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干青铜器的虎形造型及纹饰，分为立体雕虎、图案化的透雕式虎足和线刻虎纹三大类。其中最典型又最负盛名的,就是立体雕虎中的伏鸟双尾青铜虎。新干青铜器的虎形造型及纹饰，是商代青铜文化在江南的典型代表，既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又展示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新干；青铜虎；虎纹；文化意义
1989年9月，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480余件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农具、手工器具及生活杂器等,礼乐重器又涵盖鼎、甗、鬲、盘、豆、壶、卣、罍、瓿、瓒及镈、铙等十二类。无论是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还是铸造之精，纹饰之美，新干青铜器都堪称江南之最。特别是其中出现一些以往考古遗物中罕见的器形与纹饰，如虎形造型及虎形纹饰等，可谓独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新干青铜器的虎形造型及纹饰，是商代青铜文化在江南的典型代表，既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又展示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特风格。
新干青铜器的虎形造型及纹饰，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即立体雕虎、图案化的透雕式虎足和线
刻虎纹。其中最具典型又最负盛名的,就是立体雕虎中的伏鸟双尾青铜虎。这件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的立体雕虎，可以称得上青铜虎王。虎体通长５３.５厘米，宽１３厘米，高２５.２厘米，重６.２公斤。[1] P12青铜虎躯大颈粗，双耳竖立，凸眼横眉，龇牙咧嘴，表露出勇猛威武的神情。细察整体虎形,背直脊凸，腹粗略垂，四腿扑伏在地，举头平视，显示半蹲欲起之状，呈现静伏欲纵之势，内蕴一股诡谲仙逸之气。虎身遍饰花纹，内空无底，两条大尾巴后垂而翻卷，脊背上蹲伏着一只小鸟，小鸟尖喙圆睛,竖颈短尾。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神灵怪异，活泼端庄，形神兼备，不愧为一件国宝级的精美青铜工艺品。
蜡烛颜料除了这只写实性的圆雕全形双尾卧虎外，新干青铜器中其它的立体雕虎，全是鼎耳上的小型卧虎。小型卧虎都以立体的形式，出现在青铜器的耳部，有的还配有变形的透雕式虎足。鼎耳立体雕虎的造型，分别附在三件虎耳铜方鼎和九件虎形扁足圆鼎之上。三件虎耳铜方鼎当中，包括乳丁纹方鼎一件、兽面纹方鼎两件。乳丁纹虎耳方鼎也被列为国宝级文物。此鼎通高９７厘米，口纵４９.３厘米，口横５８厘米，重４９公斤。[1] P29斜折沿，方唇，口沿立耳上各卧一虎，卧虎竖耳凸眼，张嘴露牙，曲背屈足，尾巴后垂上卷。这种卧虎装饰在中原出土文物中未曾见过。另外的九件虎形扁足圆鼎，其中七件是虎耳虎形扁
足圆鼎，也是方唇斜折沿，口沿之上立双耳，耳上各卧一虎。另两件是虎形扁足圆鼎，其环状立耳上虽无卧虎，但二者同为虎形扁足。这些扁足鼎的虎形扁足基本相同，只是腹面纹饰稍有差别，扁足都呈现圆雕式的变体虎形，虎体舒展，尾巴上卷，末端收为尖钩形状，背曲足屈，目凸口张，露出三角形的利齿。这种造型奇巧而神异，是虎体的一种变形写照，透雕式图案看似介乎写实与抽象之间，实质属于写实性的勾画，并非纯抽象的图案。
光固化打印新干青铜器的虎形造型中，有的还被简化为线刻虎纹，广泛地装饰在礼器、兵器、手工器具及生活杂器之上。这种线刻虎纹包括虎头纹和行虎纹，它以虎体的一部分作为主题图案，装饰在曲内戈的内端和箕形器物的柄部。[1] P56新干青铜器的三件虎头曲内戈，其内后端弯曲成虎首形，虎首圆目张嘴，露出三角形锋利牙齿，虎面由卷云纹构成，圆睁的眼睛中镶嵌绿松石，虎的形象生动逼真。另有一件铜箕形器的柄部两侧，是一粗线条阴刻的写实侧面虎形，虎首低垂，张口吊睛，足略屈，尾后拖，作行走状。在新干青铜器中，使用最为频繁的环柱角兽面纹，实际上也是一种变形的虎头纹。所谓兽面纹，也称饕餮纹，它的构图往往呈现公式化倾向，成为各种实在的和虚幻的动物的集合体，实际上是古人融合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一种装饰性极强的纹饰。如果将它视
为写实性的艺术绘画，现实生活中确乎很难到一种与它完全吻合的动物。然而，这种想象出来的虚实结合的图案，终究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的。它的图案虽然已经综合化，但兽面顶角两侧的角型依旧有迹可寻，终归可以相互区别。动物抵角是区分其族类的主要标志之一，只要仔细观察图案中的兽面顶角，还是可以发现动物族类的最初原型。新干青铜器上这些具有神秘彩的兽面纹，人们称之为环柱角，其实是环柱状耳。虽然它的花纹形状多变，但一般都是尾部下卷，鼻额突出，咧口利爪，巨目凝视，雄严诘奇，俨然是老虎的形象。tt27.tvtomgro联系到同時同地发现的方鼎和扁足鼎耳上的伏虎，以及九件扁足鼎的虎形扁足，足以佐证这种新干青铜器中广泛使用的环柱角兽面纹，就是一种虎形图案。
青铜器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它在我国先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占有特殊的地位。相传我国三皇时代的伏羲就已铸造一只神鼎，而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也足以证明，商朝已是我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我国古代青铜器常常自铭为“宝尊”或“宝鼎”，它的制作与赠馈，常与王室贵族之间的会盟、朝拜、婚媾、宴享以及歌功颂德等礼制活动密切关联。它通常又被用作祭器，而祭祀活动在古代是沟通人、神，彰示人间统治秩序神圣化的重要手段，青铜器由此染上一层神秘彩。在一般情况下，一提起商代青铜器，人们就会首先想到殷墟；一提起中华文明，就会立即想到黄河流域。传统史学家的观点也认
70sec为，商代青铜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广袤的江南，史书称之为“荒蛮”、“服地”，缺乏发达的青铜文化。而实际上，作为华夏炎黄子孙另一母亲河的长江，它的两岸埋藏着多处神奇瑰丽的青铜王国。长期以来，长江流域的上古历史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中叶后，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湘江下游、安徽屯溪、四川广汉三星堆及江西新干大洋洲先后发现了四个青铜器，出土器物数量之繁夥、制作之精美、造型之奇特，可谓惊世骇俗。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时期，或比它稍晚一些，属于商代中晚期。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长江流域同时存在多个区域性青铜文化中心，它的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中原地区。就以新干青铜器而言，绝大部分区域特征鲜明，并非来自中原，是当地人所制作。联系到江西古铜矿遗址的考古发现，瑞昌商周矿冶遗址是目前世界上开采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古铜矿遗址，早在商代中期就已被发现并开采，它是江西青铜文明赖以生长的物质技术基础。瑞昌矿冶遗址出土的成套采矿工具，如木辘轳、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以及一系列采矿遗迹，表明商代江西人就已掌握先进的采矿技术，江西青铜文明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序列。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一起，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江西商代先民业已掌握高度发达的铜矿开采技术、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远在3000多年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它是相对独立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之外的另一个青铜文化中心。
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颇有特殊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虎的民族，早在上古时代，虎就被中国先民奉为神祇，对其顶礼膜拜。《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汉代以来，虎被尊为兽王，许慎《说文解字》释虎为“山兽之君”（即兽王），《三辅黄图·未央宫》将虎与苍龙、朱雀、玄武合称为“四灵”，被视为职掌东西南北四方之神灵，也有称麟、凤、龟、龙、虎为“五灵”。[2] P36虎又被视为正义的化身，被赋予除奸食恶及避邪等意义，《风俗通·祀典·桃梗苇茭画虎》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易翼述信》卷五亦说:“虎食害稼之兽，蜡祭中有虎，非恶兽也。”汉代画像石、画象砖中，常常刻有虎纹。南阳画像石就有“虎吃女魅”图，画像中刻有传说中驱除疫鬼的神灵方相氏，挺立姿势，前肢张开，一肢指天神穷奇，一肢指虎，当是指使穷奇与虎共食鬼魅。虎用前右爪按捺女鬼的右前肢，呈現张口吞噬女鬼的情状。虎又有威武勇猛的意义。《管子·形势解》：“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由于虎性的威猛，后世将其视为勇武的象征。周代勇猛的将领称为“虎臣”,勇士通称“虎贲”，出使山地国家要持“虎节”，战国至秦汉用虎形的信物作为发兵的凭证，称为“虎符”。此外，武官之服称为“虎服”，如薛季宣《从军行》诗：“谁乎幸际会，虎服而皮羊。”武士所戴之冠称“虎冠”，如李贺《荣华乐》诗：“峨峨虎冠上切云，竦剑晨趋凌
紫氛。”刻木为伏虎形的射礼用具称为“虎中”，如《仪礼·乡射礼》：“于竟则虎中龙旜。”边缘以虎皮为饰的箭靶称“虎侯”，如《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鵠。”绣有虎的帐幕称为“虎帷”，如《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为虎幄于籍圃”等等。中国古代器物凡以虎为修饰命名，或刻画虎纹的，几乎都与军事或武士有关系。
虎形造型及饰纹在江南青铜器频繁出现，其造型手法之丰富，装饰部位之多样，成为最具特的江南地域文化标识。在江南先民的文化习俗中，自古就有不少内容与“虎”密切关联。数千年前的上古巴人，他们的行军打仗、宴乐欢歌等主要社会活动，都能看到“虎”的身影。１９８９年夏天在万州红旗水库泄洪道巨石缝中发现的虎钮錞于，就是一种古代巴人的军中乐器，属于战国时期物品，如今已成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虎钮錞于造型精美独特，使用时用绳索悬挂在横梁上，用棒槌击打，音质低昂沉雄，用于宴乐、壮军威和指挥军队进退等。《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显示古代巴人的骁勇善战和能歌善舞。此外，涪陵出土西汉时期的虎形铜带钩，开县余家坝出土战国时期的虎纹青铜矛，还有虎纹青铜剑、虎纹铭文戈等，表现的都是古代巴人的崇虎文化。此外，虎形青铜器物在南方考古中还有多处发现，如三星堆遗址中曾有青铜虎形牌饰及虎形器物出土，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遗址中亦出土多件虎形器炉，时间在晚商至西周，春秋战国时
代的巴蜀青铜器物中也多有虎的形象出现。
新干青铜器的虎形造型及纹饰，标志它与中原青铜器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江西在江南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吴头楚尾，新干商墓所在地大洋洲，西越赣江大约２０公里就是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从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吴），至十九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于吴 (今江苏苏州)，传至吴王夫差被灭亡，约７００年的吴文化史，内涵极其丰富。表现在青铜器器形与纹饰的审美观念上，也是异常丰富而深厚：它传承中原器型的基本风格，既庄重、威严、规范，又敦厚、坚实、阔绰，同时又有极其鲜明的吴域地方特，往往立意新颖，以形传神，蕴含江南山水所独具的美感，即灵巧、柔媚、靓丽和清新之美。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卧虎青铜方鼎、虎耳扁兽足圆鼎等青铜器，与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较，在器具组合上有其明显区别，如礼器中的食器多于酒器、酒器中不见饮酒器等，而在造型与纹饰上，二者有一些相像处，但是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从未见过双耳上的卧虎造型。追溯此前商代青铜器的考古遗物，像新干青铜器耳上的卧虎装饰，仅在赣江中游吴城文化遗存中见过一例，即清江锄狮脑１８７５年出土的的扁圆虎足铜鼎，同样是青铜鼎耳上附铸立体雕卧虎，下支透雕虎形扁足。由此可见，以虎形作为装饰纹样具有强烈地方特，它是吴城文化中的青铜器装饰的特点。新干青铜器以立体雕动物造型附铸于礼乐重器之上的表
现技法，昭示吴越地区的先民们有着不同于中原居民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新干商代青铜器的虎形造型及纹饰，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证明这批青铜器是在当地铸造，属于土著的吴城文化，它的发现，极大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青铜器的器形与装饰纹样，尤其是礼器的器形与装饰纹样，最能反映出文化性质的异同，虎形纹饰广泛运用于新干青铜器装饰艺术中,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虽然早在原始器皿中已经出现装饰性的虎纹，商代青铜器又得到大量应用，如流失在海外的食人虎卣以及藏于国家博物馆的虎纹大石磬等，它们大多在江南考古中发现。新干青铜器虎形造型及纹饰的出现，说明当时的江南吴城文化已经发展为一支足以与中原商文化并存的地方文化。湖南湘江下游、安徽屯溪、四川广汉三星堆及江西新干大洋洲等江南青铜中心，彼此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器形与纹饰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在商代并不是商王直接控制地区，各地却都有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接受着中原商代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其大型方鼎、圆鼎、扁足鼎、羊首尊，与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同类型铜器相比较，大小、纹饰、形制都相近或一致。中原商文化对江南地方文化具有强烈影响，新干青铜器就是在中原商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器物造型与纹饰大都以中原青铜器为模本。但是，新干青铜器在
模仿的过程中加入地域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成为中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相结合的特别器物。这些青铜器有自身的特点，如器耳上饰以铜虎，器形纹饰与中原不同，考古专家们认为，从器物特点上看，新干青铜器并非来自中原，绝大部分为当地制作。它所表现出来的冶炼技术和工艺已经十分高超，某些铜器的铸造水平，并不比当时中原地区逊，其工艺发展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2硅酸铝纤维毡
虎形造型及虎形饰纹在新干青铜器如此高频率的出现，尤其是伏鸟双尾虎的出土，是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现象。这与新干的自然环境有关联，商代江南包括赣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应当是森林密布、猛虎出没之地，这里的先民们对虎既非常熟悉，也非常崇拜。虎是古代南方巫术宗教仪典中的主要标志之一，对部族成员具有重要的威慑意义和神圣的保护功能。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族、异部落是威慑恐吓的象征，对本族、本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青铜器喜以虎纹作为装饰的主题图案，古人以为虎可以襄助巫觋勾通神灵、勾通天地，从而达到求神祈福之目的。新干青铜器出现伏鸟双尾虎形神器，鼎耳上装饰卧虎，兽面纹为虎形图案，曲内戈的内后端也作虎头形，颇显神秘莫测，让人们觉得虎是当地先民们信仰的神物，虎是江南部落主要的图腾徽帜，是江南居民自然崇拜的集中体现。新干青铜器虎形装饰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是南方
土著居民在自己的图腾崇拜及风俗民情的基础上，对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进行加工改造用再创造的产物。
总而言之，新干青铜器遗存中的虎形造型及纹饰, 既有中原青铜文化的典雅大方，又具江南青铜文化的灵动神秘，这一文化载体折射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反映江南先民对图腾的崇拜及创造美的能力。新干青铜器遗存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批文物与吴城青铜文化属于同一系统，它既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装饰在附件上的虎形造型及虎形饰纹，显示其文化属性与中原殷商文化迥然有别，说明商代赣江流域有过一支与中原殷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化，有着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的另一政权，新干商代大墓的主人应当是土著人的最高统治者。关于其族属问题，考古专家们大致提出“越人”说、“戈人”说、“句吴”说和“虎方”说等四种观点，也有专家认为新干商墓的主人应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或方伯，文献中虽然不到清江、新干一带的方国名，墓主人当是方国之王，也有专家推测新干极有可能属于商朝方国“虎方”的所在地。这些谜团的解开尚需时日，尚待新干及江南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但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在中华民族的文明渊薮中，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具有产生文明的基础，探索长江流域的文明，对研究中华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意
义。长江流域发现的多处青铜器中心，已经改变了人们对长江流域乃至对整个商周文明的认识。分析新干铜器器的组合、器形和纹饰等，把握新干青铜器虎形造型及纹饰的文化内涵，归纳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特点，总结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传统，揭示其与中原青铜器之间的异同，以及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相互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南方和整个商代文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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