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汉代的饰棺之法
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中心的长江沿岸汉墓中，常发现带有圆形小孔的鎏金牌饰，多在表面刻有精细的西王母、“天门”一类图像，常常与泡钉同出，这些精致的牌饰一般被认为是贴附于木棺上的棺饰。本文拟对这些鎏金棺饰在巫山汉墓中的使用情况略作分析，兼论汉代饰棺之法。 一巫山汉墓中的鎏金棺饰
2012年夏，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对地处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巫山县龙头山和水泥厂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40余件鎏金铜棺饰，包括圆形、龙形的薄片牌饰和伞状泡钉，均发现于朽烂的木棺遗痕附近。其中圆形和龙形牌饰上有圆形小孔，大小与泡钉吻合，基本可以确定是贴附于木棺的饰品。根据墓葬形制、陶器特征和铭文墓砖，出土鎏金棺饰的墓葬皆属东汉时期。
在巫山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常见同类鎏金棺饰[1]，大多收藏于巫山县博物馆[2]。一类是镂空的人形、龙形、朱雀形、阙形、西王母形、柿蒂形牌饰。巫山县巫福公路出土的西王母形鎏金棺饰，长17.3、宽11.7、厚0.05厘米（图一）。西王母像居中，龙、虎形象分列其左右，虎右侧为立于山峦上的羽人形象，
表面皆以阴刻线条刻画细部并鎏金，牌饰中央部位有用于穿插泡钉的圆形小孔。
另一类是圆形牌饰，以西王母及“天门”为图案主题，中央有小圆孔，可能是贴附于棺木头挡上的棺饰（图二）。龙头山墓出土的圆形牌饰，直径22.5厘米，牌面图案采用减地浅浮雕方式呈现（图二∶1、三）。双阙之间的天门下端坐一人，头戴笼冠，身着长袍，双手拢于胸前，肩后生羽翼；双阙左侧为凤鸟、右侧有九尾狐，天门之上有三足乌图案。一般认为图案中的人物是西王母形象[3]，巫山发现的其他圆形牌饰大多具有类似构图，唯西王母形象略有差异。有些直接在双阙之间、人物之上隶书“天门”二字，如巫山东井坎工地采集的鎏金棺饰（图二∶2）[4]。
圆形鎏金棺饰在巫山以外的三峡地区也有发现，如东汉中期的云阳故陵M8出土了鎏金圆形饰片和龙形饰片各1件，不过素面无纹[5]；云阳走马岭墓地、李家坝墓地等也出土了类似的鎏金棺饰[6]。
西王母形象是这类棺饰的重要主题。战国已有西王母之名，本为一位主知灾害的神祇。《山海经·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
DOI:10.13619/jki11-1532/k.2014.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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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巫福公路出土西王母形鎏金棺饰
司天之厉及五残。”[7]到西汉时期，或受到当时盛行的求仙之风影响，西王母渐被赋予了“不死”的观念，不但出现了“（后）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8]的传说，更在现实社会里掀起了信奉西王母的浪潮，《汉书·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9]
对西王母的信奉也影响到汉代的丧葬行为。在汉代人的观念里，信仰西王母可以不死，即便死后也可借助西王母升仙，而死后升仙的途径是“先死后蜕”，即所谓“尸解仙”[10]。这种升仙观念对汉代丧葬行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要用尽一切手段保护尸体不朽，除使用各类葬玉外，炼丹家所用的朱砂、云母、铅等物皆被用来雍尸；另一方面还要在墓室里营造一个想象中的仙境，于是西王母很自然成了墓葬装饰的主题。不过，东汉墓葬图像中的西王母形象已与《山海经》描绘的“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大不相同，变成了头戴巾帻或笼冠、面目慈祥、身穿汉式袍服的世俗人物形象，甚至龙虎座也成了不必要的构图元素。唯一区别于世俗人物的可能是肩上的羽翼及所处的环境，它与天门、双阙、九尾狐、三足乌及凤鸟等一起构成了汉代人想象中的仙境。
四川地区是画像石棺最为流行的地区，年代基本与上述鎏金棺饰的年代相同，地域也临
近，二者代表了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较为奢华的埋葬方式。
画像石棺和鎏金棺饰的木棺皆耗费较大，在汉代礼制中是一种高等级的葬具，即所谓“朱棺”、“画棺”，常被当做逾制或优赐在文献中被提及。如西汉哀帝时的宠臣董贤因遭弹劾而自杀，“（董）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颜师古注“画棺”曰“以朱砂涂之，而又雕画也”[11]；东汉初的功臣耿弇死后，“赐以朱棺、玉衣，将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营骑士三百余人送葬”[12]；东汉和帝追封梁竦，“诣京师改殡，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建茔于恭怀皇后陵傍。帝亲临送葬，百官毕会”[13]；汉末袁绍之父袁逢卒，“朝廷以逢尝为三老，特优礼之，赐以珠画特诏秘器，饭含珠玉二十六品”[14]。
但在实际丧葬活动中，对这类奢华石棺或木棺的限制可能并不严格，尤其在远离京师的四川和三峡地区。根据四川发现的部分石棺铭文信息，画像石棺的使用者除了少数为县令等低级官吏外，多数是没有任何官职的平民，但他们应该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有的可能是当地的豪族[15]。巫山鎏金棺饰的墓主人很可能也具有类似的身份。
巫山一带的盐业资源在汉代十分发达，据《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巴志》等记载，南郡巫县（今巫山）、巴郡朐忍县（今云阳）、临江县（今忠县）等都设有盐官，“其豪门家亦有盐井”。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刘琳注引《续汉书·百官志》：“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16]西汉时只有朐忍县有盐官，说明东汉桓帝时巴郡盐铁又有了发展。
据现代三峡盐业史的研究，与巫山相邻、位于大宁河上游的巫溪县有一处至少在汉代就已被利用的天然盐泉，云阳也是一个重要的产盐地区，并且很有可能是渝东井盐的起源地[17]。大
宁河古称盐水[18]，可能正因为它是一条盐业运
1．龙头山墓出土 2.东井坎工地采集
3.淀粉厂工地采集
4.北高塘工地采集
5.麦沱墓地出土
6、7.江东嘴墓地出土
8.烟厂工地采集
9.北新城公路工地采集
图二
圆形牌饰
输的黄金水道。巫山地处大宁河入长江处，藉此资源和运输之便，有可能产生一批非常富裕的地方豪门。鎏金棺饰的分布范围与这一带盐业资源的分布重合可能并非巧合，而是东汉时期因盐业而兴的地方豪族经济实力的反映。
二
汉代的饰棺之法
饰棺是古代贵族丧葬礼制的要求，“古人
于死人之棺木及其载柩之车，依天子、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装饰，谓之饰棺”[19]。今考古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棺饰遗存，多为附属于木棺的墙柳、荒帷类饰物。
在周代丧礼中，将棺运抵墓圹前，要对棺进行装饰，除了用织物将棺包裹严实外，还要给棺加上一个龟甲形的木框（“墙柳”），用丝织品围起来（“荒帷”），上面垂下五彩绸带和串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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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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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鱼等物，再用绸带将之与棺束紧。荒帷的颜往往五彩斑斓，并依墓主身份等级差异而绘有龙、火、黼黻等图案[20]，称为“画帷”。下葬时，墙柳、荒帷等棺饰皆一同葬于墓内。
按郑玄的解释，如此饰棺的目的是“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21]，既是葬礼中的一种公开展示，又可避免送葬者见到逝去的亲人而心生悲痛。其实，以墙柳与荒帷饰棺可能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模拟生前的居室，“既载，饰而以形，遂以葬。若存时居于帷幕而加文绣”[22]，故墙柳常做成四阿式屋顶的房屋形，上有尖顶，下有屋檐式的帷幕[23]。周代贵族墓多采用竖穴木椁式，在这个封闭的木椁内以墙柳与荒帷饰棺，正好可以将棺置于一个仿生宅的环境里，下葬后棺即被完全封闭[24]。
因此，周代的棺饰主要指墙柳、荒帷等棺上的附加设施，棺是要被封闭的，所以对棺本身的装饰无关紧要。考古发现的周代饰棺遗存已不鲜见，如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的棺旁发现了串贝和铜鱼[25]，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大墓发现了大幅的荒帷[26]，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荒帷等[27]
。以木框做成的墙柳虽然难以发现，但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和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铜帐构经复原是长方形的四坡顶结构，与文献描述的墙柳相似[28]。
入汉之后，这类棺饰渐为罕见，而直接在棺上装饰图案的“朱棺”、“画棺”屡见于文献及考古实物，四川流行的画像石棺和巫山一带的鎏金棺饰即是此类遗存。这种变化或与汉代墓葬结构的改变有关。
西汉时期发生了由竖穴木椁墓向横穴式墓的转变，发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墓内祭祀空间的确立[29]。横穴式墓是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及一系列耳室组成的地下空间，这种前堂后寝、左右仓储的配置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扩展了墓葬的内部空间，比起竖穴式木椁墓更便于模拟生宅，再以画像石、壁画等方式装饰墓壁，则墓葬建筑本身就承担了原来墙柳与荒帷仿生宅的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棺不再处于被封闭的状态，而是被展示在开放的主室作为墓内祭祀的对象，于是对棺本身的装饰就显得重要了。
由于墓葬结构的转变，饰棺之法在西汉时期发生了由墙柳、荒帷等棺的附加设施向棺本身的转变，这种转变到东汉时期基本完成。墓葬都是仿生宅的横穴式砖室和石室墓，墙柳、荒帷等设施不复存在，而以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形式装饰墓壁，同时注重对墓内祭祀空间的中心——
—棺进行装饰。
汉代的棺主要有木棺和石棺，分别以漆画和雕刻方式饰有复杂的图案。画像石棺主要集中于四川盆地及长江沿岸，年代从东汉至蜀汉时期[30]；画像木棺的使用更加普遍，不过由于难以保存，考古很难发现其遗存，上述巫山一带发现的鎏金棺饰正反映了竖穴木椁墓消失后出现的新式饰棺之法。
[1]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等《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
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巫山县双堰塘遗
真空注型机
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年）》，
第58～10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重庆市文化
局等《重庆巫山麦沱古墓第二次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
[2]重庆市文物局等《巫山博物馆——
—巫山出土文物》，第155～161页，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3]刘弘《四川汉墓中的四神功能新探——
—兼谈巫山铜牌上饰上人物的身份》，《四川文物》1994年第
2期。该文根据冠帽、坐具等特征认为人物形象与
图三龙头山墓出土圆形牌饰
文献中的西王母有差别，应该是墓主形象。虽然此类图像中没有方胜、龙虎座等西王母特征，但肩生羽翼似可否定其为世俗人物的推断。
[4]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等《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
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该文收录了14件巫山鎏金棺饰，圆形居多，其中3件有“天门”榜题，《考古》1998年第12期；另参重庆市文物局等《巫山博物馆——
—巫山出土文物》，第156页，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5]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等《云阳故陵楚墓发
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发掘报告集（1998年）》，第389～415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6]蒋晓春《有关鎏金棺饰铜牌的几个问题》，《考古》
2007年第5期。
[7]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二《西山经》，袁珂注引
郭璞云“主知灾害五刑残杀之气”，第60页，巴蜀书社，1992年。
[8]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卷六《览冥训》，第710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9]《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476页，中华书局，
1962年。
[10]葛洪引《仙经》：“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
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
仙。”（晋）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
第20页，中华书局，1985年。
[11]《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39～3740页，中华
书局，1962年。
[12]《后汉书》卷四九《耿弇传》，第718页，中华书
局，1965年。
[13]《后汉书》卷三四《梁竦传》，第1174页，中华书
珠光膜局，1965年。
[14]《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23页，中华书
局，1965年。
[15]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第255页，巴蜀书社，
2002年。
[1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
志》，第48～50页，巴蜀书社，1984年。
[17]孙华《四川盆地盐业起源论纲——
—渝东盐业考古的现状、问题与展望》，《盐业史研究》2003年
第1期。[18]（北魏）郦道元撰、（清）王先谦校《水经注校注》
卷三四《江水》“（大江）又东过巫山县南，盐水从
县东南流注之”，第789页，巴蜀书社，1985年。
[19]“（左传·文公十五年）齐人或为孟氏谋，曰：鲁，
尔亲也。饰棺置诸堂阜，鲁必取之。”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609～610页，中华书
局，1981年。
[20]《礼记·丧大记》：“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
三列，黼三列；素锦褚；加伪荒……大夫画帷，二池，
不振容，画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陈戍国
氢气炉《礼记校注》，第349页，岳麓书社，2004年。[21]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卷四〇《既夕礼》，郑玄
注，第7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2]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卷八《天官·缝人》，郑玄
注，第2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3]钱玄将棺饰复原为带有尖顶的四阿式房屋形
状，参见钱玄《三礼通论·名物篇·丧葬》，图90，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24]“乃窆，……藏器于旁，加见”，郑玄注：“器，用
器，役器也。见，棺饰也，更谓之见者，加此则棺asmk
血栓疏通机器是真的吗柩不复见矣。”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卷四〇
《既夕礼》，第7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
长安张家坡M170号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
1990年第6期；张长寿《墙柳与荒帷——
—
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五》，《文物》1992年第
4期。
[26]吉琨璋、王金平《千年奇遇的荒帷》，《中国文化
遗产》2006年第2期；吉琨璋等《山西横水西周
墓地研究三题》，《文物》2006年第8期。
[27]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第8～9页、图版四∶1，文物出版社，1985年。[28]张长寿《墙柳与荒帷——
—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五》，《文物》1992年第4期。
[29]黄晓芬认为祭祀空间的确立主要表现，一是祭
祀空间和埋葬空间的分离和独立，二是玄室顶
部的增高和扩大。参见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
究》，第92页，岳麓书社，2003年。
[30]同[15]，第243～246页。
（责任编辑：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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