，引起皇帝的不满，另⼀位⼤⾂严嵩却因精治其事，获得皇帝的信任，此后严嵩更是以收复河套⼀事，攻击夏⾔与陕西总督曾铣互相勾结，结交近侍，家靖皇帝竟将夏⾔斩⾸⽰众，夏⾔死后，严嵩如愿以偿成了⾸辅。为了潜⼼修炼，嘉靖皇帝将朝政事务委托给了严嵩，严嵩媚上欺下、贪赃枉法，政治风⽓⽇益败坏，弊政百出，内忧外患⽇甚⼀⽇。
商传：严嵩得到了这个嘉靖皇帝的喜欢，是他会写青瓷，是吧，但是严嵩不仅仅是⾃⼰会写青词，字也写的漂亮，⽂章也写得漂亮，⼈家的苦读那么多年的书，还是⼀个了不起的⽂化丞相，严嵩专权那么长时间，20年的时间专权，那⼤家都简直烦死了，都想把他搞掉，但搞不掉。
公元1553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向皇帝提议交奏疏，弹劾严嵩⼗⼤罪状，此举惹怒了严嵩，也惹恼了正宠信严嵩的皇帝，弹劾严嵩的官员不是被充军，就是被借故处死。如此⼀来，严嵩很难垮台，⽽严嵩不垮台，整个官场作风、社会风⽓都⽆法好转，张居正感受到深深的⽆奈。离京前，张居正给他的恩师徐阶写了⼀封长信，在称颂徐阶崇⾼声誉的同时，也指出徐阶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向皇帝直⾔，也不敢于权⾂⽃争，秉持公道。张居正刚⼊翰林不久，就写了《论时政疏》，指出当时政治有五种臃肿痿痹之病，它们分别是宗室骄滋、庶官骄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 亏，就是张居正在嘉靖年间仅有的⼀道奏疏，他已洞察到当时的政治的贞洁，敏锐地指出朝政弊病，希望引起皇帝的主意。然⽽张居正的改⾰建议，犹如⽯沉⼤海，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怀着抑郁的⼼情，张居正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回乡之路。
商传：《论时政疏》是他对当时的看法，⼀个让上⽅对他的⼀个了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主要⽬的，当然这个《论时政疏》后来成为他的改⾰的⼀个很重要的⼀个思想基础。
这⾥是位于湖北荆州的张居正故居，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于此，他幼年时就有神童之誉，⼗六岁中了举⼈，23岁时被选为进⼠，此后通过考选进⼊翰林院。他始终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官场腐败，使他⽆⽤武之地，回到家乡后，张居正表⾯上过着闲适的⽣活，其实时时关注时局，更加意识到国家的危难。再给朋友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流露出对政治危机的深深忧患，他说，贪风不⽌、民怨⽇深，倘有奸⼈乘⼀时之隙，则不可胜纬矣。这样的局⾯是⾮常糟糕的，但糟糕的局⾯需要磊落奇伟之⼠打破常格，扫除廓清，以弥天下之⼤患，张居正具有担当天下重任的雄⼼壮志，所以在家乡居住⼏年后，他仍然回到京城，暂时委蛇于官场，耐⼼的等待时机。
公元1561年的⼀个深夜，时机来临，⼀把⼤⽕将皇帝潜修学道的西苑永寿宫烧毁，如何善后，嘉靖皇帝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建议皇帝暂居南院重华宫，不⼩⼼触犯了嘉靖皇帝的禁忌，南苑重华宫曾是景泰帝幽禁明英宗的地⽅，严嵩是何居⼼，嘉靖皇帝对严嵩起了疑⼼，其不就是倒严的最好时机，张
居正的恩师徐阶乘机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永寿宫，让嘉靖，皇帝搬回⾃⼰喜欢的地⽅，改名万寿宫，此后嘉靖皇帝将⼤权从严嵩⼿⾥转移给徐进，严嵩的境况急转直下，种种罪⾏迅速浮出⽔⾯，很快被格为平民，悲惨的死去。公元1564年，张居正4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个转折点，在徐阶的安排下，张居正充任了裕王朱载后的讲官，嘉靖皇帝晚年不⽴太⼦，裕王在顺序上将继承皇位，做裕王的讲官，意味着能够接近将来的皇帝，两年以后，嘉靖皇帝死去。临死时，主持朝政的正是内阁⾸辅徐阶，时间⾮常紧急，徐阶连夜召见张居正，两⼈⼀起谋划，起草了嘉靖皇帝的遗诏，次⽇清晨，当朝公布，裕王朱载垕顺利继位，改年号为隆庆，徐阶和张居正趁机把⾃⼰的政见加⼊遗诏中，强调了已故皇帝对痴迷道教的反省，从⽽拨乱反正，惩处了主持⽞修的道⼠，为以前因反对⽞修⽽受罚的官员恢复官职和名誉，朝中⽓象为之⼀新。
新上台的隆庆皇帝重⽤藩邸旧⾂，张居正因此平步青云，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学⼠⼊职内阁，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学⼠，终于进⼊中央政权的核⼼层。公元1568年，44岁的张居正向皇帝上了⼀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饰武备六个⽅⾯阐述了⾃⼰的改⾰主张，相⽐于⼗五年前的改⾰建议，这⼀次不仅指出朝政的弊病，⽽且提出想对应的药⽅。
熄火延时器⽑佩琦：他从嘉靖末年执政，到了万历初年，实际上已经有执政⼗⼏年，将近20年的历史，所以他对国家的情况了解了如指掌，他知道边防的问
题，知道财政的问题，知道赋税的问题，所以从哪⾥着⼿，他会在他的上疏当中切中时弊。
政坛纷争仍然禁锢着张居正，隆庆元年，内阁辅⾂的名单排位依次是徐阶、李春芳、郭璞、⾼拱、陈以勤、张居正，这六⼈当中，张居正资历最浅，权⼒⽃争在徐阶⾼拱之间很激烈，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被迫隐退之后，张居正也逐渐被推到前台。隆庆六年，隆庆皇帝病逝，遗命⾼拱、张居正、⾼益共同辅助太⼦朱翊钧，朱翊钧即历史上有名的万历皇帝，此时只有⼗岁，⽆法处理朝政。⼀时间⾝为内阁⾸辅的⾼拱炙⼿可热，但深得太后和⼩皇帝信任的司礼监太监冯保也同样⼿握重权。
商传：这个明朝啊他最后因为皇帝他不去管理国家了，国家外廷就靠内阁，那个内廷⾥边就靠司礼监，太监，那么这两个⼒量的结合，如果不结合，他们就⽃，如果结合了就变成了⼀个最强有⼒的联合体。
同样是朝廷重⾂，此时的张居正成为了这个权⼒天平上的最具决定性的砝码，他究竟会偏向哪⼀⽅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看谁能更有助于他实施⾃⼰的政治主张。公元1572年6⽉16⽇早朝，太监捧出⼀道圣旨，⾼拱以为是驱逐冯保的诏旨，不料⾃⼰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动魄的权利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张居正终于成为了内阁⾸辅，他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成牢固的权⼒联盟，得到了皇太后、皇帝的⼤⼒⽀持，牢固控制政权⼗年之久，⼤⼑阔斧地进⾏全⽅位的改⾰。这位处⼼积虑上位的⼈，将会给⼤明王朝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官场是张居正最熟悉的，也是张居正最亲近和最痛恨的，已经从政将近30年的张居正⾮常清楚，长期以来官场习⽓已经变得⾮常浑浊，官僚主义、⽂牍主义⾮常可怕，到了万历年间，明朝官员们只求专营、但求⽆事，⼀件本来⼏⼩时可以办好的事，
⼀拖能拖上数年，最终不了了之，如此下来，朝廷还能做成什么事，⼀切改⾰都⽆从谈起，为此，张居正上疏万历皇帝，他说天下之事，不难于法，⽽难于法之必⾏，不难于听⾔，⽽难于⾔之必效。在张居正看来，制定法规不难，难的是有法必⾏，所以要想改⾰，张居正⾸先必须整顿吏治，要想整顿吏治，就必须先改变官场的拖沓风⽓。
商传：我们去看那个《万历实录》，你不要看后⾯，就看前⼗年，张居正在位⼦上，这⼗年的实录⾥⾯，那稀奇古怪的事⼉简直让你就没法理解，这⽣员就敢打⽼师，学⽣就敢闹事，站朝班的时候⼤家都可以不上朝，然后呢在上朝的时候可以打架，官员之间可以打架，互相骂互相打，然后呢来迟到的官员，就可以穿过这个站班的队伍，⾃⼰的那位置，随便乱，它已经⽆序了，以⾄于纠班的御史，三个纠班御史，两个⼈不报道，就是该管这个事的⼈都不来，你说如果⼀个国家的官员的管理，公务员的管理到这种地步，涣散到这种地步，⽽且当时贪污腐败⾮常严重，所以⾸先要重新整顿这个公务员队伍，那怎么整顿，就是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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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提出考成法，雷厉风⾏地建⽴起⼀套随事考成的制度，为了保证各衙门严格遵守公⽂事先设定的处理程限，张居正要求各衙门逐⽇将奏章登记，分别将内容和处理期限分别登记在三份⽂簿上，除⼀份为衙门的底册外，另外⼀份送到六科，⼀份送到内阁，实⾏⼀件注销⼀件，然后每年每⽉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为了切实执⾏考成法，张居正采取由上⽽下、缓缓紧扣的措施，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各省的巡抚和巡按，各省巡抚巡按考察地⽅官
员。这⼏个环节中，六科⼗分重要，六科是明代秩轻权重的监察机构，六科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但可以稽查⼆三品的六部官员，因此是以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还规定六科隐蔽则阁⾂纠之，以内阁控制六科，于是⼤权集中到了内阁，⽽内阁的权利⼜集中于⾸辅张居正。他总揽全局，各级官吏不再敢敷衍，吏治因⽽得到很⼤改观。
⽑佩琦：张居正他执政的核⼼理念，概括为六个字，叫做尊主权、苛吏治，所谓尊主权，实际上就是加强中央的控制，苛吏治就是加强对于地⽅官员的管理，他通过严格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使⾏政效率⼤⼤提⾼，促成了他的所有政令能够不折不扣地来实现，这就使得万历年间出现了明朝的中兴。
考成法推⾏后受到了很好的成效，户科给事中⽯应岳上奏，⾃考成之法⽴，数⼗年废弛从积之政渐次修举，在学者看来，从1572年到1582年的⼗年中，明朝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
⽑佩琦：当时有⼀话叫做中央有令，朝下虽万⾥之外⽽⼣奉⾏，什么意思呢，说皇宫要发布命令，哪怕是再远的地⽅，命令早晨发布，晚上的地⽅就已开始执⾏，他怎么做到这⼀点，张居正采取了整顿吏治的⽅法。
然⽽即便如此，张居正仍要承受重重压⼒，⾔官余懋学提出，崇惇⼤以反对考成法，他认为设⽴考⽣法以后，上下官员虽然恪尽职守，但对国家⽽⾔，不能培养元⽓。张居正予以反击，在他的影响下，⼩皇帝指责余懋学，假借惇⼤之说邀买⼈⼼，将余懋学⾰职为民，张居正继续⼤⼑阔斧的进⾏改⾰，
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以霹雳⼿段裁汰冗官，这⼀举动必然会受到汹涌⽽来的⾮难，在反对张居正的⼈看来，张居正是在滥⽤他的权⼒，张居正的改⾰措施也被保守势⼒视为离经叛道。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上疏，把张居正与宋代改⾰家王安⽯相连起来，在他眼中，王安⽯变法时提出的，天变不⾜畏，宗族不⾜法，⼈⾔不⾜恤贻误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现在他认为万历皇帝应该敬畏天变、效法祖先，体恤⼈⾔，⽽张居正就像王安⽯⼀样贻误皇帝。
傅应祯的奏疏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极⼤不满，将其充军，⼩皇帝要以酷刑处置傅应祯，倒是张居正出⾯劝阻了。张居正希望以缓和的⽅式平息反对浪潮，但刚过⼀个⽉，更激烈的浪潮汹涌⽽起。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写了5000字的奏疏，猛烈抨击考成法，不过是张居正制胁六科，独揽⼤权的⼿段，认为张居正完全忘了君⾂⼤义，权势⽐皇帝还要⾼，刘台的奏疏不仅⾔语犀利，更为致命的是，刘台式张居正的门⽣，这种弹劾使张居正真正的尝到了厉害，⼀向以刚健⾃诩的张居正⼼头沉重，他伤⼼地提出辞职申请，称国朝200余年来，从没有门⽣诬告师长的先例，如今竟然发⽣了。此时的皇帝当然离不开张居正，再三挽留，并表态⼀定严惩刘台，张居正这才不再辞职，刘台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辞更加激烈，最终
被削籍为民，四年后旧账重翻，留戍浔州，在那⾥凄凉地死去。
⽑佩琦：张居正所做的⼀切在于加固皇权，在于控制舆论，⽐如说他限制思想的随便表述，他反对⾃由讲学，下令禁毁天下书院，⼀切都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控制，加强中央的集权的强化。
商传：任何改⾰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张居正他特别注意抓舆论，他很强势镇压住了，但这些⼈反弹性相当强。
刘台的死没有影响到其他⼈，反对张居正的声浪在1577年达到最⾼潮，张居正的⽗亲去世，按照礼制，张居正应该回家乡为⽗亲服丧三年，这势必会耽误张居正的改⾰⼤业，在张居正的默许下，皇帝下诏，命令张居正继续担任官职，处理政务，⽽不⽤回家守制，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件事违背了正统的伦理道德，引起了许多官员的弹劾，要求张居正离京。
⽑佩琦：实际上张居正在演了⼀个双簧戏，别⼈上疏皇帝，说朝廷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听了⼼⾥很⾼兴，那么当然有很多⼈说张居正你这样做不符合礼法，以孝来治天下，说天下之⼤以孝为先，你⾃⼰作为⾸相怎么不做呢。
商传：正派的⼈，没有这种⿁⼼思的⼈，也觉得这张居正做的不对，这是应该的，这从来就是惯例，怎么你为了你这点权⼒，这你都不能做到，你实在太不孝了，你太不像样了，就产⽣了这种想法，所以这⼀下⼦对张居正的影响⾮常不好。
这⾥是故宫的午门，历史上这⾥发⽣了很多故事，但只有⼀件是因为是守孝⽽引起的，万历五年10⽉24⽇，翰林院官员吴中⾏、赵⽤贤率先弹劾张居正夺情，各⾃遭到了廷杖60的处分，被⾰职为民，永不续⽤。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也联名上疏，各⾃被廷杖80，发配边疆充军，永不赦免，当吴
中⾏等⼈遭受酷刑时，新科进⼠邹元标正带着抨击张居正的奏疏上朝，他⽬睹了现场，却没有被廷杖吓倒，反⽽更加怒不怒，他担⼼⾃⼰的奏疏⽆法正常上呈，所以谎称这是告假的奏疏，还塞给太监⼀些银⼦，太监这才代为提交，结果可想⽽知，邹元标花钱买重刑，也被廷杖80，打个半残，被发配到边疆充军。⾯对巨⼤的压⼒，张居正试图⽤严酷的⼿段回击，没想到引来更强烈的舆论攻击，最终张居正成功的留在了内阁⾸辅的位置上，但⼈们对张居正品⾏的评价却因为夺情⼀事⽽⼤打折扣。
商传：我们过去叫礼法，法⼤家得遵循，礼仪你也得遵循，礼同样有法的作⽤，它是法的补充，你不遵循了这个东西，别⼈要是打你，那⼀打⼀个准呢。
张居正此举虽然严酷，但改⾰⼤事因⽽能更加深⼊，张居正将改⾰向财政⽅向推进，嘉靖和隆庆两朝，国库长期⼊不敷出，张居正执政后，提出不加赋⽽上⽤⾜的⽅针，采取了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他裁剪冗官冗费，抑制国家财政及宫廷财政⽀出，加强对边镇钱粮的管理⼯作，以减轻军费⽀出对财政的影响。在节流的同时，张居正要求地⽅官员积极清理历年拖⽋的逮赋，以求开源，不过这样的节流和开源还只是表层的，要想彻底改变明王朝国匮民穷的现实，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单向器林信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是⼀个民间收藏爱好者，1993年开始收藏各类钱币和旧票证，在他的收藏品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件明代的⽼物件。林信春收藏的这些清丈归户单，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地凭证，明代的⼟地分为官⽥和民⽥两种，官⽥属公⽥，国家所有，民⽥属私⽥，业户所有。随
烟气脱硝催化剂着改⾰的深⼊，张居正必须要⾯对的⼀个现实，那是⼀⽅⾯国匮民穷，另⼀⽅⾯却是豪强兼并⼟地，贪吏盘剥农民。长期以来勋戚、权贵享受着许多免除赋税的特权，等他们兼并⼟地后，这种特权不断的被扩⼤，严重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要想改变这种弊端，清丈⽥粮是⼀个有效的办法。
踢踏舞鞋万历六年，张居正⾸先在福建进⾏清丈⽥粮的试点⼯作，选择福建是因为福建巡抚是张居正的同乡耿定向，也是张居正的得⼒助⼿，在给耿定向的《答福建巡抚耿楚东⾔致理安民》中，张居正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显然张居正看到国匱民乏，豪强权贵敛积财富的危害，并把它与国家兴亡联系在⼀起，因此财政改⾰是张居正改⾰的核⼼，改⾰的成败在此⼀举，在给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同时详细的阐述了治国与安民的关系。他提出，治理之道，莫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在他看来，只有全⾯清丈⼟地，使⼟地归于农民，才能得民⼼⽽国富民强，通过两年多的努⼒，到万历⼋年九⽉，福建清丈结束，取得很好的成效。
福建的成功给了张居正很好的决⼼，万历九年、万历⼗年，张居正决定将福建清丈之法推⾏到全国，然⽽此举将损害特权阶层的直接利益，风险很⼤，张居正虽然早有苟利社稷，死⽣以之的信念，但要想获得成功，仍需稳妥的展开。在张居正的严厉督办下，清丈后的全国⽥亩⾯积⽐清丈前的万历六年，多出了180多万顷，万历清丈的成就于此可见⼀斑。
商传：他给整个的这个国家经济的⼟地改⾰做了⼀个⾮常⼤的强有⼒的基础，从我们传统的政治观念
来看，他是要解决这个⼟地兼并、⼟地的占有、要解决国家对于⼟地的控制，⽽不能够到豪强⼿⾥⾯，从另外⼀个重要的⾓度就是什么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我要改⾰了，我要把这个变成⼀条鞭，我连有多少⼟地，什么家底我都不知道，怎么⼀条鞭呢，我怎么改啊，所以当时出现了⼀系列的这样的国家的政策的推⾏。
推⼴⼀条鞭法是张居正在财政⽅⾯最重要的改⾰，实施⼀条鞭法之前，赋役的征收是分开的，赋以⽥亩为征收对象，收夏税和秋粮，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分为⾥甲、均瑶、杂泛三种，实施⼀条鞭法以后，化繁为简，赋役合⼆为⼀，⼀律折算成⽩银征收，并将徭役从主要由⼈丁负担，改为
按⽥亩、户丁两项分摊，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稅银中拿出⼀部分，统⼀雇⼈代役。
商传：做到这⼀点的时候，实际上是相对的解决了⼈的束缚关系，他是放宽了这个，等到那个雍正皇帝摊丁⼊亩，⼈头税没有了，全都在⽥⾥⾯收了，这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东西在税收⾥⾯是⼀个很好的⼀个办法。
张居正的⼀条鞭法不是凭空⽽来，嘉靖年间，南⽅各地已陆续有推⾏⼀条鞭法的记载，在这段时间⾥，明朝的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市镇星罗棋布，⽩银的货币地位已经确⽴。这些社会条件的成熟，使得⼀条鞭法得以推⾏，张居正的贡献，则是排除⼲扰，将⼀条鞭法推⼴到北⽅以及还未实施的地区，⼭东的官员却极⼒反对⼀条鞭法，他们认为这样的改⾰在南⽅适⽤，在北⽅却未必合适。此时的
张居正已有⾄⾼的权威，⼀条鞭法最终在全国实施，张居正的财政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京师储量达七百万⽯，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可以供京营官军消费六年之久。网络视频传输
万明：张居正的改⾰实际上到清朝也是承认的，⽽他的改⾰确实⽐王安⽯要成功得多，因为王安⽯主要是顶层设计，那么于实践中就会遇到种种的阻⼒，可是张居正是⼀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商传：我认为改⾰家，不⼀定发明什么制度，他发现了⼀个局部的东西，把它推⼴到全国去，对整个国家有⼀个改造，这点是没有⼈能取代的，张居正恰恰是起了这个作⽤，我们今天对张居正的有些看法呀，不是很好的主要是集中在张居正这个⼈的⼈品上。
然⽽张居正的改⾰真正成功之时，他内⼼的危机感越来越强，⽆论是清丈⽥亩还是⼀条鞭法，表⾯上并没有遇到像夺情那样的弹劾，其实张居正⼼⾥明⽩，他已得罪了太多的权势，为了改⾰⼤业，张居正已经⾝⼼俱疲。
商传：最主要的他得罪了地⽅的，我们叫缙绅的势⼒，他们把⼟地都弄到家⾥边了，然后你现在丈量，你不允许我侵吞这个⽼百姓的⼟地，当然这是这就是⼀个⽭盾，激烈的⽭盾，另外⼀个⽭盾的是什么呢，这些⼈在朝廷⾥⾯都有他的代理⼈，这些代理⼈往往是⼀些地⽅涌现出来的官员，那么这些⼈在朝廷⾥⾯，就要不断地反对你的政策。
万历⼋年，⼀向⽆所顾忌的铁腕⼈物张居正，突然间正式提出退休的请求，当改⾰成功之后，张居正希望⾃⼰和家⼈有个好的结果，万历皇帝是张居正从⼩培养起来的，为了王朝⼤业，张居正对⼩皇帝严厉督促，⼩皇帝对他也是⾔听计从，如今皇帝已经成⼈，张居正觉得⾃⼰该离开了，避免与皇帝产⽣⽭盾。然⽽在皇太后的反对下，张居正未能如愿，他虽然有意识的让皇帝亲⼿处理⼀些政务，以展⽰皇帝独⽴⾏事的能⼒，然⽽万历皇帝仍觉得⾃⼰被笼罩在张居正的权势当中，这对张居正⾮常不利。万历⼗年6⽉20⽇，58岁的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为之辍朝数⽇，给予张居正崇⾼的待遇，谥⽂忠，赠上柱国，荫⼀⼦为尚宝司丞。然⽽张居正死后，他辅政期间酿成的怨恨之情，也开始慢慢的宣泄出来，皇帝在感恩之余，怨积之情也在寻宣泄的通道。
万历12年，湖光荆州府的辽王府次妃王⽒，声称张居正⽣前曾强夺了辽王府的产业，绝情寡义的万历皇帝派宦官张诚及侍郎邱顺前往荆州查抄张府，查抄中，张居正长⼦张敬修抵刑不过，最终以⾃杀表达⾃⼰的愤怒与抗议，对万历皇帝来说，清算张居正正是⾃⼰开始亲政的基础，在政治上打倒张居正，也就是树⽴了皇帝⾃⼰的权威，然⽽，接任的⼤学⼠们都以张居正为戒，⼀味软熟，明神宗在短暂的勤政后，开始在明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怠政，⼆⼗年不上朝，于是纲纪废弛、百弊丛⽣。
商传：其实⼀个改⾰家、政治家，你需要的不是对你的态度，⽽是你的改⾰，你的政治主张会延续下去，⼩平同志，我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的改⾰家，他做了⼀件事，让这个改⾰不可逆，我不管你是谁呢，骂我也好，你恨我也好，你都得推着这个改⾰向前⾛，这才叫伟⼤的改⾰家。
当年因弹劾张居正被打得半残的邹元标受到许多⼈的推崇，张居正死后，邹元标两次担任要职，然⽽，当他看到吏治败坏，国势衰微时，不由得回想起张居正改⾰时的⽣机勃勃，提议为张居正平反，他说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家。著名的清官海瑞则给了张居正⼋个字的评语，⼯于谋国，挫于谋⾝，当明王朝国将不国的时候，万历皇帝的后⼈明熹宗、明思宗想起了昔⽇的功⾂张居正，给张居正和他的家⼈平反，以勉励⾂民，⼒挽狂澜，可惜已为时过晚，明王朝在耀眼的暮光之后，沿着衰亡的轨迹⼀路下滑，直到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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